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声誉的层次性定位分析

时间：2024-05-04

魏智邓许红

中国国家声誉的层次性定位分析

魏智邓许红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愈发深入，与此同时，声誉问题受到了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塑造与传播国家声誉首先要对声誉准确定位，本文在剖析国家声誉定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声誉层级结构分析，进而从声誉本身对中国国家声誉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国家声誉层次结构

随着国家“硬实力”的竞争空间不断趋于狭窄，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强化，各国越来越愿意运用“软实力”维护与扩展国家利益。而作为“软实力”的最高层次[1]的国家声誉则更受关注，其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曾说，中国当前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是其国家声誉。中国需要积极的国家声誉，以更好地实现“和平崛起”。建构良好的国家声誉，首先必须对声誉准确定位，本文试就此展开探究。

一、关于中国国家声誉定位的既有研究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关于声誉的研究不仅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而且具有多样的研究视角。同时学者们还把声誉作为分析因子,研究国际信贷、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区域一体化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软权力”的提出，促使声誉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参与国际事务力度的增强，中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声誉研究。学者们不仅重视发展声誉理论，还重视声誉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研究，关于中国声誉的理论也是学者们的研究重心。

学者们另外一个研究重心即为中国国家声誉的定位问题。（1）王逸舟在其《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一文中论述了当前中国外交的三种需求，即发展需求、主权需求以及责任需求。[2]其中责任需求即涉及声誉问题。这实际上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定位国家声誉，认为国家声誉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国家利益角度来分析中国国家声誉的学者还有门洪华。他在《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一文中剖析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在“国际利益”中详细探讨了声誉性利益。[3]（2）更加微观的中国国家声誉定位研究者如陈宗权，他在《布什政府眼中的中国形象》一文中从更加具体的角度定位布什政府眼中的中国国家声誉，如“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不够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潜在的军事威胁”和“影响力逐渐增强的全球行为体”等。[4]从此视角定位中国国家声誉的还有张巍华，他在其《冷战结束后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与传播》一文中将中国当前的形象定位为 “和平”、“发展”与“合作”。[5]（3）另一种定位中国国家声誉的方式既有宏观特征又具微观特点。何辉在《中国国家形象定位分析》文中认为定位与调整中国国家形象应该考虑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大国外交、法律政府社会、环境、人权、医疗卫生、国民精神等十个方面，[6]门洪华和周厚虎则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一文中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对中国声誉进行定位。[7]

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多从整体的视野来定位中国国家声誉，将中国声誉作为国家利益来考察，突出强调了国家声誉的重要性。用其他变量如政治、经济、民众、军事、文化等来理解国家声誉，使得国家声誉具备了实体性的外壳。从具体的角度如 “和平发展”、“亲切”与“创新”等定位国家声誉，使声誉目标更加明确。学者们或者用声誉去理解其他变量，或者用其他变量来理解声誉，并没有进行声誉自身的结构性分析，这使得难以从声誉理论角度去衡量不同程度的国家声誉。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试图进行声誉的层级结构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理解与定位中国国家声誉。

二、国家声誉的定义

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人们经常把声誉(reputation)、威望(prestige)、形象(image)、信誉(credibility)以及名誉（fame）等词语交换使用，这种不加区分的概念使用给声誉研究造成了混乱。由于概念界定不仅仅是文字表述问题，还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是能够使观念始终保持清晰性质的问题。因此对这些概念加以区分是必要的。

声誉(reputation)，其英文释义是“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务而形成的对某人或某事的看法”。威望(prestige)的英文释义为 “因为其成功或重要的社会地位而尊重、赞赏某人或某事”。形象(image)的英文释义为“人们对个人、组织或产品等的观点与看法，或者个人、组织等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方式”。印象(impression)的英文释义为“对某人或某事物的看法或感觉，因为它们看起来似乎如此”。①可以看出，声誉(reputation)较为中性，突出基于现有信息形成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威望(prestige)带有明显的正面情感，突出了国家因为具有好名声而拥有的权力或影响力。印象(impression)所表达的认知较为感性，具有表象性。相比而言，形象(image)更加理性，但它没有强调认知是基于已有信息得来的。因此本文界定，所研究的问题应该是国家声誉(reputation)，而非其他。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国家声誉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如美国政治学家布丁认为国家声誉是自我认知与国际认知博弈的结果。[8]管文虎等认为国家声誉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体评价和认定。[9]本文认为国家声誉指国家的内部公众和外部行为体，通过一定的信息互动与复杂的心理过滤机制，形成的关于该国客观现实的较强概括性、相对稳定性的主观印象与评价。[10]

