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潇凌的女性意识

于玲玉

不同作家的女性意识虽然内涵和指向不尽相同，但显示出某些共识：女性拒绝接受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的传统定义，开始关注自我本身的生活状况，审视内心情感，对自己作为共性的“人”和个性的“女人”的本质性进行体验、发现和认识等，这可谓是女性对自身价值的醒悟。在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的山东女作家宋潇凌的作品中，主人公多为女性，例如《笑相逢》里的荣灯，《毒疗》里的吕小霜，《羽毛凌乱》、《谁是鸡肋》里的黄木子系列。这些女性有着几乎相同的遭遇和特性，而她们正是宋潇凌的意识中一种对女性人生状态的思考，从中不难看出宋潇凌的女性意识。

宋潇凌的女性意识与丁玲早期追求的女性生存价值颇有相似之处，它是通过两性的身体和灵魂的矛盾冲突实现的。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笔下的莎菲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命和爱情中，她渴望一种身体与灵魂的一致的爱情生活，但事实是“凌吉士”的“丰仪”掩盖了“何等卑丑的灵魂”，留给莎菲的只有悲愤。宋潇凌在《笑相逢》中也思考着身体与灵魂的一致性问题。荣灯发现林森态度不严肃，对爱情缺乏必要的虔诚和恭敬，最后彻底绝望而出走。宋潇凌把恋爱、婚姻作为实现女性独立的突破口，和男性进行身体与灵魂的双重对峙，她想要从男女婚恋的角度，探索女性前行的限度，从男女此消彼长的关系中，探索女性的生命价值。宋潇凌笔下的男性大部分是致使女性悲剧的罪魁祸首，他们荒淫而且虚伪，用欺骗的方式摧残女性。《说吧，你到底要什么》中秦万里利用了钟丽雪又残酷地把她推向深渊，《我又不是没爱过》中贾平安背叛了白楚。男性导致了道德堕落，败坏了社会伦理，以致纯真洁净的情谊在当今世上成了凤毛麟角，女性的处境变得艰难与无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商品社会物欲纵横的批判。

如果说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是通过对男性形象的颠覆展现出来的。例如《金锁记》的姜二爷天生一副残废的躯体，《茉莉香片》中“发育未完全”的聂传庆等男性形象，这些男性无所事事，坐吃山空，精神上空虚无聊。张爱玲通过对男性形象的打压，消解了男性的权威，通过男性形象的解构完成了对女性意识的建构。但这种角色的此消彼长只是一种畸形的变更，从某种程度上说，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不完整的。和张爱玲不同之处在于，宋潇凌笔下的男性形象是高大、迷人的。“林森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职于某高校，属学者型教授，出书论著，善于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有过一次婚姻，也常游学四方，像一小块积雨的云彩，不定期地飘到某个城市上空，淅淅沥沥播撒一阵知识的雨露，滋养他的拥趸者，然后满载赞誉与爱慕飞抵他的老巢——望岛。”（《笑相逢》）“其实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街头跟我搭讪的这个家伙不是什么好鸟，但是他火热的眼神是多么动人心魄，他挺拔的身材多么风流倜傥，还有他跨在本田125摩托车上的风采，天啊，简直比成吉思汗一统天下时，还要威风，还要雄壮……”（《燃烧的是什么鸟》）宋潇凌并没有通过外在的残缺和精神的空虚来居高临下地蔑视男子的无能，而是打开女性幽禁之门，通过自由选择、自主进出的权利展现出女性之于爱情乃至生活的平等。在宋潇凌的作品中，女性不仅仅爱男性，更僭越了男性，她们的爱的价值不再因男性形象而起伏摇摆，而仅仅是爱本身。这实际上表明女性的主体性的消长不再依赖于男性形象的解构，而是女性拯救了沉沦已久的女性精神，实现了自己的性别主体的释放与建构。

