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命存在，重构批评伦理

近几年来，“80后”批评家以“北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南社（云南人民出版社）”为阵地迅速集结，一跃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中一个充满无限活力和潜力的青年批评家群体，①李德南正是其中的翘楚之一。在我看来，李德南不仅具备了“80后”批评家所共有的学院教育背景，表现出过硬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展示出敏诚多思、敢说真话的现实人格和批评品格，更体现出其自身的独特优势：一是硕士阶段的哲学专业训练，使其能够“把哲学资源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实现文学与哲学的综合”；二是批评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使其能够在批评与创作之间、学理性与文学性之间保持张力与互动。由此，李德南的批评呈现出哲学理论与作家作品相结合、宏观文学史论与微观作家作品专论相结合、实证与“悟证”相结合的个性风貌，在回归生命存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以“同情的理解”为底线的批评伦理，这集中体现在其刚刚出版的首部批评集《途中之镜》（“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之一）中。如果说当下文学批评依然处在力图摆脱对政治权力或作家创作或商业利益的依附、摆脱观念性批评的习惯模式的话，那么，李德南的文学批评不妨视为一面可供照鉴的镜子。

一、“存在论”与“重新历史化”

对李德南而言，现代哲学理论，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为其从事文学批评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源泉，“存在论”成为其开展文学批评的基本视域。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从人（“此在”）开始并以“人”为中心追问“存在”问题，尤其是基础存在论部分指出人的“生存”作为第一要义的存在意义，以及人以自身的生命存在作为出发点；而伽达默尔则在《真理与方法》中指明人由于自身经验与视域的局限而成为一种有限之存在；更有意味的是，他由此將中国本土重视个体存在的李泽厚后期哲学美学思想与之相勾连，以中西合璧的存在主义审美思维来理解“人如何可能”这一根本问题。

比如，在《回到存在本身——细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文中，李德南认为，“从中国当代散文史的序列来看，《我与地坛》有一个特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它的写作，不再是为工农兵代言，而是回到个人存在的具体性，直接面对史铁生自己的存在处境发言”。②正是由于回到个人的存在本身，着力书写与生命存在之“我”息息相关的事与物，使得史铁生关于命运、宗教、死亡、艺术等的哲思玄想“经由个人存在的穿透与浸染”而显得独特具体、鲜活生动，使得《我与地坛》从过分政治化的境地中脱身而出，确立了在中国当代散文写作伦理变迁中的特殊地位和文学史意义。沿此思路，李德南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正视史铁生的身体局限和存在处境，从而为全面解读史铁生的写作世界和生命哲学，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的角度”。③同样，在《隐秘的火焰——吴文君的抒情小说》中，他着重揭示吴文君抒情小说的“生命哲学”蕴涵，阐释其“是如何恰切地打量个人的生命世界，探究进入人物心魂的路径，细细地写出诸般情绪的幽微转折。”④而在《为了深情免于被遗忘——冯娜论》中，他明确指出冯娜的诗歌写作是“以‘我为中心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属于我的世界”。⑤

显而易见，在其直面生命问题的批评理路中，“存在”被赋予了决定性的意义。按其所言，“对写作而言，最重要的是它能否有效地勘探存在本身，是否能够抵达存在”，⑥“写作的起点，应该是原初的、本真的存在。是存在的疑难，而不是什么理念、知识或写作的成规，构成了写作的开端”，因为“存在的疑难与命运的深重更重要，也更值得深深勘探。存在是比性别更高的层次，是更为宽广的领域。”⑦换言之，是否具有存在论视野，是否回到个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他衡量一个作家的作品及其写作伦理的重要尺度。正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李德南肯定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马拉的《未完成的肖像》以及高晓枫的《遗事》《往事与传说》等小说，以及熊育群的文化大散文，而批评了余华的小说《第七天》。

从上述批评话语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李德南对昆德拉小说和文论的迷恋与挪用。正如他在批评昆德拉的新作《庆祝无意义》时所言，“昆德拉的小说与文论，也为我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起了关键的作用”，“读海德格尔与读昆德拉，对我来说，一度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解释学循环：昆德拉的小说文本，成了理解海德格尔那些晦涩观念的例证与语境；海德格尔的著作，也让昆德拉的思想整体有了哲学史的视野”。⑧如果说昆德拉实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文学转化的话，那么，李德南无疑有意识地实现了海德格尔哲学与昆德拉小说理论的批评转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存在论作为基本视域”也实现了对其师谢有顺文学批评精神的用心领悟与自觉继承。⑨

