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炭翁》看唐朝历史沉浮

陈欣欣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从《卖炭翁》看唐朝历史沉浮

陈欣欣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乐天的《卖炭翁》流传至今，仍不断被人们学习、欣赏和研究，不仅是这首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窥见唐朝历史一隅。本文试图以这首短诗为缘起，小中见大，从“苦宫市”、“黄衣使者——宦官当道”以及“境况凄惨——重税难交，生计难持”三个方面探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状况。

《卖炭翁》 唐朝历史 沉浮

每每读《卖炭翁》，总是为老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憔悴模样而心疼，总是为其不顾“衣正单”却因卖炭“愿天寒”的矛盾状态而悲愤。我们往往从诗的意境和意象出发，品味最多的是诗的感情，却不免忽略文字背后沉重的历史。笔者试图从卖炭翁的文字内容出发，挖掘《卖炭翁》反映出的历史事件和制度。

一、“苦宫市”

所谓“宫市”，就是中唐以后，皇帝直接掠夺百姓的残酷方式。许多“白望”（有的甚至假借其名义）对百姓进行搜刮，用百文钱便可买到价值几千的东西。更荒唐的是，百姓的东西被强抢以后，还要付给宫廷看门人过路费和运费，因此《卖炭翁》所描写的场景在当时不胜枚举。百姓们为了生计不得已到市场上去卖东西，却往往是满载而去，空手而归。因此有人评价说：“这是唐建国两百多年从来没有的贪暴行为，的确令人发指。 ”[1]168

唐前期，内廷所需基本是供送制，由司农寺、太府寺、太仆寺等诸司供给；或由地方诸州、戚属百官诸方贡献；或自给。部分供送物品在京城就地采办：一种是临时所需，即时采买；一种是配户和市，由京兆府属官主知。[2]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加之宫廷人数增加，皇族生活日益腐化，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从前采购体制已不能满足内廷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宫市”。宫市始于杨国忠时，并设有专门使者。“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3]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永贞元年（805年）时，此虐政得以罢除。然而本诗写于元和四年（809年），可见虽然“上有政策”，此类暴行在民间却没有绝迹，仍有许多官吏、宦官借着早已失效的“圣谕”强取豪夺——从这种“下有对策”的行为中，唐中后期的衰落腐败也能略知一二了。

二、“黄衣使者”——宦官当道

唐初时，宦官是严禁参与政事的。唐中宗时期，宦者人数增至千人，大宦官开始干政。开元末期，人数达三千余名，五品以上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人还取得三品将军的职位，高力士和杨思勖便是典型。

历代宦官们表面上为皇帝排忧解难，美名曰“替减轻皇上负担”，实际上事事包办，手握政权，借机排挤忠良,集聚权力、掳获钱财。李辅国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皇帝赋予宦官权力的本意是分担自身压力的，而然得宠专权的大宦官们却有恃无恐，以致后来宦官当道，皇权旁落，皇帝再想将权力收回也难了。坐拥天下却无权力可言，皇帝所处境遇，未免尴尬。原本是对宠臣的赏赐重用，却一步步被宠臣控制，危及生命，惶惶不可终日。无奈天子不知不觉在自己身旁安置了一颗颗“不定时”炸弹，“德宗以后，顺宗、宪宗和敬宗，都是死于宦官之手”。[1]188

更耐人寻味的是，代宗鉴于李辅国的极端猖狂，直接威胁到自身安全，利用另一宦臣程元振将其杀害，程元振得任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宦官仍独揽大权；唐文宗时期，皇帝又通过仇士良将掌权宦官王守澄除掉，而仇士良利用“甘露之变”，又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上挟天子，下凌宰相，唐朝政治更加腐败。皇帝总是千方百计除掉气焰嚣张的大宦官，以为眼中钉拔掉之时便是皇权回归之时，谁知，这只是宦官间权力的交接——根本原因是皇帝太过信任和依赖宦官，连除掉宦官都要利用另一个宦官，也说明了宦官当时在朝中担任要职的不在少数。

