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一）

谢明干

1984年10月24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会议和这个《决定》,后来被称为在中共历史上(或在中国发展史上)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亲历了它产生的全过程。今年是《决定》诞生25周年,面对我国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回忆过去,深感《决定》的来之不易及其意义重大。

《决定》出台的历史背景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制定和出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

一是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改革大潮遍及全国,许多实际问题亟待回答和解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全国人民精神振奋,迫切要求改革原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解放生产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我国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初步改革,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探索性的试验,积累了重要经验。

这5年多时间,党中央颁发了好几个有关农村经济改革的文件,调整了农村政策,放宽或废除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普遍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4%,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棉花总产量增加1.9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1984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增长1.6倍。农村改革的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转变,对城市经济发展和改革是一个巨大的促进,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副产品开拓市场;同时,要求城市更好满足农村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日用品和科技、文教、资金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村改革的实践表明,只要大胆冲破“左”的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我国经济所蕴藏的强大活力就会迸发出来,而联产承包就是当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有效的手段。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改革,并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这5年多时间,城市改革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探索。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重庆钢铁公司、宁江机床厂等6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把试点范围扩大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主要是探索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个经济关系,打破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传统体制,允许试点企业在计划安排、产品销售、劳动人事、利润分成、资金使用、外汇留成等方面有部分或全部自主权。四川这一试验取得了显著效果,当年1月至8月试点企业的产值和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1%和21.8%,同非试点企业相比,平均增幅高出39.3%,产品的品种、质量也比一般企业好。四川的经验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地方都先后开展了这样的试点。1981年国务院批准在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大型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先后试行过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和以税代利等做法,最后确定全面实行利改税,把国家同企业的关系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使企业能够在照章纳税之后自负盈亏;在企业内部,则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有条件的企业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了探索大中城市改革的路子,国务院又在沙市、常州、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这种综合改革试点到1985年初发展到59个城市。

此外,这5年多时间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改革的试验,诸如: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由1978年的2048万人发展到1984年的3216万人,个体劳动者由15万人发展到339万人;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结构和行业、部门、地区之间的界限,推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到1983年全国改组和建立的各种工业公司和总厂达到2400多个;在商业系统实行“三多一少”(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城乡通开的改革;破除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念,在全国开放600多个生产资料市场;在计划管理方面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方式;在财政方面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比例分成,进行第一、二步利改税;在金融、价格、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初步改革,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特别是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举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开放了大连、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对外贸易体制实行政企分开、进出口代理和技贸工贸结合的改革等。

农村的初步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试验,仅仅是个开始,但已经大大搞活了经济,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智慧。与此同时,在改革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传统理论和观念以及许多现行政策和法规的阻碍,持反对态度的人有之,泼冷水的人也不少,犹疑观望的人更多。现实强烈呼唤着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政策法规上的创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盼望着新的“红头文件”的颁布。

二是中央领导对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积极探索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酝酿改革的总蓝图。

曾经实行30年之久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是否定商品经济,政企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有人把这种僵化体制概括为“八统一”体制,即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生产产品统一销售,产品价格统一规定,职工统一调配,工资统一标准,财务统收统支。在这种体制下,无论人财物、供产销,或者经营管理方式的选择,企业都没有自主权。因而企业和职工没有积极性,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

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就呼吁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77年12月26日,他在会见澳共(马列)主席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些尖锐的诘问,就是强烈的改革呼号。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鲜明地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978年12月13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严肃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制度上、组织上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应不应该发展市场?当时理论界议论最多、中央领导人也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着改革大方向的原则问题。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于光远谈话时就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说“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在写提纲前,曾与李先念交换过意见。李先念在2月22日同银行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过,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提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在此期间,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根本不能与市场经济结合,只能一个吃掉一个,如果结合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1982年至1983年间,各种类似的僵化观点在某些权力部门的支持下,大大地膨胀起来,甚至挥舞着“帽子”和“棍子”,把市场化改革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把实行厂长负责制扣上“反党”帽子。有的权力部门还按言论划线、排队,大有抓“右派”、搞“大批判”之势。甚至竟然把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同外宾的谈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邓小平文选》中抽除,把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被迫作了“检讨”(如薛暮桥、刘国光),也有的人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正确观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当时经济工作重点是抓调整,强调改革要服从调整,改革的步骤要放慢,因而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都未写上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容,而只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

但是,经济学界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的探讨并未停息。1982年7月在莫干山举行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与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市场是供求双方的媒介,它不一定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产生,市场就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还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指令性计划,凡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国家,无例外地存在着产需脱节、物资匮乏、资源浪费和低效益。类似的研讨会、座谈会此伏彼起,报刊上的讨论亦很热烈,不断为决策部门提供新的理论信息。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时有针对性地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这段话表明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和他的思想倾向,也是他对经济部门和经济学界的期待与鼓励。

不断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的理论探讨,孕育和催生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纲领、总蓝图。现实的需要,人民的期盼,理论研究的促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呼之欲出、应运而生。