当然，仅仅从生命存在的角度把握人之特性，又难免会把具体的人从一切真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难免会无限地放大个人经验的重要性，无限地放大个人的主体性与合法性。对此，李德南深有体悟，因而在《途中之镜》的开篇文章《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中，提出了类似于李泽厚的“从海德格尔回到马克思”的思路，即在海德格尔的解释模式上增加“大历史”这一维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理解人之存在，从而实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互相阐释，赋予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历史性，借此他指出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当务之急在于“培育一种历史意识，重获一种历史的眼光”。这种“重新历史化”的见解，我以为是十分中肯的洞见，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德南对“80后”作家郑小驴小说的“历史化的尝试”颇为看重，并令人信服地指出“试图历史地理解历史，历史地理解现实，是他的小说的最大特色”；⑩又对陈晓明“回到历史，历史化地阐释文学潮流的生成与变化”的文学史著作《中国国当代文学主潮》予以高度评价。

二、“同情的理解”与“对话的气氛”

“阐释与重构”“‘70后的多重面孔”“‘80后的经验与密码”，《途中之境》的这前三辑基本代表了李德南文学批评的三个面向，即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现象阐释与历史重构，对“70后”实力作家作品进行深度解析，以及对同时代作家的集体经验与创作特性进行解密。总体来看，这些批评都属于有的放矢的批评，都是一种批评主体在场的“阐释与重构”，尤其是对“80后”作家个案的研究堪称全面而深入。其批评特点在于：不仅用理论阐发作品，更将理论与作品结合在一起，互相发明，转识成智，阐发出深刻的道理，有意识地规避了当下某些批评（如推介性批评、扶植性批评、感受性批评、酷评等）的弊端，而成为一种有理论分析、与理论接轨的批评。与此同时，这种批评又并非只是理论的狂欢，而是始终内蕴着个人关怀和存在意识的“寻美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情的理解”的持守上。

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象化”的文学评判活动，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如果说，写作可以成为一种存在方式，能够赋予生命以意义的话，那么，批评作为一种再创造活动的独立写作，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存在方式，能够赋予生命以意义，这也就意味着，批评的“对象化”实质上就是批评家自己生命体验和情感思想的投入。对此，李德南深信不疑，并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存在感受融进批评实践中。比如在批评郑小驴的小说对计划生育的思考显得有些单薄的时候，他直接现身说法：“我自己和郑小驴一样，是母亲‘躲出来的；我也本应该有一个哥哥，只因我母亲躲避不严和一位亲戚的告密而被‘人为地扼杀”。{11}这种看似不经意的现身却使批评一下子具有了现实性和人情味，并由此自然而然地引向“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争执”，即对计划生育的思考要考虑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二律背反”（童庆炳语）：这样的批评显然是一种带有批评者的生命体温和人间情怀的批评，也让我们能切身感受到批评者“压在纸背的心情”。

既“披文以入情”，又“情动而辞发”，这无疑是其“对话”批评观的自由流露。在李德南看来，批评家一定要与作家之间进行“精神对话”，即一种心灵与心灵、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尽可能避免对别人进行一刀切，而希望有同情的理解；或者干脆悬置道德层面的问题，回到学理层面进行讨论。”{12}比如，在一篇早期文章中，面对备受争议的葛红兵长篇小说《沙床》，他就悬置道德层面的评价，而选择以存在论的角度进行学理解读，予以正面评价，认为“《沙床》和昆德拉的绝大多数的小说一样，也是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展开的。它的写作目的，也在于挖掘存在的可能性”{13}。这充分显现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所应具备的“才、胆、识、力”，不说“正确的废话”，不“人云亦云”，对批评对象有独特的鉴別能力和辩说才华，敢于突破常规而立一家之言，这样的批评家或许才可称得上是“有道德的批评家”。正如王威廉所评价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批评家的道德，那就是对文本价值的尊重。真正的批评，并不是要凌驾在文本之上，以自身的意志（或假借经典的名义）去压抑他者的意志，这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霸道；真正的批评，是胸怀平等之心，本着理解之同情，去和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作者进行深入的精神对话，发现，乃至创造出更为深邃的意义空间。”{14}“对文本价值的尊重”也就是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尊重，这种尊重根源于李德南自身的写作实践，{15}这使得“同情之理解”得以生成，使得诛心之论得以规避，会心之论成为可能。

此外，在李德南看来，批评家不仅对批评对象（尤其是同时代的作家及其文本）要有“同情的理解”——这是平等对话的前提，对有着不同学术思路与批评立场的同行乃至整个批评界亦是如此。因为按照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所强调的，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因此任何一个批评家都必然受到自身经验和认识视域的限制，任何一种批评都只是为理解作品及其艺术世界提供某种视角，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由此，他对当下所谓“批评失语”“批评失效”以及“学院批评”的指责抱有警惕，在他看来，最值得担心的“是批评不再众声喧哗，只剩下一种理论资源，只剩下一个批评传统，只剩下一个腔调”{16}，为此，他希冀建立一种“良好的批评生态”，那就是：出现更多不受学院体制约束的、有个人见解的批评家，产生多样化的批评话语，能“在每个作品的周围维持着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气氛”。