乐天所写“黄衣使者白衫儿”，即使宦官跋扈贪婪的一个表现，当然，这只是他们滥用权力、欺压百姓的一个方面。

宦官专政不是一个偶然，宦官导致王朝衰败亦不是偶然。在唐代以前，不乏前车之鉴，而最关键的是，无论是明君昏君，无论在盛世乱世，若是及时吸取前人经验，总结反思，或许能够减少这类情况的出现。

三、境况凄惨——重税难交，生计难持

我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重，重农抑商的传统延续已久。虽然在唐代，商业继续发展，草市和夜市的出现便是表现之一，可见商品市场是有发展潜力的。但试想，若是百姓通过自己耕种就能交税、维持生活，一般人也就不会从事商品买卖（实际是交换）。驱动人们从事商业的原因一是需要通过副业增加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二是自己有所富余，吃不完用不完的可以通过市场买卖来赚钱。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受前者的驱使，走投无路之下才去做赔本生意的。

唐朝前期，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度继续实行，这个实行了三百多年的制度起初效果良好，人们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田地实行均田制，加之土地买卖的限制放松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百姓的永业田还是被豪强和贵族兼并而去，[4]然而租调税仍无法避免，农民的生活无以为继，便四处逃亡，国家收入减少，租庸调制也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两税法，从政策上来看，两税法的确着力减轻百姓的负担，也带来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向税地、税资产的巨大转变，[5]这为后来的一条鞭法（明张居正）和摊丁入亩（清雍正）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从其实施和执行情况来看并不如人所愿：一方面，实行两税法时，没有进行资产普查，而是根据大历年间各地的旧税总数改变税名，变成两税税额的，因此人民的实际负担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由于两税法是以钱计税，交税时又以实物折换，而当时因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物价下降，造成了“钱重物轻”的现象，“例如，建中元年（780年）初定两税时一匹绢值钱3200文，到贞元十年（794年）降到1600文，这样一来，建中元年纳一万钱的税户只交三匹多绢就够了，但在十四年后，必须提交六匹绢”。[1]167同时，从《秦中吟·重赋》中可以了解到，各地官吏“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的残酷搜刮，已经不按季节、不分时间了。卖炭翁的故事正是发生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可见百姓为了按时交租想尽一切办法，却难以满足政府掠夺的大胃口。

因此，卖炭翁的凄惨境遇在当时不是个例，从其能够作为题材反映于诗歌中也说明，老翁的遭遇是有代表性的、普遍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唐朝已经江河日下，由最初的兴盛转而走向衰败。因为一个民生凋敝的国家，又怎能指望它可以长久维持？等待它的，要么是从上至下的改革，要么是百姓揭竿而起，奋起反击。

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或许是在说，要保持自己“新事物”之地位，就必须不断吸收和反思。唐王朝由盛转衰，起于“安史之乱”，更始于玄宗后期，耽于享乐、懒理朝政，不再励精图治，盛唐之景从此不再。大唐王朝也就因此渐渐退居“旧事物”的位置，最终经历不断的内乱——五代被宋朝取代——不思进步，不求发展便会退步，遭到时代的抛弃。一个皇帝，亲手打造了开元盛世，随后又造成了八年动荡，繁盛和衰落，都发生在他这里——短暂幸运——长期的不幸。

诗中见史，以史为鉴。其实，比“史鉴”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真正将诗史应用于实际生活中，而不是仅仅对其进行总结，牢记于书本，却忘记了实践。

[1]乌庭玉.隋唐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168.

[2]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J].历史研究, 2004(6):44.

[3]韩愈.顺宗实录·宫市[M].

[4]高晶晶.从唐代税收制度看税收与国家发展的联系[J].财税金融.

[5]刘玉峰.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J].思想战线, 2003(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