论李健吾笔下“漂泊者”的内在价值

徐越

摘 要：李健吾的前半生几乎都处在“四处飘零”的状态，曾经多次用“漂泊者”“游子”“浪子”等自喻。作者也总是将这种形象带入自己的作品中，其中剧作《这不过是春天》中的冯允平、厅长太太，《青春》中的田喜儿最能表现这种“漂泊者”的形象，本文旨在研究李健吾剧作中这种“漂泊者”的作者自身潜意识影射、其象征意义及时代性。

关键词：李健吾  漂泊者  内在价值

李健吾（1906—1982）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戏剧创作上，李健吾的代表作品有《这不过是春天》《青春》《以身作则》等近十部作品，并且相继出版了《咀华集》《咀华二集》《戏剧新天》等优秀评论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翻译了巴尔扎克、雨果的《司汤达研究》《宝剑》等作品，是集作家、文学评论家、戏剧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为东西方架设文化交流桥梁的和平使者。

与同时代大多数的作家相比，李健吾有着与众不同的身世，七岁那年就因为父亲投身辛亥革命的缘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随母漂泊异乡在北京读书，后又与老师朱自清赴法国巴黎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这种“四处飘零”的经历铸造了李健吾精神生活的深层品格，作为这种品格的投影，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影射着一个“漂泊者”的意象。

一、作者潜在意识的折射

李健吾的漂泊感与早期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在散文《梦里家乡》中说：“忽然一天，父亲——我很少见到他，他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把我和妈、姐姐，全接到一个大城——就是运城——里，住在一个有兵把着大门的衙门里。我神气得什么也似的，一下子变成了‘少爷。”①李健吾的父亲忽而由秀才成为将军，忽然由将军变成囚徒，又忽然从囚徒成为将军，父亲的命运沉浮也决定着幼年时期的李健吾，他由乡下的野孩子忽然变成城市的“少爷”，忽然又从“少爷”变成贫民窟的穷孩子。与此同时，李健吾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分别离他而去的悲痛苦难，这种非常态的早期人生经历铸造了李健吾内心发展的心性。童年飄零的感觉、失去亲人的体验、对于世事无常的认知，再加上心灵上的流动不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作家漂泊感的原始基因。这种幼年时期的遭遇往往成为了作者作品的底色。

在李健吾的文学创作中，这种“漂泊感”总是有意识地出现。直到耄耋之年，他仍在散文中写道：“像一根线似的，童年一直活在我心中，活在我的‘话剧里，可是家乡谁知道？多怪的梦！这就是漂泊者的梦！当初为什么漂泊也不知道，家乡还一直活在我的梦里！”①在话剧《青春》中，香草和香菊的就是作者现实生活中死去的两个姐姐的名字。足以可见，作者少年时期的漂泊感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漂泊”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李健吾整个的创作过程，而“家”或者“故乡”则成了寻找这个动态过程的终点。在《这不过是春天》中，冯允平回到了北平，而北平正是作者从小长大的地方，而且还曾将北平说成是他的第二故乡。而剧作《青春》中的“故乡”则具有地理和心理的双重意义，田喜儿内在的活力和自然的外在得到完美的结合，营造出了特有的温馨气息，在戏末尾田寡妇的“有话家里说，咝咝！回家去！”也表现了特殊的寓意，是作者“回家”这种归属感的具体体现，田喜儿和香草都成为了找到家的漂泊者。

二、“漂泊者”的象征意义

李健吾曾提到：“我初到巴黎的时候，为自己挑选的研究对象，一个是象征主义诗歌，那时在中国正在风行。”由此可见他对象征主义偏爱，与此同时，这种象征主义的熟练运用，对李健吾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形成和价值尺度的建立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作者善于探触人物的灵魂，着力揭示最能表露他们心灵隐秘和性格的内心冲突，并运用他感兴趣的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使人物深隐的复杂心理具象化。在作品《青春》中，田喜儿“一天到晚轻忽忽的，两脚不着地，一个劲儿地游魂”式的人物，他的漂泊不是来自于内心的空虚，相反，他从未失去过自我，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他对自己心爱的香草说：“好香草，香草妹妹！跟我走！跟我到省城去！到京城去！就你跟我，多好哇！”“明里不成暗里来，我要不了你去，我拐了你去。”他是一位找到家的漂泊者，作者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仅刻画出了田喜儿、香草、田寡妇等活灵活现的人物，而且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在这部剧作中，李健吾总是喜欢从田喜儿的口中说出“赶明儿”，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象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以及无限创造的可能性。

