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与文明的碰撞——论梅里美的《卡尔曼》与《高龙芭》

黄 菊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外国语学院

梅里美是19世纪一位具有浪漫主义艺术品格的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法国中短篇小说的第一位大师”。他的小说以强烈的叛逆精神、瑰丽的异域风光、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新颖的艺术构思著称。在代表作《卡尔曼》和《高龙芭》中，他独具慧眼地描绘了原始蛮荒的异域世界中具有野性特质、强悍不羁、率性自由的异质女性，表达了对文明、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一、自由女神《卡尔曼》

《卡尔曼》（又译作《卡门》）是梅里美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主人公卡尔曼的艺术形象一直驰骋于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是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最为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

它讲述的是西班牙青年唐何塞在骑兵团任职时，一天，他负责押送一个妖艳泼辣的名叫卡尔曼的年轻吉卜赛女郎到监狱。在路上，卡尔曼引诱唐何塞帮助他逃跑。作为报答，她成为唐何塞的情妇，后来又让他也加入走私帮，但卡尔曼放荡轻浮的品性让他们两人相处时有矛盾冲突。不久，卡尔曼又爱上了一个斗牛士，唐何塞哀求卡尔曼继续爱他，并劝说卡尔曼和他一起到美洲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卡尔曼断然拒绝。唐何塞绝望之下把卡尔曼杀死，随即去自首，最终被判处绞刑。

吉卜赛民族四海为家，世代流浪，固执地沿袭着他们的民族传统，排斥定居文明的同化和世俗的羁绊。他们自然质朴，自由不羁，热情奔放，他们没有祖国，没有法律，无视文明社会的道德。作为流浪民族的一员，卡尔曼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敢作敢为，她蔑视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以触犯它为乐事：因工厂女工的一句“魔鬼的门徒”产生口角，她便持刀行凶；她不惜以肉体为筹码，走私行骗；以美色诱惑，骗取商人的钱财；顺手牵羊地偷走旅行者的金表；最终还为了爱情和自由丢掉了性命。

她反抗这个排斥吉普赛人的文明社会，称之为“卖烂橘子的国家”，[1]434她认为“天堂不是为我们准备的”，[1]423她嘲笑那些不敢越出道德樊篱的庸人，揶揄遵循文明社会规则的唐何塞为“金丝鸟”。[1]440在她看来，“我要的是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453“自由就是一切，为了少坐一天的牢，他们会把整个城市烧掉”。[1]436她的爱情直率而质朴，无拘无束，当她爱唐何塞时，她率性表白、悉心照料受伤的唐何塞；当她不爱他时，她绝不曲意逢迎，委曲求全，而是宁死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我已经不再爱你了……作为罗姆，你有权杀死你的罗米；但卡尔曼永远是自由的，她生是加莱，死也是加莱。”[1]458她直瞪双眼，一声不响地死在唐何塞的刀下，让人们看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悲壮。

卡尔曼和唐何塞之间的博弈冲突是野性与文明的冲突。这个野性难驯的吉卜赛女子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与唐何塞这个“文明人”之间充满着矛盾，她曾对他说：“狼和豹在一起是过不了几天的。”[1]441她虽言行粗俗野蛮，但对照文明社会中刻板麻木、懦弱畏缩的伪君子，她充满原始气息的“野性”形象更能体现人格的尊严和追求自由之勇气，更能表现人天性的本真和率性。“她那饱蕴蛮荒气息的生命存在状态，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人性的威严，一种生命的庄严和无拘无束。”[2]81-85在这个烈性女子的映照下，唐何塞这个来自文明社会的男子显得苍白无力，他代表了文明社会道德对人的天性的戕杀和自由的剥夺。

在《卡尔曼》中，梅里美明确提出了文明与野性之间对立的命题，“他把卡尔曼这个自由的、粗犷的吉普赛人的典型，和虚伪、苍白的文明社会人物相对照，把她的非法活动、骇世惊俗的生活态度，与社会法律、传统观念相对立，让她以勇敢的忠于自己的死超越于文明社会之上，让这个“恶的精灵”在那个社会的凡夫俗子面前闪闪发光”。[3]461

二、复仇女神《高龙芭》

《高龙芭》的复仇故事发生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科西嘉岛上。滑铁卢战役后，年轻军官奥索中尉退役返回家乡科西嘉岛。两年前，他的父亲被有权有势的村长巴里契尼父子谋害致死。奥索有一个美丽聪慧、爱憎分明的妹妹，叫高龙芭，她一心想让哥哥为父报仇，然而，奥索长年在外受到军队的教育和熏陶，他认为“血亲复仇”是一种野蛮风俗的残存，且父亲之死谋杀证据不确凿，他不愿鲁莽复仇。高龙芭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安排，最终激起了哥哥的复仇之心，导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复仇的戏剧，报了杀父之仇。

