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悲情意识

袁蕾

《古诗十九首》的悲情意识

袁蕾

《古诗十九首》中体现出游子思妇，文人自身对生命的复杂情感，具有浓重的悲情色彩。本文拟从《古诗十九首》中所体现出来的创作者的悲情意识去解读《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受到后世的重视，正是因为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悲情意识引起不同社会时代中有相同心境文人的共鸣，其悲剧式审美意象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 悲情 离愁

《古诗十九首》不论其产生的时代和作者成分，它对魏晋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备受历代评论家高度赞评，刘腮《文心雕龙》称赞：“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诗品》誉之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胡应麟《诗蔽》叹其曰：“研究者从创作时代、题旨内涵、艺术技巧、美学意蕴等方面作了具有现代意味的探索 ,为《十九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拓展奠定了基础。天工神力,时有独至。”王国维《人间词话》赞其“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有人甚至把《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楚辞》相提并论。承近代《古诗十九首》研究之余绪，20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在对古诗文本的解读、研究资料的整理、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笔者在研究者们的基础上略呈陋见。

《古诗十九首》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自身的一种悲情意识，抒发了诗人们特定的社会时代中独特的人生感受。有人生如寄、岁月易逝的感伤情怀，也有相爱却不得相守的痛苦，有离愁别绪的咏怀，这三方面都饱含着浓郁感伤意识。

一、个体生命悲情意识

《古诗十九首》中的下层文人面对人生思索着短暂的个体生命和永恒时空的对立。在这种思索中他们内心对个体生命有着强烈的悲情意识。在面对死亡、认识死亡的过程中，诗人充满了恐惧感和悲哀感。因为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中生命的短暂。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扬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抒情主人公在这首诗中用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面对个体生命中的生与死的悲凉心态。诗人出门路遇丛葬之地，“遥望郭北墓”，不禁悲从中来，因为“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自然引起他思考个体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油然而悲。诗人目睹墓上之木，进而联想到墓下人，诗人对于生命的短促如此怨怅，对于死亡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在面对个体的生命短促的事实下，他对人生如寄发出悲叹，只有寻求世俗之乐“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来冲淡对死亡的正视和恐惧。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诗人开始对个体生命产生了怀疑，认识到“生年不满百”，认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把生命的白昼，悉数沉浸在秉烛夜游之中，里面包含了诗人面对无法改变的生命短暂的回避，为了化解思想上的痛苦，用“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来作为解脱之道，隐藏在无奈下面的还是对生命短暂的恐惧的悲情意识。 诗人们认识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是任何个体生命都无法跨越的，无法改变的，他们恐惧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驱车上东门》)这就是《古诗十九首》中诗人们“及时”行乐故作旷达之语，实则隐藏着人生的痛苦体验。“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也显示了诗人在行乐背后有着对个体生命最清醒的体验。这种悲凉的心态，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和回避。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他们执著追求并不是表象本身，而是针对自己个体生命价值的认识，在坚持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这种清醒的绝望造就了《古诗十九首》中深刻的对于个体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情感体验，激起了后世无数文人与之共鸣 。

二、爱情和婚姻悲情意识

《古诗十九首》的诗人们在诗中对个体生命和人生不仅仅倾注了孤寂和苦痛的体验，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河畔草》)“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驱车策驽马 ，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这种漂泊感和孤寂的痛苦也在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诗歌中得到体现。因为游子远游或者客观原因而“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坡”，(《冉冉孤生竹》)承受着“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的痛苦，双方因距离而“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行行重行行》)这种弥漫在爱情和婚姻中的悲情意识随处可见。诗歌中体现了游子们和思妇们内心凝聚着一种痛苦的别离之情。游子在外且行且吟：“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哪怕“馨香盈怀袖”，却因“路远莫致之”（《庭中有奇树》）深切体会到“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行行重行行》)的痛苦心情，对着星空星辰不由得发出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之慨叹。思妇们因为别离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结果“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在漫长的等待游子的归来和相思中青春岁月在消失，内心怎不充满悲苦之情，意识中那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难言相思之情萦绕不绝。思妇们因为“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产生“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的幽怨，导致思妇在梦境中期望丈夫归来。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

