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蔡元培

张燕

一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北大与北大精神》一文中说：当前，北京大学文化建设最紧迫、最重要的就是回归老校长蔡元培所倡导的北大精神。

蔡元培离世至今已经七十三年了，他与其所谛造的北大精神，曾一度被忽略，被淡忘。但蔡元培在国际文化的视野里，却依然是一棵顶天立地的常青的文化大树。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则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所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而这篇短文，只是撷取了这棵枝繁叶茂的常青大树上的几片绿叶……

二

蔡元培（1868—1940），号子民，浙江绍兴人。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清代光绪年间。当时，他走的还是一条正统读书应考的老路子。一八九二年，他二十六岁，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一时名震朝野。但时代风云剧变，腥风血雨，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他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立志报国”的地方，原来并不在清廷官场。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海战惨败；三个月之后，戊戌变法运动被清廷血腥镇压；由此，蔡元培识透了清廷的黑暗和腐朽，他认为革新时政、唤醒民众的唯一道路在于“教育救国”。

一八九八年九月，蔡元培决然地放弃了令多少人仰慕的官职和厚禄，南下绍兴、上海，走上了艰难曲折的自主办学救国之路。最开始，他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校长，因为倡言新学，遭到多层清廷封建官吏的压制，蔡元培愤而辞职。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蔡元培与著名民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中国教育会，随后又创办教育实体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中国教育会的办事处，就设在南京路泥城桥的爱国学社（学校）内，并以《苏报》作为会报。由此，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结为一体，形成了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掀起了爱国民主教育的风潮，汹涌澎湃。随着中国教育会的各个支部的建立，迅速波及江浙各地。其中最著名的学校有“吴中公学社”、杭州“两浙公学社”等。蔡元培的卓越表现，使他成为了上海倡导爱国民主教育和反清革命的领军人物。

就在这片广阔的爱国民主的沃土上，“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和他所写的震撼中外的《革命军》一书诞生了。

一九〇二年，十七岁的四川巴县小青年邹容，自费留学日本；由于参加爱国活动，并揭露清廷驻日本外交官的丑闻，邹容被清廷追捕，被迫返回上海。当时，邹容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也不是爱国学社学生，但蔡元培以革命情谊宽怀地接纳了邹容，让他沐浴学社自由民主的阳光和革命文化启蒙的雨露。一年后，邹容写出两万多字的《革命军》，被誉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先后被印刷二十多次，发行上百万册，国内外民众争相阅读。《革命军》的出版和传播，与蔡元培、章炳麟、章士钊在《苏报》上的鼎力刊载和推介密不可分。随后，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三

一九一二年一月，蔡元培在南京担任教育总长，上任之初，便欣然接受了朋友许寿裳的推荐，果断正式聘用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的鲁迅到教育部担任要职。由此，蔡元培成为了“在上海孤岛独自作战、腹背受敌而处境艰危”的鲁迅的患难之友。遍读民国史料，有谁衷心援助过受难的鲁迅？唯有蔡元培一人。他不仅亲自上门拜访，还连续三次起用鲁迅，给其提供了一个自由施展才华的平台。鲁迅在日记中说：“当时我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当年四月，教育部由南京迁到北平（北京），当时的教育次长景某一方面乘机大力安插亲信，一方面排挤刚直不阿的鲁迅，还将鲁迅列入裁员名单之中。蔡元培在审批名单时，立刻制止景某的这一阴谋，重新授命鲁迅为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艺术、文化建设等重大事项。

蔡元培一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教育方针，目的是培育“健全人格”，但由于他也被旧式所谓文化官僚层层掣肘，被迫辞职，而新任的教育总长才刚上台，就将“美育”课目取消。对此行径，鲁迅在日记中愤而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由此可见，鲁迅不仅与蔡元培心意相通，也对蔡元培的被迫辞职而愤懑不平。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蔡元培任职北京大学校长时，第三次聘任鲁迅为北大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由此开创了北大新文化、新思想的先河和光辉的篇章。

四

蔡元培任职北京大学校长的十年间，教育思想集中在著名的“八字纲领”之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字纲领也体现在他对教师的聘任上，体现在他对学术团体、刊物的扶植上。此外，蔡元培还启用了大批学有专长的进步学者入校，对整顿校风和学风起到了关键的转折作用，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礼聘陈独秀与《新青年》杂志进入北大校园，从而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发源地，是现代文化思想上的里程碑。其还在献身北大文化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同时，以其健全的人格魅力，培育了北大师生崭新的思想和道德品质。

在“五四运动”中，蔡元培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多方奔走、营救；在北大任职十年来，自始至终，两袖清风，清贫正气，毫无旧式官僚的架势，毫无旧式衙门的恶习，甚至连一间个人的住房也没有。因此，他受到学生们衷心的尊敬和爱戴。这一切，都来源于他自身人格力量的感召。柳亚子在《记念蔡子民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一生平和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一九三六年，北大師生自发组织起来，以民间集资的方式，为蔡老建了一处住所，并给蔡老写了一封让人至今都感动落泪的信：“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奉献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看做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北大师生将老校长称为与自己同样平等的“公民”，不称其官职，这是对蔡元培最崇高的赞誉。“公民”与“公民社会”的先进政治思想，在当年已经在北大普及，并深入人心；即使到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一思想体系仍然是推进世界民主进程的前沿科学。由此可见，当年北大文化建设的崭新风貌。

蔡元培主导北大，书写了北大最为灿烂辉煌的历史篇章，也是国际大学教育史上最为光彩的一页。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他于香港溘然长逝，国家相关领导人从延安发了唁电，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