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诗论中的神、诗、人

江源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柏拉图诗论中的神、诗、人

江源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根据柏拉图对世界（神）、作品（诗）、作者（人）的不同态度，其诗歌理论可以划分为两条线索：第一条以“理式之神→回忆之诗→迷狂之人”说明“诗”是好的文艺，是表现善、美和真理的方式；第二条以“人化之神→摹仿之诗→清醒之人”说明“诗”是不好的文艺，是对心灵低贱部分的摹仿，必须被赶出理想国。柏拉图所赞同的“诗”是第一条线索下对理式世界的复制转述，需要在“迷狂”状态下对心灵深处进行“回忆”。但他的“迷狂”不完全等同于“灵感”，不需要诗作者自身的天才的艺术创造力，而是以“诗”作为媒介代神说话。这种诗论贬低了第二条线索中诗的存在方式，忽略了诗歌艺术自身所具有的魅力，也剥夺了诗作者在诗歌活动中的创造主体地位。

关键词：柏拉图诗论神学

一、理式之神与人化之神

柏拉图对世界的理解体现在他的神学观之中。在他的神学观中存在两种神：第一类是具有凡人性格特点的奥林匹斯诸神，即“人化之神”；第二类是他真正所尊崇认信的“理式之神”———得穆革(Demiouge)。柏作品中所谈到的奥林匹斯诸神的形象来源于希腊神话故事，大约产生于公元8世纪以前，在古希腊早期口头相传的基础之上形成基本规模，后来在《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其他诗歌、戏剧、历史、哲学等著作中被系统化，并被记录下来。由于起源于古希腊的早期民间故事，这些神一出生就被赋予了人的形象。柏厌恶这些神身上的人的属性，曾在作品中多次抨击《荷马史诗》中神的贪婪、狡诈、丑恶。他认为神应该是至善至美的存在，是一切好的原因，而不是坏的原因，所以在构建理想国的过程中他放弃了当时普遍信仰的奥林匹斯诸神，开始塑造一名新神。《理想国》中柏在对“床”的理式的论述中提到了一位无所不能的工匠神（The Craftsman God）。在他的晚期著作《蒂迈欧篇》中，柏对这位工匠神进行了全面的论证。他认为我们的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而创造一切的神，柏称之为Demiouge(音译：得穆革，意为创造者、巨匠),或万物之父。“得穆革”按永恒不灭理式创造同一母体和摹本,犹如工匠按床的范型制造一张张具体的床。“得穆革”是唯一的，最善的，是完美无缺的神。至此柏拉图的神学开始了由多神论向一神论的转变。

柏拉图“神创世界”的思想是符合当时古希腊人的普遍理解的，但是他有意与当时主流的人化奥林匹斯诸神诀别，希望通过塑造完美的新神来维护神是至善至美的起点的纯洁性和永恒性。柏急切渴望改变当时混沌的社会状况，政治无序，法律败坏，精神堕落，信仰出现危机，质疑神的真实性，无神论开始流传。作为一个有神论者的柏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试图通过树立“一神论”的神学观，相信唯神是绝对善的标准来对一切事物进行判断，来改造当时民众对神的态度。只有建立一套统一的、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才能建立一个善的城邦、一个理想的国度。柏拉图的神学观受到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很大，前者是虔诚的有神论者，而后者是神秘主义的坚实信徒，其灵魂转世说对柏的回忆说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

柏拉图之前，苏格拉底就已经开始了由“多神论”向“一神论”转变的努力。苏所信仰的神便是唯一的理性神，是“一”和“善”，是无处不在的，同时也安排一切。苏格拉底的新神和新思想深受当时年轻人的喜爱，却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同，反而遭到了当权者的嫉恨，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苏的死对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继承了苏的神学思想的柏必须寻求新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一神论”，否则他便只能改变自己的神学信仰或者继续与当时的主流神学为敌。柏看到了年轻人身上的巨大潜力，作为国家未来的新生力量，如果当前的社会已经无药可救，那么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以年轻人为主要群体的未来社会之中。苏死后柏开始了他的游学之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写下了重要的《理想国》。柏认为一个良好的城邦必须由“哲人王”领导，而哲人王以及城邦居民的教育问题是一桩大事。谈论“教育”是《理想国》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全书第二卷后半部以及第三卷都在讨论护卫者的教育问题。第六卷和第七卷涉及了哲学家以及哲人王的教育学习内容。柏不认为当时的城邦的治理者能够成为理想国的领导者，他们无药可救，而对于他自己他也谦虚地称自己只是一个爱知识的人而不是一个智慧的人。他心目中理想国的合格居民应该是接受正确、优良的教育，避免社会混沌气氛的影响的年轻人，而哲人王则需要经历更严格的考验。