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

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

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

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这首思妇冬夜怀夫的忧思之作形象地描写了思妇因思入梦，却又因梦而醒，反映出女主人公因相思而坠入迷离恍惚中的怅惘感伤心情。这种因为相思成忧，内心深处潜在的悲情意识影响主人的心绪，导致主人思而梦、梦而醒的迷茫怅惘之情令人不忍卒读。吴淇《选诗定论》中说：“‘锦衾’句引古以下，言洛浦二女与交甫素昧平生者也，尚有锦衾之遗；何况与我同袍者，反遗我而去也？”又如马茂元亦认为这两句和《行行重行行》篇的“浮云蔽白日”句用意相同，是女主人公内心对游子另寻新欢的一种担忧。（《古诗十九首探索》）这种弥漫在诗歌中的忧思之情随处可见。对于那些哪怕接到家书的思妇们来说，还是有所悲虑的。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主人公在遥追往事，一封简单之至的信，她却视如珍宝，“置书怀袖中”，以至于“三岁字不灭”，这种相思之情让人不由感动。但是主人公虽然收到在外丈夫的信，而游子在思妇的漫长等待中久盼不归，引起思妇深深的担忧——“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在这种普遍的悲情意识里，思妇们都盼望游子早归，强烈地展示思妇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朱筠对此诗有着真切体会：“于不合欢时作 ‘合欢’想，口里是喜，心里是悲。更‘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无中生有，奇绝幻绝！说至此，一似方成鸾交、未曾离者。结曰‘诗能’，形神俱忘矣。又谁知不能‘别离’者现已别离，‘一端绮’是悬想，‘合欢被’用乌有也？”此诗所描述“遗我一端绮”的意外喜悦，实蕴含着夫妇别离的不尽凄楚。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此诗表象给人事以温丽的“遗绮”之喜，实则抒写了悲远的夫妇“别离”之哀。在这种悲情意识中，一些思妇们发出感叹“荡子久不归，空床难独守”，“她们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

无论是何种情感都展现了爱情婚姻中的困境，呈现出一种无路可达的悲剧情韵，充满着虚无感、幻灭感。游子思妇们孤独越深，悲情越浓重。只能和那个书写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孟冬寒气至》)的人“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诗人营造了充满悲剧感和悲剧意识的氛围，来加深了爱情婚姻的悲剧。

《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人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深刻再现了东汉末年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的转换时期 。失意的诗人们从多个角度抒发了当时生活在宦海中追名逐利，经历沉浮的人生心路历程。凝聚在《古诗十九首》中的悲情非常复杂，既有仕途坎坷、前途不明的痛苦，也有人生如梦、生命转瞬而逝的感怀，还有相爱却不能相守的别离之愁，这几种富有典型性的情感中都饱含着浓郁而又无法排遣的感伤。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的情怀是悲情的，最主要体现在《古诗十九首》时空困惑、诗人自身价值的倾覆、友情虚妄和爱情的离乱、生命的虚度的光阴的飞逝、心态的焦虑和生命周期的短暂等等。在《明月何皎皎》中我们又看到，当诗人置身于无边皎洁的月光中时，诗人，亦是一种几乎悲剧的化身，他们的孤独无助在瞬间悲化，这种悲剧色彩使诗人“忧愁不能寐”。悲情被赋予了慰藉人生创痛的重任，诗人们在探求人生和生命的价值，从而在精神上安慰自己，《驱车上东门》中“年命如朝露”的悲慨，只引发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哀叹，《生年不满百》中“千岁忧”的感怀（对不朽的精神向往）竞导出“为乐当及时”的结论，这是精神向往背后的痛苦，声称要虚掷自己的生命，自然他们的情感归宿要归结到一种悲情的心态，这种情怀才是他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本源，然而，这种情怀吟唱着生命悲凉伤感的漂泊和永恒的孤独，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色彩下的情怀成了中国文学不可规避的永恒主题，在这种精神的催化作用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有了中国诗歌、诗歌的精神追求和诗人的创作尺度。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