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段经历

锦　洲

1935年间，胡绳从北平辍学南归，住进上海的亭子间，一边写作，一边埋头研读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古典哲学。然而，日本侵略者的大炮轰鸣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不满20周岁的胡绳别无选择，不久即投身于伟大抗日战争的洪流。他于1937年间到了武汉，担负起《全民周刊》的编辑工作(这个杂志由柳湜主编，后来与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同时还为，《新学识》等刊物撰写文章，又办了个名叫《救中国》的通俗杂志。就在这个时候，胡绳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虽然只是在公开集会的场合眺望到周恩来的身影，但那些热情洋溢的抗日号召，那些鞭辟人里的形势分析，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8年1月，胡绳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虽然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然而对于革命的道路究竟有多么曲折漫长，究竟怎样才能走向最后的胜利，他心中还完全无数，也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些问题。

武汉失守以后，胡绳在襄樊工作过一个短时期，于1939年第5、6月间辗转来到重庆，加入邹韬奋的生活书店。那是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正面战场上的形势渐趋稳定，开始出现战略相持的局面。汪精卫已经投靠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对于大后方蓬勃发展的抗日民主运动加强了限制和镇压。

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文委工作

生活书店正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店，出版了多种进步期刊。胡绳的工作主要是编辑《读书月报》。一天，与胡绳有组织联系的钱俊瑞通知说，他准备前往新四军，以后就由胡绳接替他参加党的南方局文委的工作。这样，从1940年年中开始，胡绳有幸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直至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为止，前后共有四年(中间有一年多，胡绳被派往香港，但也是在南方局和周恩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抗战期间，党在重庆的公开机构除新华日报社外，还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公开地址是靠近城区的曾家岩50号和城外的红岩。党的南方局的部分机关以曾家岩50号为掩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也常住在这里。南方局文委的会议都在曾家岩50号召开，大概每一两周开会一次。周恩来虽然需要处理多方面的事务，但只要他在重庆，总是亲自主持文委会议。他不在重庆的时候，文委的会议就由日常负责人徐冰召集。1940年时，经常参加会议的人除胡绳外，还有潘梓年(新华日报)、冯乃超，后来还有作家沙汀参加。工作人员张颖、张剑虹也经常与会。

南方局文委的任务是在文学、戏剧、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等领域，一方面保证党员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广泛联系党外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从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可见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每次开会，他除认真听取汇报外，必做长篇发言。有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谈得兴起，忽然发现满屋烟气腾腾(除周恩来本人外，经常与会的几个男同志全都抽烟)，才意识到原来已至深夜。会议一般从晚饭后开始，往往持续到夜深。几个不住在曾家岩50号的人，会议后经常只能以桌代床或打地铺过夜，第二天清早再回家。

当时，重庆文化界人士最集中的地方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三厅”(1940年1月改组后名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对文工会的许多人，如郭沫若、杜国庠、阳翰笙等都十分熟悉，与郭沫若更是经常直接联系。为避开敌机轰炸，文工会搬到远郊农村，周恩来还亲自前往看望，而一般是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冯乃超了解情况，作出必要的指示。

在文委里面，胡绳主要分工在出版界、学术界工作。当时的进步出版界以生活书店为主力，它也是胡绳重点联系的对象。但就在1940年，国民党日益背离抗战初期的承诺，逐步加强特务统治，残酷镇压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在文化出版界，生活书店首当其冲，各地分店陆续遭到封闭。周恩来同志对生活书店这支力量非常重视，对邹韬奋非常尊重。邹韬奋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后在临终时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中央批准)，而书店的店员、职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周恩来总是要求大家尊重邹韬奋在生活书店的领导。生活书店的党组织关系原在重庆市委，由于市委将其等同于一般公司、商店内的党组织看待，因而有些工作部署不完全恰当。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将生活书店的党支部转归南方局文委直接领导。开始时由胡绳负责联系，胡绳去香港后改由张颖联系。皖南事变后，为了保护这支队伍，又是周恩来果断决定将邹韬奋等撤到香港。

跟周恩来学习掌握统一战线方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大后方的政治形势骤然严峻。为了保护文化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党内外力量，同时也为了开辟新的阵地，扩大抗日宜传，周恩来同志亲自召集会议，部署疏散转移工作。会议确定撤离人员分三路出发：一部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一部分通过云南等地去东南亚开展工作，还有一部分去香港。对于每一个方向上的人员、路线、联络方法、今后任务等，周恩来都与大家仔细研究，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周恩来自己则率领一部分同志，坚持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面对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周恩来从容不迫，临危不惧，那种无与伦比的革命坚定性，使初次经历如此严峻考验的胡绳深受感动。

