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

程中原记录整理

我和你(指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是在中央苏区才熟悉的，同闻天，我到莫斯科后就比较熟。他在重庆二女师教书的时候，同我的四哥杨闇公是朋友。他那时宣传新文化，提倡自由恋爱，是个才子。杨闇公支持他。四川军阀要把他驱逐出境时，他还在我家里住过十几天。李伯钊比我先到莫斯科。她在重庆二女师时，是张闻天的学生，对张闻天很佩服。我一去，她就向我介绍张闻天。由于有这些关系，我一到莫斯科就同闻天同志比较熟。

闻天同志是我学俄文的老师。教我们俄文的一个是张闻天，还有一个是王稼祥。

后来闻天同志进了红色教授学院，那是苏共中央的，与中山大学没有关系。

1931年初，我同闻天两人一道从莫斯科回国。到中央苏区后，他当宣传部长，我先当干事。宣传部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创办起来，张闻天是第一任校长，我是副校长。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之前，任弼时办过一个训练班。正式办共大，第一任校长是闻天。后来又增加董必武同志为教育长。我到前方去，李维汉同志就来接替我。我1996年回瑞金，到当年共大所在的那个村子去看了，有个七十多岁的妇女还认识我。

博古、洛甫(即张闻天)、稼祥三个，开头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的人，主张是同样的，都是相信共产国际的，认为共产国际说的都是对的；他们学的是本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中国革命他们都没有实践过。

这三个人也不一样，有区别。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是个锋芒毕露的人，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但也没有经验。

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许多文章是张闻天写的。他是宣传部长，这是他的任务。所以大家的印象中，博古和洛甫就连在一起了。其实，在上海后来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张闻天写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中间的思想有共产国际的，也有张闻天自己的独立思考。后来，他反对文艺战线的关门主义，反对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同博古的分歧就比较明显了。

到中央苏区以后，就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了。后来博古就想把闻天排挤出领导核心。闻天同志被派到政府去工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对闻天同志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采，他同毛主席接近起来了。毛主席对闻天施加影响，慢慢地看出张闻天是有可能争取的，到长征出发的时候，洛甫和毛主席还有王稼祥就走到一起了。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同博古分开，可以说是完全决裂了。

前些日子看了遵义会议的电视片，好多人间，张闻天怎么转变得那么快啊。他们不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可能是受过去宣传的影响，总认为洛甫和博古一直是在一起的。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写张闻天，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教条宗派”的问题。毛主席在七大做决定时说过，所谓“教条宗派”，在革命过程中已经分化了，现在没有“教条宗派”了，所以决议上也不要写了。

你(指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成员程中原)说周恩来同志讲过，党史上形成的“宗派”不是指秘密的反党小组织，而是指在一些思想观点以至策略纲领上意见相投即结合、不投即反对的关系。这些观点、策略、纲领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同志在实践中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这种结合也是不稳固、不长久的。恩来同志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有的同志始终不同意，如陆定一同志，至死都认为所谓“二十八个半”非要写不可。他去世之前我去看他，他还跟我说这个事，要同我争论。

长征刚出发时，大家茫茫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全军都不知道。领导当然是．有打算的。我们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写的那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才知道要转移地区了，但到哪里去，不知道。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大约十天，博古和李德到我们三军团驻地来过一次，彭德怀说“崽卖爷田心不疼?就是在这一次。那时没有说到要长征。后来说；当时应该打到浙江去，可以打到浙江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长征中关于到什么地方去，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口号换了好几次，但都不能站住，实现不了。几经周折，最后才在陕北落脚。

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整风后闻天同志到晋西北调查研究，对他很有帮助。可惜迟了一点，不过早也不可能。真正从哲学思想上解决问题，是这次一年多的深入调查研究。

闻天同志一直是研究问题的。庐山会议时，他的发言是有准备的，预先写好了几页纸的提纲。受到打击后，也还是研究问题。他写的东西，都经过我转到毛主席那里。

党史上有些问题很复杂。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中国去的有上千人，大家都有埋怨情绪。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党内负责干部也有好几位，如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他们讲他们的意见，想影响学生。学生中情况也很复杂，有的是经过大革命失败的干部，如夏曦，大革命时期是湖南省委书记；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从法国去的。从家庭出身来划阶级成分的话，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其中还有不少是国民党高级干部的子弟，如蒋经国等。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不行，王明讲斯大林给中共政治局委员上课，讲革命高潮和低潮，如何听不懂，斯大林怎样打比方，意思是说中国党领导人的水平实在太差。一派以托洛茨基为代表，认为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有问题。

共产国际同中共代表团之间也有矛盾。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可是不让中共代表团插手；米夫从中捣乱，使矛盾更加复杂。

中山大学里面整托派，有个河南去的学生自杀。也确实有托派，苏联教职员中也是两派，托派也有。还有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等，都是江浙人，常在一起，就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

总之，复杂得很。那时整个党处在幼稚阶段。

六大的时候，强调工人成分，选了个向忠发当总书记，真是笑话。

六届四中全会也就是几个人在那里定。王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只在区委里面干了几天，一下子就上去了。后来他到共产国际，还当了主席团成员，不但管东方部，还管拉丁美洲。比较成熟的还是毛主席。

那一时期周恩来的作用较大，地方党、秘密党他都管。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上是周在管事，周恩来是半边天。

四中全会分裂出去的，也就几十个人。

那时都是小资产阶级，没有多少工人。四中全会以后的常委中有个卢福坦，山东淄博人，是工人，比向忠发的水平更差。他想要当总书记，浮在上面，工人中去不了，一天到晚躲来躲去。他也不懂马列主义。这个人后来叛变了。

现在还没有一本好的党史。不少历史上的问题没有讲清楚。

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我看有一定道理，值得好好研究。社会主义改造没到两年就完成了，太快了。

毛主席着急是在斯大林死后。毛主席看不起赫鲁晓夫，1957年莫斯科会议，提出以苏联为首通不过。波兰的哥穆尔卡特别反对。毛主席在莫斯科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去做工作，才算说通。

毛主席搞大炼钢铁，想快，没有经验，没有办法，就想通过搞群众运动。现在有人说毛主席没有理论，这怎么说得通呢！

毛主席也有矛盾。老挝革命胜利后取消货币，主席很称赞。主席有过这种想法，但也反对过这种想法。他也是有矛盾的。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是错误的。他在滴水洞写的那封信，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想法，到现在也还没有搞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