柏拉图的教育分为两个层次，通过“辩证法”人们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而达到事物的本质，超越可见世界进入可知世界，并最终登上可理智知事物的顶峰，掌握事物的“理式”。但是柏承认学习辩证法是困难的，而且年轻人容易在体会辩证法的过程中沉浸于辩

论争斗的快感而“损坏了自己和整个哲学事业在世人心目中的信誉”。①所以在学习“辩证法”之前，需要进行一些预备科目的学习，包括音乐（以诗歌为形式的关于神和英雄的故事）与体育。“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①柏拉图认为儿童阶段的文艺教育是最关紧要的。神的形象需要在音乐教育中被重新塑造，“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①更不是坏的原因。“应当不把他们描写成随时变形的魔术师，在言行方面，他们不是那种用谎言引导我们走上歧途的角色。”①诗歌应该写出神之所以为神，即神的本质来。对于诗歌中讲故事的形式，诗歌和曲调的风格、节奏，柏拉图都进行了必要论述并要求被固定下来。

柏拉图不厌恶诗，相反他十分热爱诗歌。他的作品之中也常常透露出一种诗的韵美。同时诗是他实行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是重新塑造神的形象的重要工具，是儿童接受“理式”知识的普遍媒介。“辩证法”让少数人掌握真理，“诗”让大多数人感受真理。柏希望大众，特别是年轻人通过诗歌去认识他神，由“多神”向“一神”过渡。诗歌教育是学习辩证法的前提，而“一神”的信仰是展开“理式”的前提。柏的方式比苏要婉转，他并没有直接建立一个唯一的新神让其他人去信拜，而是先将大众视野中已有的神的形象进行性格的统一，明确所有神应该具备的神的样子，再将具有统一形象的多神规划成“一”，最终树立一个唯一的神，而完成这一工序的中介便是诗。

二、回忆之诗与摹仿之诗

柏拉图看重诗，好诗与坏诗必须被严格区分。他认为有两种诗，“一种是理式的摹仿的摹仿的文学艺术，一种是完美的灵魂对最高理式回忆所产生的文学艺术”。②前一种诗是对可见世界的临摹，与真实“隔了三层”。后一种“代神说话”是“灵感”的产物，是“迷狂”之中对“最高理式的回忆”。“回忆之诗”需要在理想国中被推崇，而“摹仿之诗”必须被赶出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两次攻击“摹仿之诗”。第二卷中，他认为诗歌塑造了不良地神的形象，是对神的歪曲和诋毁，认为诗对儿童产生了误导而应该被重新书写。在第十卷中他更为集中地提出了诗是“摹仿之摹仿”，而“摹仿术和真实距离是很远的”，他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们的诗的作用在于“激励，培养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柏讨厌“摹仿之诗”，理想国的儿童教育只能采用“回忆之诗”。柏拉图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正确理解都是通过“回忆”实现的。《美诺篇》中柏以一个没有任何算术基础的童奴能够学习几何的事例说明知识是人心中固有的，只是需要在生活中通过辨析引起回忆而已。在《斐多篇》中，他将“回忆说”与“灵魂不灭说”结合起来，认为人在出生以前灵魂已有了理式的知识，只是灵魂在于与肉体结合出生之时忘记了。出生之后通过对一些具体事物认识，并加以启发，人们便能回忆起这些具体事物的知识。正如看到一个人的肖像或他的用物时回忆起这个人一样，人通过对美的花、美的人等具体的美的事物，便回想起绝对完美的美的理念。柏并不讨厌摹仿，而是厌恶摹仿得不够完美，反而还扭曲改变了它的原样。他觉得诗应该是对理式世界的完美复印，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回忆”。但是诗的回忆与知识的回忆不同，知识的回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生活经历中通过不断的辨析而实现，而诗的回忆需要激烈的“迷狂”。在《斐德若篇》中，柏谈到诗神“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原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7]柏只认可“迷狂”状态下的诗，迷狂之人回忆灵魂之中的知识，并以诗的方式对理式进行模拟，创作“回忆之诗”，还原事物本身的模样，从而再现纯粹、永恒的理式。但是这种通过回忆而得到的诗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人的创作，不如说是神的启示。柏拉图并不在乎诗人本身是否具有创作诗歌艺术的才能，在他看来即使诗人再有才华，他的“诗的艺术”也比不上“迷狂”之下的诗。诗人所掌握的“诗的艺术”并不能给诗带来生命力，而迷狂的诗人成为了神的代言人。