《决定》起草的全过程

1984年2月底 ,我被借调到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工作(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5月15日举行)。4月26日,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在起草小组说:中央决定十二届三中全会于下半年举行。这几年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城市改革虽然也搞了一些试点,但尚未全面推开。城市改革如何与农村改革统筹起来、协调进行,需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中央决定,另外组织一个起草这个文件的小组,由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商业部、劳动人事部及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派人参加。他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十二届三中全会也要开成一个里程碑。他要我留下来参加这项工作,说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和这个改革文件的起草,两方面工作要兼顾好。

从此开始,起草《决定》的全过程,大体分为以下几个小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是讨论、研究、草拟提纲。

4月30日,《决定》起草小组开会,讨论文件的内容和写法,国务院白美清列席了会议。袁木指定杨启先(国家体改委)和我(国家经委)一起,尽快拟出一个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起草提纲,供大家讨论。当时拟出的提纲,分三部分、20条 。5月3日、4日,袁木主持讨论,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十分热烈,但对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对文件的结构,都有分歧。后来袁木提出根据会上的意见,搞两个方案,我搞一个,杨启先和国家体改委其他同志搞一个。5月8日,这两份提纲一起送白美清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5月10日 ,田纪云在中南海第三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两份提纲。到会的除起草小组成员外,还有国务院的杜星垣、李灏和中央办公厅的周杰及国家体改委几位负责人。讨论的意见,一是两个方案都不错,可以合二为一;二是重点要放在今后怎么做上;三是分四大块: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什么、怎么改,加强领导问题。

以后几天,起草小组开会反复讨论,大家认为分四大块就会形成“大肚子”(第三块分量太大),主张破开“大肚子”,写十几条。于是,袁木又指定国家体改委杨启先等人,加上我,一起拟一份统一的有十几条的提纲。在此期间,我还交叉地参与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一些事情,如根据各部门反映的意见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应对报告多种文字翻译工作中提出的问题,为报纸撰写关于此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社论等。5月15日下午我们还列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听了赵紫阳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个小阶段是征求若干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鉴于当时对提不提发展商品经济等问题存在着争论,袁木提出趁全国人大开会之机,走出去听听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从5月19日至24日,起草小组先后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若干省市领导人及部分代表座谈对起草《决定》的意见。他们是:江苏省的汪冰石等,广东省的梁灵光、李建安等,上海市的胡立教、汪道涵等,四川省的杨汝岱、何郝炬、王谦等,安徽省的黄璜、苏桦等。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说现在改革要求强烈,进行改革困难,主要是部门强调集中统一、不肯放权。他们都赞成中央搞个指导性文件,一些在基层(如宝钢)工作的代表的要求尤其强烈。这五次座谈会,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第三个小阶段是学习胡耀邦的指示,写出第一稿、第二稿。

5月30日起草小组开会。袁木说,本来想等胡耀邦同志接见后再动笔,但他近日比较忙,让我们先写初稿。6月1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解散,小组成员只杨启先和我留下参加《决定》起草小组。从6月1日至6日,小组成员分两摊起草初稿,然后由杨启先和我总串。但由于文字上装配不起来,我们只好重写。经过两天“奋斗”,拿出了第一稿。我们看起来像个样子,但总觉得思想站得不高,文字气魄不大,不满意。

6月9日,袁木传达了胡耀邦对这个稿子的意见:要写得“高”一些,原则一些,要搞出个“历史性的文件”。胡耀邦还提出可分为八个问题来写,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等等。

6月12日,起草小组反复讨论,决定增加3条,共11条;分两摊写,来自国家计委、经委的同志一摊,来自国家体改委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一摊,各写若干条,具体分到我头上的是写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一条。21日,印出了经过初步装配出来的稿子,我看了看,觉得还不如第一稿,主要问题在于议论不够,思想不统一。22日,小组讨论,袁木决定改写,他亲自写前面几条“虚”的,其他人改写其他几条。23日,袁木主持集体修改,要求达到观点鲜明、文字简练。大家议论,我执笔改,25日改完。28日印出第二稿,送田纪云,同时送国家体改委等几个部门征求意见。

第四个小阶段是听取几个部门对第二稿的意见,形成第三稿。

7月6日,国家体改委送来意见:写得“平”,缺乏新意。7月10日,商业部送来意见:政企分开问题写得不够明确;不要用“改革者”、“反对者”之类的词汇。袁木决定再请一些部门来提意见。从7月13日至26日,我们先后听了国家物价局、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教育部谈对起草《决定》的意见和介绍他们的改革设想。国家计委、经委也来谈过他们的一些看法。我听了以后总的感觉是,一些行政部门还缺乏革自己的命的自觉性,思想不大解放,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所谈设想比较肤浅、零碎,缺乏创新。

与此同时,田纪云于7月11日召集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商业部的负责人来开会,讨论第二稿。根据讨论意见,我们确定按体制改革如何走出一条路子的思路来写,写12条。于是,又集体讨论、分工起草(桂世镛、王愈明和我负责写“虚”的部分,共6条)、汇总统串,于7月23日形成了第三稿。这一稿,我觉得有些进步,但仍然不大满意,主要是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没有突破。

7月28日,听传达赵紫阳谈计划体制改革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个观点,促使起草小组走出旧的思想框框,重新考虑稿子的结构。(待续)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