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时间观的现代性研究

托妮·莫里森1993年的诺贝尔获奖作品 《宠儿》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叙述手法的运用上,都将黑人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以其富于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方面写活了”（潘岳，雷格，1996）。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部小说多从黑人妇女的身份、黑人记忆、叙事技巧等角度进行研究，较少从 “时间观的现代性”角度来解读。现代主义作家对时间的看法受到现代科学以及现代心理学的影响，认为过去、现在、将来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宠儿》里，时间错置，叙述离题，莫里森对过去的挖掘断断续续，稍有可能就停顿下来；小说以独特的方式，在对过去的回忆、忘却、挖掘和显现中缓慢向前推进。Erica Bauermeister在其 《500部女性作家的伟大作品》中指出：“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宠儿》是用片段和意象写成，像玻璃一样将其打碎在地板上，然后让读者来组合。”（2011）本文拟从叙事时间、“宇宙之树”的时间意义两方面对其现代性进行简要论述。

一、作为叙事的时间

莫里森小说中的时间深受现代派作家影响，具有广袤的时空背景——时间不再是全部历史的发生所凭靠的媒介，它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质；历史不再发生在时间中，而是因为时间而发生。时间凭借自身的条件而变成了一种动态过程的和历史的力量。

小说开篇时，叙述者就告诉读者124号是“恶意充斥”，充满了一个婴儿的“怨毒”。塞丝的回忆是与闹鬼事件同步进行的，似乎是宠儿逼着塞丝把她在奴隶制下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往外掏。家里不停地闹鬼，塞丝就不断地回忆过去，她想找出各种理由来安慰自己日夜不宁的良心。通过她的内心独白，我们得知她在“甜蜜之家”受到的折磨，这就是为什么身为奴隶的塞丝虽然逃到北方，摆脱了死亡的恐惧,但却生活在南方的“时间”当中。做奴隶的心理阴影时时紧逼着她,摧残着她,尖刺般地刺进了她的骨髓。在她看来,“时间”是无法改变的,后者成为她生命中(也是全体美国黑人)绝对的、唯一的叙事,她只有通过女儿的亡灵和一遍遍深深的自责来获得痛苦的快感。她曾这样对丹芙说:

“我在说时间。对于我来说,时间太难以信任了。有些东西去了,一去不回头。有些东西却偏偏留下来。我曾经觉得那是我重现的记忆。你听着。有些东西你会忘记。有些东西你永远也忘不了。可是不然。地点,地点始终存在。如果一座房子烧毁,它就没了,但是那个地点——它的模样——留下来,不仅留在我重现的记忆里,而且就存在着,在这个世界上。我的记忆是幅画,漂浮在我的脑海之外。我的意思是,即使我不去想它,即使我死了,关于我的所做、所知、所见的那幅画还存在。还在它原来发生的地点。”（43）

在《宠儿》中，为了不让女儿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塞丝毅然杀死了她。宠儿死的时候才两岁，所以她对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在她的内心独白中，除了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剥夺母爱的白人的憎恨外，更多的是她的潜意识中留下的关于贩奴船上的情景：拥挤不堪的贩奴船上，不停地有人投海自尽，不断有妇女遭到践踏，不断有人死去。贩奴船上肮脏不堪，惨不忍睹。十八年后还魂归来的宠儿，身上的时间属性被削离。小说中的时空错乱，叙述也是多角度进行的。时间维度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界限都变得模糊，构成了一个现代性的独特时空体系。莫里森借宠儿之口，给成千上万在贩奴途中死去的黑人奴隶一次开口说话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遭遇，让更多的人了解美国历史上丑陋的一页，同时也提升了这部小说的社会价值。

