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恼》看契诃夫的孤独意识

时间：2024-05-04

毛旭

南开大学

《苦恼》是契诃夫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托尔斯泰将之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凯特琳·曼斯菲尔德甚至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1]这篇小说具有很强的现代主义特色：抛却其写作手法上的印象主义不谈，其在思想性上透出人类生存的孤独性，足可以证实曼斯菲尔德的判断。

一、孤独的现代性——超越时代

一位俄国评论家说：“20世纪文学的重要主题——人的隔膜、隔绝、孤独的主题在卡夫卡、加缪等的作品中，将在多少较有文化的人物身上得到体现，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更为敏锐。契诃夫在下层人物的生活场景中捕捉到了这个涵盖一切的、具有全人类性的问题。姚纳的苦恼乃是具有全人类性的苦恼。”[2]

表面看来，《苦恼》讲的是一个由于农奴制改革而破产的农民失去儿子后的孤苦心境，可是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不是与自己相距很远的事情，而是就发生在眼前——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与姚纳同样的感触。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姚纳的孤独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绝望的孤独。之所以绝望，是由于它寓于残酷的现实而无法解脱。卢梭在《一个孤独者的漫步》中赞美过孤独，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赞美过孤独，那是精英阶层在浪漫主义的信条下唱出的对孤独的赞歌：孤独具有美学作用和提升作用。在卡夫卡、加缪、萨特那里，孤独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可是对于契诃夫笔下的姚纳，孤独没有任何意义。他垂垂老矣，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能够接他的班，成为一个地道的马车夫。可是儿子死了，他连倾诉烦恼的人都找不到。对于一个普通劳苦大众中的一员，孤苦百害而无一利，浪漫主义者的赞歌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逼问下变得苍白无力。

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人生态度，不得不提及叔本华哲学对契诃夫的影响。

叔本华的作品在19世纪的俄国非常盛行，这个哲学家致力于阐释“人对人都变成了狼”所体现的利己主义，“对于自己的死，人人都将之视为世界末日似的；对于那些熟人的死……就当做与自己不甚相干的事情听听罢了”。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根本上讲是自说自话，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惦记着各自的心事，别人的事则显得无关痛痒。这种对人际关系的悲观主义给契诃夫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件小小的首饰，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对一个孤独者而言，整个世界就是一片沙漠，这片沙漠，他走到哪里都无法穿越。”[3]

从契诃夫在小说中对人性表现出的怀疑和无望出发，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躲在短篇小说后的叔本华。他在作品中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悲观主义。契诃夫式的主人公没有英雄气概，更没有英雄的能力。姚纳的年迈和无知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尼采式的反抗者，因此，《苦恼》也不只是一个讲述沟通与同情心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具有了更深层意义的拷问。

反思我们的社会，激烈的竞争、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得现代人遭受着同样的交流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苦恼》时，体会到的不仅是对姚纳的同情，还有一种身份认同感。

二、孤独在时间上的绵延性——开放式结局

《苦恼》采用了开放式的结尾，因而取得了小说之外时间上的延续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道：“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尾，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4]而所谓开放，指的是故事的结局不能为开头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提出正面的、圆满的解决方案，也就缺失了结构上的完整性。

与莫泊桑和欧亨利不同，契诃夫小说的魅力类似于诗歌——对语言进行直接处理，凸显语言自身的效果，而不关注情节的跌宕起伏和完整性，“佳构”这个字眼与契诃夫没有太大的联系。他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摄像师随意将装有哈哈镜的镜头对准某个路人，拍摄一通之后觉得差不多了就把镜头移开，主人公的路以后是否平坦，全凭读者去猜测。从这种意义上讲，契诃夫是一个冷酷的作家，他常常把结局留给读者自己想象，迫使读者不得不用同情心折磨自己，从而更加深刻地反思和体会小说中人物的命运。

在《困》中，13岁的小保姆瓦尔卡劳累了一天，还得在深夜照顾哭闹的小宝宝，给他唱摇篮曲，这使得她自己不断地打瞌睡，于是受到主人一遍又一遍的责骂。最后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困倦，便掐死了婴儿，舒舒服服地睡了。她的结局怎样，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文章说到她掐死宝宝以后，不出一分钟她已经酣睡得跟死人一样，便戛然而止。《万卡》讲了一个孤苦伶仃、受主人虐待的小男孩，他给爷爷写信，希望他能把自己接回家。可是在小说结尾，读者却发现那封信既没有贴邮票，也没有写正确的地址。

小保姆的厄运是在延伸至小说之外的，万卡的苦工是无止境的，而姚纳的孤独也是绵延的。姚纳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他剩下的日子基本就一片黑暗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姚纳看来是一样的。也正是因为生活没有了奔头，他才说出“要睡觉，有的是时间——不用担心，总能睡够的”。读者会联想到，以后会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夜晚等待着姚纳。想到这里，读者的心便揪紧了：摆脱孤独的希望是不存在的。

应该注意的是，《苦恼》开放式的结局只是形式上的开放，而非内容的开放。从表面来看，姚纳对人生有几种选择，《苦恼》的结局就有多少种。但实际上，他性格逆来顺受，对于苦难麻木以对，“姚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也就意味着他只有一个选择：浑浑噩噩地活下去。