李德南深知，要真正建立起这种“良好的批评生态”，仅靠鼓吹呐喊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要靠批评家扎扎实实、一步一步的行动。因此，李德南不仅在《途中之镜》第四辑“对话与问答”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观，表达了摆脱当代批评困境、重构批评伦理的理想，更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之余积极投身于各类杂志专栏的主持或编辑工作中，比如与导师谢有顺在《创作与评论》主持“新锐”栏目，与刘涛开设“对话70后”栏目等等，力求以身作则，知行合一。由此，在谢有顺与李德南这师徒两代批评家身上，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一种回归生命存在的主体意识，一种存在论哲学思想的交接，更看到了一种人文精神的传承，一种重构批评伦理的信心与行动力。

三、“同时代性”、文本细读与“生命的学问”

童庆炳先生曾指出：“文学批评的根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因此，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何来理解现实与时代，就成为他批评赖以生存的源泉。”{17}基于“存在论”视域下建构批评伦理的反思与努力，李德南顺利承接上谢有顺所赓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即周作人、李长之、废名、李健吾、沈从文、傅雷、唐堤等批评家所注重的传达自身艺术经验、审美印象和人生哲学，“力求对话作家，通达时代”。所谓“通达”，不是与时代亲密无间，而是与时代互动，“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阿甘本语），这种“同时代性”也正是李德南所倡导的一种“不即不离”的批评（写作）姿态：一方面，批评家必须“入乎其内”，感知或显或隐的时代潮流，因为“比起学问家，批评家需要有更敏锐的问题意识，对时代的瞬息变化更为敏感，对当下要有洞察力，甚至能预见文学未来的走向。”{18}另一方面，批评家又要“出乎其外”，置身于相对安全的距离之外，以平和中正的态度对时代问题进行理性批判的思考、大胆发声并及时反思，不仅要揭示出幽暗的恶的生活现实，更要显示出光明的真美善的永恒价值，给人以希望和信心。如此，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诚实的阐释者”（谢有顺语），一个把握时代精神、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

从具体的批评方法和批评实践来说，要实现“通达时代”，其实并非易事。凡是有经验的批评家都清楚，最大的障碍可能并不在于如何对时代进行洞察和批判，而在于如何突破观念性批评的遮蔽与误导，同时如何避免鉴赏式批评的主观与随意。正如批评家陈思和在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理论批评的百余年进程之后所指出的，“批评如果固执于一种理论框架，或者某种教条，就会压制文本的可能性，无法从文本中获得启示性的要素”。{19}毫无疑问，文学批评需要摆脱此前以意识形态真理为旨归的观念性的批判，需要避免拿现成的某种理论模式去套用或压制文本，而应当借用和吸收各种批评理论方法，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文化的，以文本为中心、以细读为要求，进行实证性的论述和阐释。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像后结构主义理论批评那样对文本绝对崇拜，而是说要尊重文本、相信文本，也就是“回到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发阅读兴趣和想象力的那些关节，从而打开文本无限丰富广阔的天地”。{20}相较于那些沉溺于某种观念标新、知识考据和理论构型的批评家，李德南自觉地走上了文本细读的批评道路，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代文学文本进行细读分析，从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多维角度打开文本的阐释空间，揭示其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借用其评论其他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他“试图在审美判断、意识形态解读、社会历史分析、自我关怀之间获取平衡，在实践中重新辨识批评的效能与边界。”{21}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文本就是尊重文学，相信文本就是相信文学，惟有如此，解读与阐释文本的文学批评才能成为一种“本体阐释”，而非“强制阐释”。{22}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批评。在李德南看来，批评不仅要以文本细读为方法，不仅要与时代相互动，更要与批评家本人的生命和情怀发生关联。很显然，李德南不是奢谈理论的“空头批评家”，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理论家，尽管他对目前国内流行的文学史研究也颇有心得，比如他与谢有顺合作的长篇论文《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23}但是他并不愿意在史料上花工夫，按其所言，“我不想过多地做知识学方面的梳理，而希望能找到学问与人生结合的路径，让学术研究成为‘生命的学问，可以多一些精神体温和自我观照在内。”{24}换言之，切己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有“生命的学问”，才有“学问的生命”。把学问与人生、作文与做人紧紧绑定在一起，这是李德南为自己量身设定的一种相当高的学术追求，更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