宠儿的视角是针对过去的、历史的，但是她妹妹丹芙则正好相反：她是面向未来的。莫里森曾说她的作品源于希望的愉悦，而非失望的凄怆，所以她不会让脚步停留在过去，丹芙正是发挥了这个作用。在小说很长的篇幅里，丹芙都是作为过去的承受者出现的，她要面对因母亲的残忍行为而造成的后果，面对家里闹鬼的事实，面对社区人们的不屑和敌对，面对宠儿的霸道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只能待在家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她承受着她这个年龄的人难以承受的一切，而宠儿作为奴隶制的阴影给人们留下的心灵创伤并非丹芙个人可以承受的。当她理清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时，她勇敢地向前走出了一步，向社区人们求援。在人们的帮助下，宠儿被赶出了124号，丹芙找到了工作，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塞丝和保罗·D的爱情也有了圆满的结局。在经过三分之二的篇幅的压抑后，莫里森让读者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过去、未来、个人经历、共同经历、日常生活、社会大背景，莫里森通过人物不同的叙述视角构筑了复调叙述，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将叙事具体化为意象，多角度、多层次地把这个看似恐怖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并让它超越一般小说的层次，赋予其更深更广的社会内涵。

二、“宇宙之树”的时间意义

在宇宙的演化周期中，从空虚中产生了空间，同时 “在无边无际的空虚中产生出支撑宇宙的神秘的、植物似的东西”。这种“植物似的东西”就是“扎根于神秘莫测高处”的宇宙之轴（axis mundi）（张承谟，2000:280）。树通常是作为“宇宙之轴”的象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树的枝直冲云霄，它的干连接大地，它的根深埋泥土，而树枝无限延伸，则代表了生命的永恒。“树可以表达……作为现实和神圣的每一事物……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宇宙树、永恒树或者知识树的象征意义，笼罩在植物生命上的那层宗教之幔才得以展示为最伟大的力量和清澈无比。”（伊利亚德，2002:85）在《创世纪》中，“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Holy Bible:Genesis 2:9）。由此可见，伊甸园里的生命树和知识树所代表的善与恶也成了这个意象的两个方面。

莫里森在《宠儿》中成功地运用了树的意象：“‘甜蜜之家’里漂亮的树比周围农场里的都要多”，西克索管自己挑的那棵叫“兄弟”。长着“火红舌头，靛青色的脸”的西克索常常与兄弟们坐在“兄弟”的下面，烤着土豆，想着“三十哩女子”。在加纳先生死去之前，黑奴们一直享受着“男子汉”（man）这样的待遇。那时的“甜蜜之家”，对于这些被蒙蔽了双眼的奴隶们来说，就是一个伊甸园，而“兄弟”则是联结“甜蜜之家”的保罗们和西克索友谊的纽带。西克索可以花一整天时间跑去会“三十哩女子”，然后回来躺在“兄弟”下面，睡得像具死尸——“那才是个男人，那才是棵树呐”。随着“学校老师”的到来，奴隶们终于意识到“甜蜜之家”并不是他们心中的伊甸园，最终因为无法忍受“学校老师”的百般折磨而出逃。然而，这仍然无法改变奴隶们的悲惨命运，他们先后被抓回，以残酷的手段打死或者活活烧死。

而塞丝逃离途中，她看见 “小伙子吊死在最美丽的梧桐树上”，而自己身怀六甲，也无法逃离被残酷对待的命运：“学校老师”的侄子们夺去了她的乳汁，同时也夺去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基本尊严和权力；塞丝对此进行反抗，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他们给塞丝留下的不仅仅是痛苦的回忆，还在她的背上留下了皮鞭抽打过的深深的伤痕。它们形成了一棵树，一棵被白人女孩丹芙戏称为“苦樱”的树：

“是棵树……一棵苦樱树。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从这儿分杈。你有好多好多树枝。好像还有树叶，还有这些，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 ”（93）

