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困境———以耶利内克《钢琴教师》与张爱玲《金锁记》为例

陈骏飞　袁　秀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困境
———以耶利内克《钢琴教师》与张爱玲《金锁记》为例

陈骏飞袁秀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摘要：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凭借《钢琴教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小说与张爱玲的《金锁记》在描写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对变态的母女关系、社会对女性的全面压制等主题进行了夸张和典型化处理，深刻犀利地批判了现实社会，对女性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

关键词：耶利内克张爱玲女性主义男权社会生存困境

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feminism)概念泛指争取、维护女性权益的活动。其衍生品为诸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文学批评以及妇女解放运动。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Jelinek）就被视为女权主义运动作家和代言人，2004年凭借其文学作品《钢琴教师》揭露“社会上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钢琴教师》成功地塑造了女钢琴教师埃里卡作为一名知识女性，试图反抗社会加在她身上的桎梏，直面现代男权社会中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在遥远的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苏青、张爱玲等作家为代表的中国女性主义小说，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勾勒出一幅男权社会中女性生存困境的画面。不少女性作家从自我生命体验出发，反对传统礼教、男尊女卑和处女贞洁道德，追求独立人格和维护女性权益而创作小说。其中张爱玲创作于1943年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为我们展现出了女性丰富多彩的情欲世界，揭示了中国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对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深刻反思。

不难看出，这两部小说以母性的禁锢、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疯狂为主题描写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本文试图从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钢琴教师埃里卡和曹七巧的视角出发，探讨作为一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一、作品中男性角色的弱化和被描述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压抑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家长要么隐匿在文本之中，换言之“弱化”，要么呈现在文本之中，但即便如此，男性家长身上所体现的“去势”性特点仍一目了然。张爱玲惯用这种“去势”手法来描写对父权的鄙弃。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猥琐无能、狂嫖滥赌、肢体残缺的男性形象。男权社会所崇尚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等英雄气概不复存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应属《金锁记》里的姜二爷。出生于豪门大户的姜二爷，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尽管如此，他依然处于两性世界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张爱玲通过这类男性形象的塑造，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父权体制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在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中对男性形象也有着“弱化”或“去势”的相似描写。小说共涉及三个男性人物，即女主人公埃里卡的父亲、表弟和情人克雷默尔，而作品对这三位男性都着墨不多。埃里卡的父亲因发疯被送到精神病院，从未真正出现过。表弟作为埃里卡女性主体意识复苏的引子仅被提过一次。情人克雷默尔在小说中尽管出场次数较多，但始终处于被引导的从属地位。这种以女性为主体的描写，一方面表明张爱玲和耶利内克拒绝把女性角色片面地安置在男性附属的位置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她们的男权颠覆意图和独具特色的女性意识。

而在一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精神压抑或身体摧残司空见惯。宗法父权意识长时间渗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对女性心理与人格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甚而造成女性群体潜意识的病变，给女性以精神上的压抑和肉体上的禁锢。圣人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是针对男性而言；“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将女性牢牢囚禁在男性道德规范的牢笼里。女性对情欲的需求被说成羞耻和罪恶，压抑情欲便成为男权社会对女性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张爱玲和耶利内克都清醒地认识到情欲本身是人的本能需求，原始的本能需求是最本真的人性流露和显现。为此，作家笔下的人物所具有的强烈的情欲被压抑着，得不到满足，借此使得最真实的人性通过小说描写得到了还原，作品所蕴含着的批判张力得到充分展现。下面首先来看看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女性形象。

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年少时她勤劳、泼辣、开朗,身边不乏追求者。她的想法很简单，一门心思想找个喜欢她的男人，生儿育女。但因宗法父权意识，她被哥哥卖到豪门望族，嫁给了患软骨症的姜家二少爷。他“整天躺着，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在姜公馆这样一个被男权文化深深打上了烙印的环境里，七巧感到压抑、

窒息和屈辱，同时愤懑与不平之火也在心中燃起。她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她放肆尖刻，口无遮拦，无所顾忌；她抽鸦片，勾引小叔子，强留儿子长白整夜待在自己的屋中，想方设法破坏女儿长安来之不易的幸福……曹七巧对现实世界的极度恐惧，使她变得歇斯底里，最终人格分裂。如弗洛伊德所说，女性的歇斯底里化往往会将潜意识层中的攻击本能发挥出来，对他人或自身造成伤害———向外攻击则毁灭他人，向内攻击则自我毁灭。曹七巧就这样，被宗法父权体制推入了深渊。