那时，胡绳奉派前往香港。50多年后他回忆说，在长途跋涉中(大概两个月)，他始终忧心如焚，总以为又到了“四·一二”前夕，国共分裂在即，内战势所难免。过上海时，在大学教书的胡曲园夫妇等邀他座谈，谈话中他就流露了这种看法。到香港后，看到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有关指示，知道周恩来坚持党中央从抗战全局出发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重庆那样艰危的处境下发动强大的攻势，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使危急的形势逐渐化解。相形之下，自己是多么幼稚，对形势的看法又是多么片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绳又从香港经桂林回到重庆，重新参与文委的工作。这时，参加文委会议的仍是原来那几个人，只有沙汀离开了重庆。皖南事变后，他根据周恩来的安排转到四川某地农村从事写作，写出过不少生动反映四川农村生活的小说。夏衍、张友渔每次回到重庆，总会参加文委的会议。

1942年，胡绳进入新华日报社，担任副刊的编辑工作。这个副刊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产生的，几期试刊均经周恩来过目审定，正式刊行后也经常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1944年以后，胡绳又参加了《新华日报》社论的撰写。周恩来对报纸社论抓得很紧，每临重要关头，甚至亲自动笔撰写。胡绳还记

得，1945年，在南方局主管青年工作的刘群病逝后，同志们从红岩步行到附近的墓地为他送葬，周恩来利用和大家一起步行的时间，向胡绳详细地讲述了要他起草的社论内容。周恩来的领导的确十分细致，又像是手把手地教小徒弟一样。

除了《新华日报》的工作，胡绳在文委仍负责与出版界、学术界的联系。这时，生活书店在沉重的压力下已难以生存，各地分店几乎全被封闭，只在重庆留下一个规模很小的门市部。邹韬奋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后离开香港，因遭国民党通缉而无法返回重庆，只得进入东江游击区，并由广东的党组织设法把他隐蔽在梅州附近的农村。不久，广东省党内出了叛徒，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邹韬奋无法在广东农村立足，又由地方组织将其转移到上海，后转入新四军地区(1944年不幸病逝于上海)。这些，都是由周恩来及南方局统一协调安排的。

当时，重庆的进步出版界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仍有一些较小的进步书店在困境中坚持斗争，黄洛峰主持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是重要的一个。黄洛峰是个老党员，他通过胡绳与文委取得了密切的联系。根据周恩来和文委的指示，黄洛峰与出版界中稍有进步倾向或中间倾向的书店、出版社广为联系，共同进行向国民党当局争取出版自由、争取纸张公平分配的斗争，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文委工作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与统一战线有关。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是非常重视的。有一次，周恩来与几个同志在曾家岩50号屋内闲谈，胡绳也在。座中有人忽然提出，将来抗战胜利后不知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某一相当负责的同志随口回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呀。周恩来听到后笑着说：恐怕不能那样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统一战线的形式、内容、对象等等当然会有变化，但党总是要与党外可以合作共事的人合作，因此统一战线将长期存在下去。周恩来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也一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始终把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

在学术界与在其他领域一样，周恩来也是主张广泛结交朋友，同时又对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特别重视。他与侯外庐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抗战时期，侯外庐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德国曾致力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多年来每逢工作、生活上遇到问题，往往去找所能找到的共产党员和党组织商量。他在重庆除撰写政治评论外，还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本来，他主要是搞古代学术思想史，后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从近代人手。大约在1940年间，周恩来曾约侯外庐单独见面。那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侯外庐前往曾家岩50号，所以周恩来决定把谈话地点定在城里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这里是职工宿舍，灯光黯淡，排列着七八张床，周恩来悄悄来到楼上，与客人对坐在床铺上相谈甚欢。这次谈话，胡绳也在座。

周恩来在1944、1945年间，多次到重庆，但每次时间都很短，抗战结束后才又较长时期地留在重庆。他在重庆既肩负着领导整个南方局的重任，又主持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当然是非常繁忙的。但不论在渝时间长短，不论其他工作多么繁忙，他总是非常注意文委工作，并且一有机会即与文化界人士集体或个别地联系。当时有过一个学术界的读书会，参加的有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胡绳等。周恩来有时悄悄地到场，和大家亲切地交谈。他不但谈政治形势，也谈学术方面的问题。周恩来还与文化界的前辈柳亚子等经常保持联系‘有一次，胡绳和何其芳还曾陪同叶圣陶前去会见周恩来。30年代中，叶圣陶不属“左联”作家之列(茅盾回忆录中曾对当时“左联”没有邀请叶圣陶参加表示遗憾)，所写文章也没有“左联”那种味道，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者，与党和“左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周恩来这次在重庆特意与之长谈，看来对叶圣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可能与他几年后毅然决定离开上海前赴解放区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恶劣政治环境下，周恩来总是千方百计与各方面人士直接接触。胡绳还记得，有一次随周恩来去拜访过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小资本家(此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去了台湾)，当时胡绳并不认为拜访那样一个人有什么用处。没想到1947年当胡绳从上海前往香港时，恰恰是获得了那人的帮助才得以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踪。