樱桃树在俚语中有处女膜的象征。苦樱树（拉丁语为Prunus Virginiana）更是以其果实的苦涩而为人所知（Weathers，2005），表示塞丝作为女性的权力被完全侵犯。而女人被强奸在隐喻上与侵略与空间的毁灭相联系（巴尔，2003:159），而现代性的空间关系是它的西方源头的殖民本性所固有的，这种关系产生了其自身确定的政治影响，与这种方式并行不悖的是，现代性作为历史时间形式的性别归属 （gendering）问题。克里斯蒂娃曾指出：“对时间而言，女性的主体性似乎提供了某种特定的尺度，这种尺度在本质上从整个文明史历程中广为人知的多元时间模态中保留了重复和永恒。”（奥斯本，2004:37）这一点和女人既在符号上又在物质上被摈除的历史的直线性的时间性相对立。在《宠儿》中，树作为一个过去痛苦回忆的见证者，被莫里森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作为“宇宙之轴”的树，也具有连接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象征意义。塞丝背上的苦樱树，有着树干、树枝，还有着树叶——“小小的苦樱叶”。这就成功地把塞丝的过去定格在了她的背上，刻在了她的心里。“甜蜜之家”并不是真的甜蜜，虽然加纳先生称他们家的保罗们为“男子汉”，可是，奴隶对于他来说仍然只是相当于他所有的动物一样。而“学校老师”跟他的侄子在无恶不作，给奴隶们带来了最痛苦的记忆。于是，塞丝决定逃离这个地方，挺着肚子只身前往俄亥俄河那边的自由之地，即《圣经》中所提及的“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28天的自由让塞丝充分地感受到了不能让孩子重蹈覆辙。在“学校老师”追到124号的时候，她毅然用手锯割断了女儿的咽喉。

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也跟她一样，跟树的意象息息相关。贝比·萨格斯是一位不入教的牧师，她把自己的心带给劫后余生的黑人男子、妇女和孩子们。她把人们带到124号后面的 “林间空地”进行浸礼。位于密林深处、小路尽头的“林间空地”“被橡树遮挡着，五丛黄杨灌木栽成一圈，在离开地面四英尺高的地方交错在一起，形成一个七英尺高的、圆而空的房间，墙壁是五十英寸厚的低语的树叶”。（34）贝比·萨格斯就在这树林中进行布道，要求她的教民们爱自己的肉体，爱自己的一切，因为“他们（白人）不爱你的肉体”。在这里，树是神圣的，它联结了黑人的过去与未来。人们在树林里，向过去的痛苦日子告别，憧憬自由的新生活。而贝比死后，塞丝同样来到了“林间空地”，身边还跟着宠儿跟丹芙。躺在树林中，她回忆起了过去：儿子们，“都会爬了”的女儿（宠儿），回忆起了丹芙出生时的事情。往事萦绕在心头，殊不知身边的宠儿竟是“都会爬了”的女儿还魂归来。树作为一个联结过去与现在、阴与阳的媒介，把小说中的时间概念清楚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并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三、结语

福克纳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一个小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但作品主题具有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性。同样，莫里森的黑人小说涉及性别、种族、阶级等政治性话题，既传承了西方小说的传统，又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作为一名以写作为“思考方式”的艺术家，莫里森对黑人的历史和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全方位的展示；而作为一名承载民族记忆小说家，莫里森在创作《宠儿》时，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将传统与历史融于一体，融虚构与写实于一炉，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震撼力。可以说，她和其他黑人女性作家的不懈努力已把黑人和黑人妇女置入了人类体验、艺术、意识的中心，而不是边缘。

[1]Bauermeister,E.[OL].http://www.luminarium.org/contemporary/tonimorrison/beloved.htm.2011-12-9.

[2]Genesis 2:9.Holy Bible.New Revised Ed.National TSPM&CCC.Weathers,G.B.Biblical trees,Biblical deliverance:literary landscapes of Zora Neale Hurston and Toni Morrison[J].African American Review,Spring-Summer,2005.

[3]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M].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米克·巴尔.叙述学——叙述学理论导读[M].谭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6]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8]张承谟.千面英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9]章汝雯.托妮·莫里森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