剧作中的“漂泊者”，不仅是作者自身潜意识里的影射，更是通过象征性的“漂泊感”构成了一个象征世界。而作者在创作中，又将“漂泊者”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灵魂的漂泊，一类则是肉体的漂泊。灵魂漂泊的代表者则是《这不过是春天》中的厅长太太，厅长太太从来没有离开过北平，在一个浮华世界当了十年的贵妇，娇生惯养、任性虚荣的生活却让她没有了灵魂，但是冯允平的突然到来，让厅长太太“心要跳出腔来”，她找到了十年前初恋、青春的温馨“故乡”，可是当她得知冯允平的革命者身份，却彻底失望了，感伤的、宁静的，一种灵魂在漂泊后产生的宁静，一种浪子回家后所感到的内心的宁静。另外一种肉体的漂泊则就是像冯允平这种浪迹天涯的革命家，显然具备漂泊者的外部特征，十年在外的漂泊生活已经练就了他把握自己的能力，他的内心已经不会为儿女情长的事情所困，对于革命者的身份，故乡也便成了祖国。也正是这两类的“漂泊”构成了作者完整的象征世界，象征着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的人，肉体或灵魂都没有一个家，象征着人的一生注定是要不断寻找，寻找自我，寻找灵魂。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注定了这种“漂泊感”的存在，以及他的存在价值。

三、“漂泊者”的时代性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政治性的时代，正如李健吾所说，“政治成了一块吸力最大的磁石”，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更是处于一种政治鼎沸的环境中，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原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无法适用于新的时代变化。于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漂泊”便成了最普遍的现象，无家可归的贫困者、空虚失落的阔太太、为了理想奔波的革命者，他们都在漂泊，在寻找心中的家园。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法在中西文化冲击的新文化环境中找到依存，身处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更加无法找到新的人生支点，无法寄托自己挣扎的灵魂，四处漂泊。无论是生存状况的困惑迷茫，抑或是心灵上的不安飘零，都致使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在文学上“漂泊者”的出现。比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成仿吾的《流浪人的新年》以及艾芜的《南行记》等等。还有表现精神漂泊的一类作家，鲁迅、郁达夫、钱钟书、许地山等优秀作家的作品也都体现了其对人生的切实感受以及对于漂泊异乡挣扎痛苦的情感。李健吾受鲁迅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他自己在文章中也提到过，“讲到写散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而鲁迅同样也拥有着别样的漂泊体验，鲁迅孤寂、陌生又疏离的人生体验，自然地会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比如在《故乡》中，鲁迅描写了儿时的“漂泊”生活，重温了幼年的田园时光，同时也揭示了故乡人的劣根性，以及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希望的思考。同时，鲁迅的作品集《朝花夕拾》 就是在他奔波流离于城市间的行程中所创作的。

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还有30年代的东北流亡者作家群。“七七事变”之后，他们在遍地烽火中踏上了漂泊之旅，颠沛流离，在抗日救亡的总主题下，分别进行了各具个性的艺术探索。萧军和萧红成为这个时期的代表者。萧红流徙于华北、西北、华中、西南诸地，正是这种历史和身家的动荡，展现了自己的艺术才华，在描写对故乡的思念之情的同时透露出自身漂泊的无奈与苦痛。李健吾剧作《这不过是春天》里的冯允平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了理想而四处奔波的革命者，也正是这个时代的特有产物。由此可见，这种“漂泊”是具有时代性的，并且这种时代性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繁荣。

在这个时代中，“漂泊者”作为李健吾作品中个性与共性的存在，具有他独特的内在价值，不仅是他自身经历的影射，也同时具有象征性和时代性的意义。他关注内心的悲哀与伤感，灵魂的漂泊与挣扎，在那个时代的文化洪流中，李健吾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景色，成为我国戏剧史上不可多得的存在。

注释

① 李健吾.李健吾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99-1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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