批评家与作家虽然都是时代的产儿，但却以各自的文本（文字）承担着相应的功能与职责，二者在生命与情怀的投入上是殊途同归的，正如有批评家所言，“文字有生命，在文字里呆久了，文字亦成为我的生命形式”。{25}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文学批评对于李德南来说就是一种“生命形式”。他曾深情地表露道，“当我写下对他人的作品的看法，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所活跃的，也不乏我个人的心事与情怀；同样，只有当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增进对世界、历史和文学的认识，我才会有书写和言说的冲动。借助批评活动，我希望能从语言与世界的双重馈赠中得滋养，不断地扩展、丰富那原本渺小而单薄的自我。”{26}而在另一篇批评同时代批评家金理的文章中，李德南说得更加周全而明确，“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批评也好，都并非只是在知识学层面上足够完备就可以止步了。它们的意义不能局限于此，相反，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批评，都应该与个人生命、时代相贯通，需回应生命与时代的问题。它们并不是纯粹的玄思，而是如阿多所说，也是一种精神修炼或精神参悟的方式。精神修炼并非是只是获得信息或知识，而是包含着自我或内在生命的养成与建立”。{27}带着与生命、时代息息相关的问题意识开展批评与研究，变“我注六经”为“六经注我”，变存在论的批评视域为批评主体的生命存在，在批评“他者”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认识的增进、心情的抒泄以及内在精神的滋养、修炼与丰盈，这正是批评的愉悦和意义之所在，也是“80后”批评家群体的集体共性之一，我想。

总之，以“存在论”为批评视域，以“同情的理解”为批评底线，以文本细读为批评方法，以“通达时代”“生命的学问”为批评意义，以“对对话、理解和发现的渴求”作为从事批评的持续动力，李德南形成了一种沉稳而宽厚的批评风格，仿佛“隐秘的火焰”，虽不炽热，却义理分明，闪烁着创造的、动人的光亮，一如其人，谦逊，柔和，内敛而本性自现。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在当下确实面临着非常艰难的生存处境：一方面遭受着作家和读者的轻慢或质疑，另一方面更承受着来自批评家自身的严厉批评。在笔者看来，文学批评既不像某些作家和读者所质疑的那样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也并不像某些批评家所批评的那样混乱不堪、一无是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批评家正在严肃认真地从事着批评事业，在勤勤恳恳地营造着良好的批评生态。”当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实是对“一大批年青有为的中青年批评家”有着特指的，那就是像李德南这样的“80后”批评家及其所在的群体。他们有着相对成熟的“批评的信念”{28}，有着“以批评为志业”的雄心壮志，一方面使文学批评自身生成意义，另一方面又从中“得到层次丰富、汁液饱满的愉悦”{29}：他们已然成为重建文学批评公信力和良好生态的主力军。如果我们对李德南这位诚实低调而又敢于“为正确的东西辩护”的“80后”批评家及其所在群体充满期待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未来前景怀抱希望！

注释：

{1}就目前来看，“北馆南社”推出的“80后”批评家群体主要成员有：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徐刚、何同彬、傅逸尘、张慧瑜、岳雯、方岩、周明全、王晴飞、李振、李德南、项静、李松睿、李壮、康凌等。其中，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李德南、项静、周明全等同属“北馆”和“南社”。关于“北馆南社”的形成与意义参见张元珂：《“80后”批评家群体形成过程中的“北館南社”事件》，《大家》2014年第2期。

②④⑤⑥⑦⑩{11}{12}{16}{18}{24}李德南：《途中之镜》，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第97页、第209页、第93页、第136页、第178页、第178页、第220页、第267页、第266页、第257页。

③谢有顺：《沉默与发声：李德南的学术印象》，《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⑧李德南：《昆德拉：大师的洞见与盲见》，《名作欣赏》2014年第11期。

⑨李德南：《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与话语精神》，《创作与评论》2016年2月号下半月刊。

{13}李德南：《个体在世的体验之书：从存在论的角度解读<沙床>中的诸葛》，《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14}王威廉：《寻求澄明之境》，见李德南：《途中之境·序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5}李德南业余写作小说、随笔与散文，作品入选《2011年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聚焦文学新力量》等重要选本，著有长篇小说《遍地伤花》（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7}童庆炳：《风雨相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页。

{19}{20}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第10页。

{21}李德南：《重识批评的效能与边界》，《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22日。

{22}关于“强制阐释”可参见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6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

{23}谢有顺、李德南：《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25}王达敏：《批评的窄门·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26}{28}李德南：《批评的愉悦》，《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27}李德南：《金理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东吴学术》2016年第2期。

{29}江飞：《重建文学批评的“文学”本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4日。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