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盛会　热情的关怀　本刊出版两周年暨改刊座谈会在京举行

1998年深秋的北京，暖如阳春。《百年潮》出版两周年暨改刊座谈会，于11月5日在新华社会议厅举行。两年来一直热情关心、爱护和支持本刊的首都学术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专家、学者等六十余人，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

会议由本社社长郑惠主持。他说，《百年潮》面世以来，各方人士，包括在座的同志们，一直给予我们尽心尽力的帮助。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时，大家总是对我们援之以手，打之以气，帮我们度过难关。经过两年时间，我们的刊物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逐步扩大了影响，这都是同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他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深深的感谢。他说：我们正处在跨世纪的门坎，回顾历史，百感交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内涵太丰富了。中华民族为争取幸福和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能赢得今天这种局面很不容易，我们实在需要把这份丰厚的历史遗产存留下来，传播开去。但我们在许多方面还做得不够，希望与会朋友多提意见。

本刊主编杨天石就本刊的宗旨和改为月刊后的一些新打算作了介绍，请大家进一步出谋划策。

本刊顾问程思远副委员长说：近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饱经忧患，历尽沧桑。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格局，可说可写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以《百年潮》两年来的磅礴气势和求实精神，前程远大，大有可为！

本刊顾问肖克、宋任穷、胡绳因故没能亲莅，都来函或来电表示对会议的祝贺。到会同志踊跃发言，对本刊进行了——

热情的鼓励与鞭策

季羡林先生临时有事未能前来，特委托与会的北大张学书同志带来他的亲笔书信，对本刊“表示真挚的祝贺”，并祝愿本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刊物办得越来越好。”张学书读信后补充说，北大历史、哲学等系都有不少《百年潮》的忠实读者。大家感觉它真实可靠，权威性大，有时代感。如龚育之关于傅鹰的文章，张承先关于北大工作组的文章，很多情况我们北大人原来都不知道，读后让人豁然开朗。

杜润生说：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它最终是按人民的要求发展的，但它不是直线，总有曲折。曲折产生于资源的稀缺。稀缺就要发生垄断，垄断就有既得利益者，而既得利益者总是少数。在利益从少数人享有到多数人享有的过程中，必然是多数人要求改革，少数人抵制改革，这就形成历史的波澜。具体的曲折是偶然的，比起大趋势是渺小的，但曲折的事情非常多，非常复杂，有时官史就不记载。官史总要受利益关系支配，于是就有民间历史出现。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史和民史的界限会渐渐模糊。出现《百年潮》、《炎黄春秋》这样的刊物，就是历史的需要使然。

于光远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向后看也正是为了向前看。不能把不应该忘记的忘记，甚至运用自己的权力强迫人家忘记，以致重犯过去犯过的错误。比如，不许反思“文革”，我就非常不赞成。许多事情，经过了，还要思考。我们这些老同志，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当事人，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秦川说：百年风潮，潮起潮落。近二十年是波澜壮阔的二十年，是经济、思想各方面发生大变革的二十年。这二十年中，“左”祸与改革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几位勇将，后来就不让再发言，写文章也不能发表。很多同志爱看《百年潮》，就因为在这方面说了一些真话。今后还可以再尖锐一些，思想再解放一些!

李锐说：不只是五七年反右以后，建国头几年就有不少“左”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可隐讳的。要思考，要总结，首先把这二十年的斗争和问题说清楚。

朱厚泽说：到现在我们对于档案材料的管理和公布还没有一套规矩，毛泽东、邓小平的很多东西还看不到，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谢谢《百年潮》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精彩的史料和观点，请老同志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非常宝贵。明年改月刊，就更好，祝贺你们!

冯征说：《百年潮》敢讲真话，信息多，气魄大。许多老同志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

王蒙说：今日“群贤毕至”的如此盛会，说明《百年潮》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这是说真话的力量。面对现实的真实有很多困难，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先面对昨天的现实，从昨天的现实中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现实。从理论上说，真实只能有一个“版本”，但我们现在实际上有很多版本，我看也可以允许有不同来源、不同范围的版本，以后再逐渐向那个最真实的版本靠近，最终达到历史的真实。

与会者还对本刊提出了许多——

殷切的希望和建议

温济泽说：《百年潮》出刊以来，我每期都仔细地看，的确是越办越好。《百年潮》具有很多别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希望今后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比如1999年1月的瞿秋白百年诞辰，5月的五四运动八十周年，10月的国庆五十周年等等，都应该有严肃郑重的纪念。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时，周扬同志所做的《伟大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次八十周年纪念，我们应在思想上、理论上有更大的作为。国庆也不只是喜庆，不能忘记建国以来的种种曲折，应该更认真、更科学地总结我们的教训。

杜润生说：五四运动开始于政治，结束于文化。但仅仅靠文化运动解决不了问题，历史发展的结果最终一定要搞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的改革。跳过新民主主义，就保留了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保留下来的。现在大家在纪念彭德怀，歌颂他敢说真话、忍辱负重等等。这样的伟人，为什么竟会被冤枉、遭不幸?重要的还不只是追究哪个个人的责任，而是要思考怎么把制度搞好。“五四”提出科学民主，一是不要迷信，二是格物致知，三是给人以自由。没有自由讨论，凭空定上某一种标准，离开这个标准就说是反革命，反党，那就会窒息思想。

杜导正说：“五四”与国庆的纪念和宣传，我们不是要写一般的应景文章，而是要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例如纪念“五四”就应该在民主问题上更好地作些文章，纪念“十一”则应该更好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百年潮》和我们《炎黄春秋》这两个姊妹刊物可以分工合作，共同努力。

资中筠说：同样是杂志编者，眼光和胆识差距很大，《百年潮》办出了自己的水平。今后，内容还可以扩大一些，可以运用国外公布的档案写些文章。

李慎之说：部队一位老同志最近写出一本书，记述当年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悲惨遭遇。为什么美国的战俘回去可以当将军，在战俘营中还曾建立秘密党组织进行斗争的中国战俘回来却成了坏人?这方面的情况《百年潮》也可以关注。

李锐提出要抓紧抢救“活资料”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但至今重视不够。现在，活着的老人越来越少，一定要抓紧组织力量，先将八九十岁以上老人记忆中的历史记录、搜集起来。

曾彦修说：现在很多同志还买不到甚至不知道《百年潮》，希望今后大力加强宣传和发行工作。

未及在会上发言的刘吉，告辞时留下了一个短笺：“《百年潮》办得实在好。衷心祝改刊后办得好上加好。”

到会的还有熊向晖、石仲泉、梁衡、吴象、姜思毅、苏双碧、彭明、张静如、丁守和、耿云志、黄高谦、邵燕祥、沈昌文等。

本刊记者邢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