19世纪时，科西嘉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荒蛮之地，资产阶级文明还未征服这个荒蛮的海岛。科西嘉人有自己的风俗、语言、文化与法律，古朴的中世纪野蛮民风在当地依然存在。血亲复仇是科西嘉人世代相传的古老遗风，通常由儿子承担家族复仇重任。高龙芭忠于家乡古老的风俗传统，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她一心想为父报仇。她总是依着科西嘉人自然的本性行事，不在乎所谓“体统”，她只讲科西嘉人的良心和道德，而罔顾文明大陆的法律，也罔顾当权者的法纪和权威。奥索十分了解他的妹妹，他深知：“如果不是野蛮的教育使她养成一种偏见，认为报仇是我这个做家长的事，与我的名誉相关的话，巴里契尼父子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1]296科西嘉的人们都认为：“科西嘉没有法律。”“不相信王家法院的推事而只相信一支好枪。”“如果一个人有仇家，就必须在三个s之中做出选择，也就是在步枪(sehiopetto)、匕首(stiletto)和逃走(Strata)中做出选择。”[1]276因此她千方百计激发哥哥的仇恨，要哥哥杀死巴里契尼父子以报仇雪恨。但奥索总是寄希望于法律，希望通过文明的法律为家族主持正义公道，而高龙芭屡次揭穿仇家的阴谋，让奥索对所谓公平正义的法律失望。直至高龙芭利用割伤马耳朵来诬陷是巴里契尼家挑衅时，奥索还是坚持等待警察和狱卒来处置。可是，巴里契尼父子竟然对这位文明的军人进行伏击，奥索终于在受伤后自卫反击，击毙对方而复仇。当所谓文明的法律不能给科西嘉人公正时，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法律来维护正义。

高龙芭是个“地道的科西嘉人”，[1]295而奥索“这个野人已经太文明了”。[1]295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奥索游移反复，辗转不已，而“狡猾”的高龙芭则循循善诱，把他往复仇的道路上引，直到把他逼到墙角，没有退路，正如他所说：“一旦带我引到悬崖边上，我感到头晕目眩之时，便将我推进深渊。”[1]296在奥索这个被大陆文明熏陶过的军人身上，科西嘉人的野性已经几乎完全退化，他总想着通过文明的决斗或者由当权政府和司法部门查清事实真相，从而将仇家绳之以法 。

梅里美在有意把具有几分原始野性的科西嘉岛民和受大陆文明熏陶的人物加以对照，他刻画前者的强悍个性，反衬后者的优柔寡断；前者疾恶如仇，生机勃勃；后者因循苟且，苍白无力；前者是人类的天性、本性，而后者则是天性的“蜕化”，个性的泯灭。

卡尔曼和高龙芭与文明社会的典雅女子迥然不同，她们美丽难驯，聪慧果敢，有勇有谋，爱憎分明，亦正亦邪，具有鲜明的异域色彩。卡尔曼是地道的吉卜赛女郎，散发着原始的野性美，她机智狡猾，打架斗殴，走私行骗，她追求自由，爱时全身投入，不爱时宁死不屈。高龙芭来自科西嘉，有着科西嘉人的自然粗犷气息，她固执坚守着要让兄长为父复仇的信念，对待敌人冷酷残忍，对待莽林中的强盗们关爱备至。

梅里美之所以塑造出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两个最为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是因为他历来钟爱那种“最不重视人类生活，有最强烈的热情，有最狂放和最坚决的性格，而且有最粗莽的原始偏见”的人物。[4]304她们是文明社会之外的“化外之民”，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她们的天性和行为未因理性文化障碍异化，而是遵循生命本体的自由冲动，显示出奔涌不羁的野性生命力”。[5]119

“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人性的歌颂，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然而，从人性和自然法则出发，否定工业文明，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是从梅里美开始。18世纪法国作家卢梭最早提出了 ‘回到自然’的口号，接下来的浪漫主义作家们纷纷接过这一口号，并用创作来体现这种精神。但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大多集中在诗歌方面，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厌恶也主要是通过对大自然的美的吟咏来表达的，荒原、大海、崇山、峻岭寄托着作家愤世嫉俗的感情和对自由的向往。在这些创作中，少有人物的塑造，也少有引人的情节和不同观念的激烈碰撞。”[6]40梅里美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以小说的形式为欧洲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他笔下原始荒蛮的化外之地，个性强烈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完美地融合成一幅瑰丽的异域画卷，展现了野性与文明的激烈碰撞和冲突。

梅里美的《卡尔曼》和《高龙芭》通过塑造两位个性鲜明又极具异域色彩的美丽女子，展现了自然与文明、野性与温驯之间的冲突，演绎出人类从野性蒙昧走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两种生存状态的碰撞和由此而带来的人的迷茫和觉醒。梅里美大力赞扬野性美和原始生命力，以生机勃勃的原始生命力来对抗刻板而平庸的现代文明，他力图在自然野性和现代文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唤醒人们思考如何在维护道德、法律等文明社会秩序的同时张扬人类自然本真的天性，从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1]梅里美.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M].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吴俊忠.走近嘉尔曼——外国文学经典形象的文化阐释[J].外国文学,2000(5):81-85.

[3]柳鸣九.法国文学史(中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彭江浩.梅里美小说中的伦理意识探析[J].理论月刊,2006(9):118-120.

[6]赵雪莹.苍白的是道德 动人的是野性——梅里美和他的《嘉尔曼》[J].开封大学学报,1997(2):44-4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