当然，那个时候要找较多的人集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抗战结束，毛泽东亲至重庆参加和谈时，客观条件才有所改善。有一次，周恩来约请了不少学术界人士在曾家岩50号举行座谈，与会者中包括过去在北京已很著名，抗战时期在成都活动的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人称邓马黄，其中黄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与他们相识已久。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们显得十分兴奋，尤以邓初民情绪热烈，以他有名的大嗓门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

从周恩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作风

正是这些看似并不十分重要的小事，一番谈话、一次集会、一趟拜访，点点滴滴会聚起来，使胡绳对于周恩来同志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有了较深的体会，并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运用。

胡绳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潮中进入党内的，但在入党的四五年前已开始受到党的宣传(包括各种地下刊物)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具有唤起革命要求的积极内容，但也带有30年代初期党的宣传品惯有的“左”的气息和党八股的气息。一个满腔革命热情而缺少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很容易接受这些“左”的影响。胡绳回忆说，他在入党前后虽然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这要求考虑读者对象，不能一味唱革命高调)，也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就不能自吹自擂，唯我独革)，但是直到有机会接近周恩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才可说是多少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作风，才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有了较多的认识，才知道“左”的学风、文风不是可羡慕的，而是应该唾弃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是有斗争的。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他们反共反民主破坏团结的倾向。在思想学术战线上也要掌握这个原则，这是周恩来经常要求党内和学术界同志们注意的。胡绳那时发表的一些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抗战团结的法西斯言论的文章，立论虽然非常尖锐，但总是以说理的态度出现，其中有的文章还较有深度，如《论诚》等等。这些文章竟然能够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而刊登出来，实在很不容易。胡绳在重庆还写过一些批评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的受人注意的文章。有些被批评的人在政治思想上与国民党右派相通，但胡绳的文章并不是简单地用政治大帽子压人，而是注意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地使人们看出对方不仅在学术上站不住脚，而且确实同错误的政治倾向有一定的联系。用胡绳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没有周恩来的教导和示范，他是不可能写出这些文章的。

从周恩来那里，胡绳还学到在学术界里交朋友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划线，应该在共同

抗日的总目标下团结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而且要看到他们在学术上也有许多长处是可以学习的。几十年后，胡绳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曾多次强调在学术界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注意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那里吸取有用的东西，重视一切有益的学术遗产。这大概与重庆时的经历不无关系吧。

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像胡绳那样的知识青年，怀抱满腔的爱国之情涌进了党的队伍。他们投身革命，却缺乏革命的经验，对于党的历史知之不多，特别对于党内思想路线分歧斗争的情况更是不甚了了。因此，周恩来稍有空闲，经常与身边的同志们谈起党的历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年轻人，帮助大家自觉地运用历史经验来加深认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和政策。1943年春，可能是为了准备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周恩来特意向干部作了一次介绍党的历史的报告。报告会在红岩举行，那里没有什么大礼堂，只能几十人挤在一个带走廊的房间里听讲。在此之前，胡绳只是读过华岗的1925—1927年大革命史，这回首次听到经过慎重思考的党史报告，而且是出自一位经常处于历史焦点的人物之口，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由于知识准备不足，胡绳那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周恩来所讲的许多内容，但有两点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一是周恩来经常把自己摆在历史中来讲，对自己做了不少自我批评；二是着重强调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具体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党内意见分歧时总是站在正确的一方。这些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周恩来同志确实是通过丰富的复杂的斗争而认识到了一个能够带领党胜利前进的领袖。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年即1946年初，胡绳前往上海，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上海工委做学术文化界方面的工作，直到1947年3月奉派再次去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长时间里，周恩来没有直接领导宣传学术方面的工作，但胡绳仍多次在总理领导下参与撰写政府工作报告。不过，胡绳至今仍然觉得，在他青年时期(1940年他22岁，刚刚入党三年)有幸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几年，实在是为他的一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那段时间里受到的教育是够他一生享用的。

[作者注：本文是根据胡绳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