理解国家声誉应该注意，第一，国家声誉是行为体基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价值观等各方面的既有信息，而生成的综合认知与评价，其既有理性的判断，也有感性的评价。第二，国家声誉可以分为对内声誉与对外声誉。对内声誉就是国内个体对本国声誉的评价与认定，对外声誉就是其他国家个体对国家声誉的评价与认定。第三，国家声誉具有动态发展性。国家声誉会随着信息交互的广度、深度、真实性等各方面的变化而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性并不具有突发性、激烈性与不可预知性，整体来看声誉具有相对稳定性。第四，国家声誉是可塑造的，其波动性是可控的。第五，国家声誉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建构，更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行为体根据其对国家信息的了解，产生了主观评价与价值偏向，从而会影响或指引其行为偏向。

三、国家声誉的层级结构

声誉塑造与传播是一个持久与复杂的进程，而声誉存在的最基本前提是行为体之间基于长期互动所产生的信息量。有学者认为这些信息应属于“公共知识”范畴。[11]从认知逻辑学上讲，某个真命题q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 “该群体”“知道”命题q，即Gkq。也就是说，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命题 q (mikq)，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q(mtkmikq)，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他人知道q(mtkmikmikq)……如此进行“知道”的有限或近似无限的循环。因此，虽然行为体对于国家声誉的认知主要基于现在与过去的信息，但由于信息的传播的时空有限性以及选择性，又由于个体接受与理解的信息的差异性，使得这些信息并不能完全达到“公共知识”的程度，信息会呈现一种从“未知”到“公共知识”的动态分布状态。

行为体关于国家声誉的认知既具有理性的判断，又具有感性的评价。国家对信息的塑造具有选择性，进入国内的信息又具有选择性，个体接受信息时再次具有选择性，多重选择使信息的传播具有明显的不完全与欠准确特征。虽然行为体能够在尽可能达到信息量边际的条件下做出尽可能理性的判断，但未被理性覆盖的残余空间里，其认知与评价就极具感性特征。认知逻辑学家认为，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体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信息排序。因此，国家声誉的存在有一个“量”的程度，国家声誉的建构存在一个发展进程。所以，我们将声誉进行程度方面的结构分层，如下图所示。

图一国家声誉层级结构

国家印象(impression)是行为体对国家的基本认识，会让认识者产生基本的偏好，是行为体感性认识基础之上作出的倾向性选择。国家印象是国家声誉建立的初级阶段，一般普通民众对于国家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印象阶段。国家形象(image)是通过国家的一系列活动表现出来的，并为社会行为体所感知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并能对行为体的行为倾向起到引导或指导作用，具有相对稳定性。民众通过长久的、深入的信息互动，不断修正、补充其对于国家的认知与评价，形成了对于国家的较理性的形象认知，并且这种认知与判断会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但须注意，国家形象的影响力具有被动性，意思就是公众在信息交互的过程中，信息体相对更加主动，可以理解为是信息体主动接触到了行为体，而不是行为体主动移向信息体。另外，形象对于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这种影响力基于行为体的自身意愿，更何况行为体的行为还受到除声誉以外的其他繁杂因素的影响。鉴于此，国家形象又可以分成两层：综合、较理性的认知与评价层，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了影响。国家威望(prestige)是业绩和权力的名声。威望具有较强的情感因素，这种情感弱于“认同”、“信仰”，但强于“认可”、“知道”。威望不仅是国家声誉的被动体现，更体现了声誉影响的主动性。在信息互动中，会呈现行为体与信息体相向移动的状态。处于威望层次的国家，其国家声誉的吸引力、感召力更加明显与强烈，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力度更大。

这三层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与绝对，从低层到高层存在一个积累与发展的进程。印象是形象的基础，形象是威望的基础。一般而言，国家对内声誉处于会威望层次。就对外声誉而言，一般贫弱国家的声誉往往长久停留于印象层次，国际社会以及行为体对它们的认识粗浅而感性。而发展中大国的声誉则会处于形象层次，它们会利用其强大的传媒力、“硬实力”等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现阶段的国际体系中，只有极少数强国的声誉达到了可以利用威望的程度，如美国。

四、中国国家声誉的定位分析

全球化趋势下，在争取生存和强权的斗争中，别人认为我们怎样，就同我们实际上是怎样同等重要。[12]应该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处于印象层次——“神秘”、“富饶”与“封闭”。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全新的中国印象——“坚韧”、“勇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了“负责任的大国”、“亲切友好”、“充满活力”的形象，但也不乏“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负面形象。时至今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声誉仍处于形象阶段，远没达到威望的程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行为体对中国的认识虽然呈现感性与理性交融态势，而且随着信息互动的深入与中国实力的增强，理性逐渐多于感性，但当前中国塑造与传播信息的经济性方式，使得行为体对中国的认识极具片面性。中国国家声誉的塑造呈现明显的“经济性”特征，表现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性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还表现在庞大的GDP总量、强大的市场活力、繁荣的多边投资合作与贸易往来等方面。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又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经济效应带来的声誉塑造力影响深远而持久。