宋潇凌的系列女性小说 《飞行调试期》、《燃烧的是什么鸟》、《非常接近爱情》、《我为谁守身如玉》中女主人公柳翘翘与母亲柳慧心女士相依为命，母亲柳慧心总是以自己的经历来告诫柳翘翘。“最后，我妈这样反问我：“你看见谁因为有一辆凤凰或飞鸽就交了好运吗？”“我当然没看见，但是你也发现了她的话里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绕来绕去那个人指的是男性。对！的确是男性，我妈是勇敢的知识女性，她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多少年来，她就是等待着这一天，等待着我钓个金龟婿回家，以洗刷她曾经遇人不淑、终遭抛弃的耻辱。”（《燃烧的是什么鸟》）在柳翘翘系列中，母亲柳惠心与柳翘翘在情感经历上惊人的一致，都是遇人不淑、遭到抛弃，在各种生活磨砺中逐渐成熟、世故的女性。母亲柳惠心象征着一个传统，是历史传下来的经验，但柳翘翘并不买账。当柳翘翘身上刻满苦痛的痕迹时，她逐渐走向理性、走向成熟，摆脱了对母亲传统的依恋与顺从，以一种轻松、从容的姿态游离于世俗之间，在精神上诠释了女性意识。

王安忆的作品中，由于各种原因，女性深受失去丈夫的坚强保护的伤害。百般无奈之下，一切只能靠自己。在宋潇凌的作品中，女性同样多是受男性引诱并抛弃的受害者，在《燃烧的是什么鸟》中，陈世雷主动接近柳翘翘，热情地示爱、追求，继而出轨、打骂，最后无情地抛弃，使柳翘翘遍体鳞伤、心力交碎。但她没有一蹶不振。在宋潇凌的笔下，女性是受害者的代名词，但这些女性又是决绝而骄傲的。宋潇凌的这种骄傲是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骄傲，是女性昭示自己已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有着独立生活追求的女性意识的骄傲。

池莉在《生活秀》中塑造的来双扬，离异寡居，是吉庆街夜市卖鸭颈的女老板。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姿。但她没有在男女关系中难以自拔，相反在社会关系和个人情感中应对自如，自尊自重而又巧妙地处理了同卓雄洲的关系，调和了同兄嫂、弟妹、后母的亲情关系，并在事业上应对自如。在她身上突出了女人的主体性。而宋潇凌笔下的荣灯亦如此，宋潇凌不仅关注了女性的自我世界，同时也关注着女性在外部世界的存在与发展。她把女性导向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在经济生活的要求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方面使女性更为和谐、完全地融入社会。在得知林森的不轨行为后，荣灯并没有苦苦纠缠，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她光着脚向前走，微笑，坚定，充满逆来顺受的力量，她感觉自己正慢慢成为一粒苹果的果核，曾经丰盈的身体从枝头坠落，撕裂、干涸、直至肉身腐烂，可是苦痛得还不够，还需要承受更大的苦痛，果核才能爆裂，裸露出种子，温柔之极，繁华洗尽。”（《笑相逢》）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荣灯的自主性，而自主性是个性独立意识的最高表现。宋潇凌在《爱人，不如爱自己》的博文中对女性的主体性气质做了最好的阐释：“没关系，就让那些男人寻欢作乐去吧。女人活自己的，内心澄澈，目光宁静。”宋潇凌不仅完成了女性在家庭形象中的重塑，也肯定了女性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所贡献的作用和价值，促使了女性意识的全面与丰满。

宋潇凌笔下的女主人公在与男性持续不断地纠葛中成长、蜕变，完成了女性对男性的解读，也完成了作为女性意识象征的使命。她以自觉、清醒的女性意识，展现物欲横流时代女性生存的艰辛与无奈，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的整体氛围和社会规则是怎样迫使女性放弃天真、清高幻想，变得世俗、油滑。其实，女性的艰辛与无奈恰恰是社会现实生活的艰难与荒唐的影射。因此，宋潇凌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批判的意义。并且，宋潇凌面对社会道德的虚无与规则的荒唐，自己并不做正义的批判，而是以轻松的心境、从容的姿态关注生活，接纳事实，彰显着理性的光辉。

西方女权主义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 《第二性》中提到：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宋潇凌在重建一种适于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同时，并没有过度倡扬女性意识，制造女权中心代替男权中心的新的不平等。而是批判黑暗与揭示光明的并存，努力地寻求男性文化对女性文化的接纳，对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深层探讨，促进女性意识与男性意识的和谐，以达到人类共同存在与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