契诃夫没有浪漫派的耽美幻想，他也不会像乐天派文人那样去抚慰心灵，在有意无意中，他否定下层人民拥有《新娘》里娜佳那种在时间上的可能性：“行动起来改变现状”，在绝望孤独这一方面，姚纳更像是垂死的萨沙。时间的车轮碾倒小草，事实终究是残酷的。

三、孤独在人际间的普遍性——人人都是空心人

孤独的普遍性可以从小说其他人物身上体现出来。一般来说，学者在研究这篇小说时，往往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姚纳，一个是除姚纳之外冷漠的群体。这种分类方法很容易使得批评的视野变得狭窄。

仔细研读文本的话，不难发现，这篇小说里没有哪个人是快乐的，所有的人都怀着一颗疲惫的心在大街上穿来穿去。用梭罗的话来说再恰当不过了：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

首先出场的是作为社会上层权贵的军人，当听到姚纳说“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的时候，他回答，“哦——他是得什么病死的”，却又“闭上眼睛，分明不想再听了”。军人知道自己应该在此时表现出同情心，所以问“他是得什么病死的”，很明显，这仅仅是礼节性的敷衍。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军人作为中心进行观察，不得不说他也只是在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支配下可怜的“空心人”罢了，他“脾气烦躁”，脸上看不到笑容，只有冷冰冰的表情。

同样的，与暮年的姚纳形成对比的三个青年人也是“空心人”。表现看来，他们热热闹闹地吵架、聊着，仔细读来，不得不说那只是痛苦的呻吟罢了。“我的脑袋痛得快要炸开了——我跟万斯卡一块儿喝了四瓶白兰地”，“他胡说八道，就跟畜生似的”，“那两个高个子讲起一个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的女人”。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生活的彷徨和无目的性。当姚纳提到“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时，驼子说了声“大家都会死的”。这似乎就是他们的逻辑：反正都是死，不如浑浑噩噩地过。叔本华说：“获取幸福的错误方法莫过于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原因就在于我们企图把悲惨的人生变成接连不断的快感、欢乐和享受。这样，幻灭感就会接踵而至；与这种生活必然伴随而至的还有人与人的相互撒谎和哄骗。”[5]表面上看，这些老爷真快活，沉浸在愉快的氛围中，实际上欢乐只是假象，无聊、空虚、乏味才是实质。

与姚纳地位相同的人却也缺乏最起码的同情心。扫院子的仆人一见到他就呵斥：“你停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雪橇赶开！”年轻的车夫只想喝点水，不愿听姚纳说话，“盖好被子，睡着了”。通篇出现的众多人物，没有一个是欢乐的，所有人都把心门关上，只要不出意外，只要没有迫不得已的必要，就永远不会打开这扇门。

至于向那些“娘们儿”倾诉，这也未必可靠。虽说她们“听不上两句就会哭起来”，可是姚纳却觉得她们都是蠢货，他心知肚明，就算有人倾听，也不可能解决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它的根本来源是命运所引起的困惑。

那邪恶命运所引起的困惑就是，每个人都不得不孤独地面对死亡，不管是亲人的还是自己的。

四、回归儿童孤独——与马交谈

动物主题是契诃夫小说的一大亮点，事实上，他的小说几乎没有不出现动物的：第一类作为线索出现，如《贵重的狗》《愤世嫉俗的人》《马姓》；第二类作为配角出现，如《带小狗的女人》《雄火鸡》《变色龙》；第三类则较为分散，作为修辞手段，用以比拟人物，如将人比喻为青鱼或跳蚤等。

这样一种对动物的喜好，多多少少能揭示出契诃夫对人性的怀疑。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被人出卖的罗兰夫人一样，他也曾经说过那句非常经典的话：我跟人相处得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这样一种怀疑的态度，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失败，于是出现了人与动物的交流。

在《苦恼》的开头那匹小瘦马就和姚纳一起登场：“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嶙峋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旋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小马即使只能跟着姚纳过苦日子，它也是忠心耿耿，善解人意，“仿佛领会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来”。[11]契诃夫很巧妙地运用了侧面描写，将读者的注意力恰如其分地给了小马一部分，读者在怜爱这匹小马的同时，仿佛也听到了契诃夫对人性的诟骂：不管怎样，与马做朋友要比和人做朋友好得多。

小说最出奇的地方是结尾姚纳与小马之间的“对话”，看似荒谬好笑，却引起人们的深思：姚纳怎么跟孩子似的，和动物说起话来？

按照皮亚杰的现代儿童心理学理论，儿童思维是一种自我中心思维，这种思维导致他们产生诸如泛神论的非逻辑思维模式，典型表现就是与动物交谈，或者喜欢阅读童话中的动物世界。他们之所以与动物亲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成年人对其世界不理解，在找不到玩伴的情况下，只好与动物做伴。

姚纳在小说结尾回到了儿童孤独的阶段，他对瘦马的诉说，实质上是一场痛苦的自言自语。“就是这样嘛……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能不伤心吗？”他“讲得入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姚纳在此处变得像小孩子一般，更加强烈地引起了作者的同情。儿童般简单的思维让他得出可笑的结论：他之所以这么苦恼和孤独是因为“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一个人要是……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非逻辑的思维产生了幽默的效果，读者却是笑不出来的，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契诃夫独有的水晶般的冷漠。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给契诃夫的信上评价了姚纳对小瘦马说话的这一部分：“当然，我常说错话，不过，就这篇小说的这个地方来说，你是不朽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