柏拉图的诗是为“理想国”服务的，他选择“回忆之诗”说明他已经完全抛弃了诗歌作为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诗人的“灵感”已经不再需要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天才的敏感的捕捉力，而仅仅通过“回忆”就够了。那么诗歌也就没有创作的意义可言，它不过是对神的抄袭而已。柏拉图的这种诗学观与他自身对诗歌的喜爱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来源于他所推崇的哲学理念与内心情感的冲突。在文艺与理想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也就不得不割舍对所有非理性事物的情愫，而继续坚持他的“理性之诗”。

三、迷狂之人与清醒之人

柏拉图在“迷狂说”中提到了两类人：一类被诗神附体，看似迷狂；一类站在诗门之外，看似清醒。而在柏拉图看来，迷狂之人虽然表面上处于一种痴迷的状态，但是因为他们通过神的启示重新回忆起了事物的原型，把握了世界的真理所在———理式，所以他们才是真正清醒的、理智的。但是他们的理智因为与当时的时代主流意识相违背，所以成了时代环境下的“迷狂之人”，成了大众眼中的傻子、疯子。那些表面上神志清醒的人，他们通过高超的搬弄是非的手段，蒙蔽了民众，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引导着社会的意识流向。他们活在可见世界中而不自知，妄想以“洞穴人”的眼光掌握知识与真理，其实被洞穴中的投影欺骗了自己，永远不可能看到真实的世界。柏拉图眼中的“智术师”和“诗人”便是这样一类人。所谓的“诗歌之门”成了分割理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板，迷狂之人活在

诗门之内的理式世界中，而清醒之人活在诗门外的现实世界中，并试图借用“模仿之诗”所营造的“模仿的世界”来迷惑大众。

柏拉图对迷狂之人与神志清醒之人的划分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态度，在他看来不理智的清醒之人是多数，而理智的迷狂之人却是少数。不理智的人无论他们的语言多么华美，辞藻多么华丽，他们写的诗多么让人兴奋、激动，如痴如醉，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写不出理式，却把现实当做真理，而柏拉图对现实是失望的，对当时的人也是失望的。

柏拉图的诗歌理论便是以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方式描述了两条线索：“理式之神→回忆之诗→迷狂之人”是他构建的理想国中诗的存在方式，这种诗是永固的、不变的，是永恒的真善美。为了达到绝对的理式，柏拉图甚至不惜抛弃了诗作为艺术本身的属性。而“人化之神→模仿之诗→清醒之人”则是他对现实中的诗的反思。

注释

①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12,70,75, 81.

②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6.

③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18.

参考文献

[1]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刘小枫.《王制》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吴春生.论柏拉图攻击文艺的神学缘由[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七巧成功地把女儿留在身边……七巧也暂时不陷入‘众叛亲离’的孤独绝望之中”。对于女儿长安来说，七巧扮演了“一个病态母亲和男性家长的双重角色”。金钱是病态母亲控制女儿的令牌，压迫性的宰割则是代替男性家长行使权威的显示。二者并用，实现了对女儿的控制和压迫，让长安得之不易的幸福瞬间化为泡影。

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论身在何方，处于什么时代，只要在男权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这些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必然受到男权的异化，必然决定了跨越时空的女性悲剧不断上演。

三、结语

经分析，这两部作品存在如下差异：被冠以女性主义作家称号的两位作者在对待女性主义的态度上不尽相同。张爱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女权主义者，这跟她的出身及成长环境密不可分。在她看来，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是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表达不够系统，理论性不强，对男权社会的评判也并不彻底。与张爱玲不同，耶利内克的女性主义思想境界则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坚定，追求男女双性的兼容，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性”才能和“女性”才能的结合，从思想上达到两性统一。她强调女权运动不应该像埃里卡和克雷默尔那样，只是醉心于权利争夺，从男权支配的极端走向女性中心的极端；其结果反而使女性被异化，处境更加不堪。女人只有成为女人，回归本源，才符合人性发展的正常要求。就这一点来说，耶利内克坚持女性主义，却又反对极端女性主义。这种见解符合自然宇宙规律以及时代发展潮流。

在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两部小说中女主人公都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心理上受到男性标准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