与曹七巧境遇相似的地方也反映在《钢琴教师》中。小说主角埃里卡长期处于情欲无法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压抑的状态之中，受虐倾向在其身上明显凸显出来。弗洛伊德说过：“主动性虐淫，亦即施虐狂，其根基很容易在正常人身上发现。大部分男人的性活动包含攻击性———征服欲。其生物学意义似乎在于，在向女人求爱时，这是战胜性对象抵抗的需要……同样，受虐狂包括对性生活和性对象的任何被动态度。其极端的情形则表现为，通过性对象使自己遭受到身体或心理的痛苦而获得满足。”小说《钢琴教师》里的埃里卡生活在一个“女儿国”环境之中，因父亲的缺失，家中强权专制的母亲造成了埃里卡性别意识混乱。她无法像常人那样享受美好的少女时代和甜蜜的爱情，因此她只能通过另类的途径去探索性别和欲望上的秘密。作者用冷峻的表现手法，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狂热的、歇斯底里式的病态行为的埃里卡———她随手偷窃自己从来不用的东西；为得到套裙，她向校方告发女同学卖淫行为；出于嫉妒，她将碎玻璃片放进与克雷默尔相处的女同学的大衣口袋里，使得女同学这双演奏长笛的手遭到损伤，影响演奏；她跟踪观看色情剧照的男学生，并突如其来地在他们面前现身；她冷静观看高架桥下正在表演的色情场面；她只身出入色情电影院；夜间，她潜行野合场所；她甚至用父亲遗留下来的刀片切割自己身体的私处，以获片刻满足等等。埃里卡为发泄自己被压抑的情欲而采取的种种自虐变态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满足，所谓惬意舒适之感也未产生；相反，肉体痛苦、精神绝望。这所有的一切跟她那高雅的钢琴教师身份，形成巨大反差。正如耶利内克在谈到主人公心态走向畸形的原因时说:“她那遭受压抑的性欲在偷窥中得到发泄，她只是一个不能正常享受生命和欲望的女人。但就拿观看色情表演来说，也是男人的特权。女人只能成为被看的对象，没有主动观看的权利。”读至此处，读者心中一种震撼之情油然而生。

二、小说中异化的母女关系

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菲勒斯”（Phallus），它指涉一种父权隐喻和象征。在拉康看来，由于家庭中父亲的不在场，母亲欲望对象(父亲———“菲勒斯”)的缺失，便将儿女作为自己欲望的对象，借此填补菲勒斯缺失所产生的空白。家中母亲不是母性温柔一面的展示，而是处处显示其作为操纵者霸道的专制。无论是埃里卡，还是长安都像男权社会中普通女性一样，扮演着强权者科胡特夫人和曹七巧分配给她们的角色，不得违抗。

《钢琴教师》埃里卡年近四十，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每天她必须和专制暴戾的母亲共睡一床。母亲把艾里卡看做自己的私人物品，要求她按时回家，稍有怠慢便对她呵斥，甚至体罚。母亲检查女儿的公文包；母亲为了购置理想房子，不许女儿添置衣服首饰等，为此与女儿发生争持，乃至大打出手。“从母亲第一次发现权利以来，她一直喜爱权利”。母亲失去丈夫后只有很少的退休金，但她又想换宽大私人住宅，同时她又害怕自己突发疾病无人照顾，便毫不犹豫把女儿据为己有。她“时刻从经济学角度计算自己的投资,计算女儿的使用价值和能带来的收益”，并且“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不逃开，要尽可能使它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动”。母亲为埃里卡设计了“天才钢琴家”的人生道路，要让埃里卡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钢琴家。当女儿没能做到，良母的热望一下子转化成暴君式冷酷，母亲成了一个“被人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中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于一身的人”。母亲总是向埃里卡灌输男人的爱情会毁了她钢琴事业的观点，对女儿严加防范。“我们就两个人过，我们谁也不需要男人”。《钢琴教师》以这种悲惨的行为方式揭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取代父权之后的母权对女性的迫害更加惨烈和悲哀。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将女性的社会独立和权利的获得与女性的身体、文化传统、情欲、现实处境编织起来，通过埃里卡在母女关系上种种不合常规的表现，对男权世界的不满和愤怒跃然纸上，女性成长和生存的困境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示。

生理上受到男性欲望的操控，在家庭生活中局限于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价值遭到贬低。从小说世界走出来去观察当今社会现状，21世纪女性主义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许多妇女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有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不受男人支配，自我意识明显。“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成为过去式，妇女们在社会各行各业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实现着自己的个人价值。但是，女性的传统意识仍旧根深蒂固：一方面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具有一定主体意识的女性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仍难以割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想法在社会阶层中仍有一定的市场，也赢得不少女性青睐。这说明传统的意识还在作祟。重读这两位女作家的这两部小说，从这个意义上看，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两位女性主义作家在作品中关于女性生存的探讨，不仅反映了她们的女性主义意识，而且对生活在21世纪的女性以何种姿态立足于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尤其是，对于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如何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身份定位与自我价值认定的社会问题上，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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