这种经济性特色，使得中国国家声誉的塑造呈现较强的被动性或非自决性。被动性的意思是行为体被动参与信息的交互，然后生成相应的认知与评价，这些认知与评价具有极强的主观随意性。非自决性的意思是指中国国家在生成积极的认知与评价上的引导性、可控性较弱。信息输出以后，对于所将要形成的认知与判断的预见力与控制性不足。这种被动与非自决性使得行为体生成的认知与评价容易陷入片面的境地，如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与制造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要求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他们没注意到中国的环境、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与矛盾。

第二，中国国家声誉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首先，国家声誉的影响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来自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方面的影响。同时，与西方大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加剧了这种有限性。其次，从中国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现状来看，其影响力也是有限的。例如在全球金融方面，中国更多的仅仅是参与者而非设计者。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与欧盟手中，中国在IMF的份额仅占4%。②最后，中国国家声誉真正发挥“威望”效果的国家大多比较贫弱，形成的国际影响十分有限。

第三，中国国家的对内声誉与对外声誉的不一致性较为突出。不管是从理论角度来讲，还是从现实情形来看，国家的对内与对外声誉都会存在不一致，但如果这种不一致的时空跨度过大，将会给国家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国现阶段的对内与对外声誉不一致性的时空跨度较为明显。杨·罗必凯品牌资产评估机构(BAV)全球跟踪调查研究显示，在形象健康、品质优秀以及高素质等方面，中国人自我评价与外国人的观点差异很大。[13]

为了更好地理解对于中国国家声誉的定位，本文在此对美国的声誉定位做一简要分析。笔者认为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美国，已习惯于运用国家威望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美国对国家声誉的塑造更加主动，美国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通过新闻传媒、影视文化等渠道，充分运用心理战与舆论战，塑造所需要的国际、国内威信，以此来树立国际威望，强化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决断力。另外，美国对国家声誉的塑造更加符合 “实用主义”，影响能力更加深远与广泛。美国商业调查公司盖洛的报告显示，2012年全世界超过6.4亿有移民倾向的人群中接近1/4明确表示想去美国。③另外，2012年11月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发布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1至2012学年就读于美国的国际学生总数达764495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7%。④可见，美国声誉已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引导作用，美国已经达到了可以利用国家威望（prestige）的程度。

五、结语

本文将声誉(reputation)分为三次：印象(impression)、形象(image)以及威望(prestige)。印象是感性认识，具有模糊性与波动性，是声誉形成的初级阶段。形象是感性与理性的混合体，并能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倾向，具有相对稳定性。威望具有较明显的情感因素，对行为体的影响更加明显与强烈。三层之间不具有绝对的界限，具有动态发展的特征。由于社会公众对信息传播与接收的复杂性，一国民众对另一国形成的认知与判断，既具有印象成分，又有形象成分，极少数可能具有威望成分。但随着交互频率的增多，信息的“持续、大量”，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对另一国的声誉判断会具有相对稳定。由此分层结构，我们可对各国的声誉程度做一理论上的区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愈发深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频度与力度不断增强，各国政府与民众越来越关注中国国际声誉。对于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并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国来说，面对西方国家的“接触”与“遏制”，其积极国家声誉的塑造更显重要。因此，中国应该避免模糊印象的塑造，立足于积极形象的建构。同时，可以增强与深化现有国家信息的塑造与传播方式，从经济、军事、科技、社会、传统文化以及环境等多角度出发，以旅游、留学生、移民、新闻媒体、影视、外交事务、国际或地区性活动等为基本信息传播渠道，塑造积极的国家声誉，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注释

①英文释义详见: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② 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3041 6/011115155714.shtml.

③ 新浪教育:http://zj.sina.com.cn/edu/ymzx/2012-12-10/08393717.html.

④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82905.

[1]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17.

[2]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J].战略与管理,1999(6):18-26.

[3]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J].战略与管理, 2003(2):83-89.

[4]陈宗权.布什政府眼中的中国形象[J].国际论坛,2007 (3):74-81.

[5]张巍华.冷战结束后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与传播[J].中国校外教育,2007(9):12.

[6]何辉.中国国家形象定位分析[J].现代传播,2006(2): 113-116.

[7]门洪华,周厚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