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与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

宋任远

20世纪80年代初期,根据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将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执行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仍改为50年代中期实行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此事后来曾载入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史册,至今仍在许多老同志中传为美谈。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宋时轮恢复了工作,次年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他在指导全院积极开展军事科研工作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重大现实军事问题的研究。他很快发现,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实行不久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有不妥之处。他在后来不久召开的一次讨论战略方针问题的中央军委全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宜把“诱敌深入”也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建议中央军委对此予以考虑。1980年,中央军委要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国家反侵略战争的指导。宋时轮接到通知后立即找当时军科科研指导部调研处处长李际均谈这一问题,要李际均协助他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李际均接受任务后首先查阅了我军在几个革命战争时期的电报汇编,仔细研读了毛泽东主席有关“诱敌深入”的指示和意见,发现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毛主席提出属于战略层次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仅有少数几次,其他大量的均为战役、战术层面的,于是立即向宋时轮作了汇报。以后他们又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决定从战略方针的指导地位、作用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现代战争的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来说明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仍应以“积极防御”为宜,不宜把“诱敌深入”并列为军事战略方针。并决定由李际均抓紧写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由宋时轮改定后迅速报送中央军委。

宋时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建议?根据军科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从他多次关于这一问题的讲话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战略方针是贯穿战争全过程和各方面的战争指导原则,是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全国的各个战场都必须贯彻执行的。“诱敌深入”在作战行动上是退却,这不仅在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不适用,就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对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地区和部队也不适用;在某些战略、战役方向上,即使由于前面无险可守,或当面敌人过于强大等原因,为了保存实力,选择有利地形,作有限度的退却,以诱敌深入,然后加以歼灭,这对全战场来说,仍属局部行动;而在一般情况下,某个方向实行退却,其他方向也应进行坚守或反击,以钳制和分散敌人,创造有利战机,这从全局上看仍然是有攻有守,也不存在全面放开、诱敌深入的问题。

第二,从我国四周边境地区的地形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来看,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将是十分有害的。我国周边地区多数有山地可做屏障,是我军作战十分有利的地形,绝不能不战而让给敌人。如果我们不战而放弃了“三北”和沿海地区,那将是把我国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能力、重要矿藏资源和经济建设成就拱手让给了敌人,这对我们坚持持久作战将是极其不利的。

第三,当时战争样式已有新的发展,敌人发动侵略多采取局部肢解、速打速撤抓一把就走等战争样式,如果我们在战略上全面放开,诱敌深入,那将正中敌人的下怀,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宋时轮上报的《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很快在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中进行了传阅并获得了赞同。叶剑英批示:“我也主张积极防御的提法”。徐向前批示:“我看了宋时轮同志的报告,我同意他的意见”。在1980年秋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也肯定了宋时轮的建议,他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我们总是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所以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同年9月,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决定,仍以“积极防御”作为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对国家的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准备和进行战争的指导纲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新确立,是宋时轮对国家和军队事业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