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与湖南的纪实文学创作

近年来，余艳的“杨开慧系列”——包括长篇《杨开慧》和短篇《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以下简称《板仓绝唱》）《牺牲——杨开慧生命的最后20天》与《北国之春——毛泽东、杨开慧在北大》等纪实文学创作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其中《板仓绝唱》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奖；《牺牲》被《新华文摘》转载；在北京和长沙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该系列创作也受到文学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因而，它不但成为湖南近年文学创作的亮点之一，而且在全国纪实文学创作中也有一定影响与意义。因此，本文试以“杨开慧系列”为重点，考察“红色”题材与湖南纪实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 首先，必须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所谓“红色”并无准确定义，而只是一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也许，是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曾名“红军”，其领章、帽徽均为“红色”，其根据地曾称“红区”，以及中共党旗与新中国国旗也都为“红色”等的启发，因而引申而来的吧？正是如此，斯诺所写的第一部反映红军长征与中共领袖的作品叫《红星照耀中国》（后名《西行漫记》），建国后17年出现的反映中国革命战争与历史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红岩》与《红日》等被称为“红色经典”，叶永烈以《红色的起点》为开端的“党史文学”被谓之“红色系列”，近年薛媛媛反映新中国初湖南人赴云南屯垦戍边的作品名《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等等。当然，如果不限于文学，则当今还有“红色旅游”“红色歌曲”“红色文化”等称谓。由此可见，所谓“红色”，其中心内涵与关键词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现代革命历史与英烈，等等；所谓“红色”题材创作，主要是指反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作品。它以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为主，也包括以“纪实”为基础的部分历史小说与戏剧等，因而与“史传报告文学”等史传文学有部分重合，或者说，是其分支之一。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作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王树增的《长征》、何建明的《奠基者》（《部长与国家》）与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以及“三红一创”等小说、《万水千山》等戏剧和《红旗飘飘》等回忆录。

其次，湖南是“红色”资源大省，也是“红色”题材创作强省之一，其包括“红色”题材创作在内的“红色”文化在全国特色鲜明，极具代表性。由于湖南不但是毛泽东的故乡和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发源地与重要根据地，而且还诞生了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赓、谭政和胡耀邦等大批革命家与军事家，因而其“红色”资源无比丰富，其“红色”题材创作得天独厚。正是如此，湖南在“红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特色鲜明，走在全国前列。概括说来，至今为止，湖南在这方面已诞生了三代作家（包括湖南籍作家）及其群体。其中第一代作家有萧三、丁玲、周立波和陶承等，其创作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萧三）、《彭德怀速写》（丁玲）、《王震将军记》《韶山的节日》（周立波）和《我的一家》（陶承）等。这代作家是与毛泽东等同时代的革命者，因而其创作多以亲历或见闻形式为主，有较强的现场感与时代性。但相对而言，其内容较单薄，形式也较单一。第二代作家以邵华、张步真、赵志超和龙剑宇等为代表。其中邵华除《刘谦初传》《陈振亚传》等传记文学外，尤以与毛岸青合作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和（共同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系列丛书（计27册，600多万字）影响广泛。此外，她还与薛启亮主编了《我们的父辈丛书》，与毛新宇主编了《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辑录》等。张步真除出版写毛泽东的《红墙里的桑梓情》与《故园行》（与赵志超合作）等外，还有写毛泽东双重亲家、巾帼英雄张文秋（邵华母亲）的《亲家》，写刘少奇回湖南调研的《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等，其中尤以写老红军喻杰的《魂系青山》影响为大。相对而言，赵志超写毛泽东更为集中、突出，且更具特色。至今为止，他已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十二次南巡》《毛泽东一家人——从韶山到中南海》和《韶山魂——韶山村史话》等“毛泽东系列”，从而有“红色作家”与“北权（延赤）南赵（志超）”之称。与赵志超类似，龙剑宇也有“毛泽东系列”创作，甚至其数量比赵志超还多：从1993至2011年，包括主编与合著在内，他先后出版了《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韶山揽胜》《毛泽东遗物故事》《毛泽东的诗词人生》《毛泽东的家世渊源》和《韶山毛家英雄谱》等10部著作。与赵志超作为湘潭人和湘潭文联负责人一样，龙剑宇作为韶山人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负责人之一，他们的创作既得天时地利之便，又怀故土乡亲之情，还蕴“专业”学术之气。

此外，第二代作家中还有出版《韶山红日》与《毛泽东故乡报告文学集》的谷静，《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作者陶斯亮，《彭大将军回故乡》的作者何立庠、翟禹钟，《通天人物》的作者艾湘涛，以及《彭德怀自述》等作品。与第一代作家相比，第二代作家的创作不但更集中于毛泽东，而且因其作家大多为毛泽东等“传主”的亲属和乡亲，且创作时代为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和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因而在思想情感与风格形式等方面，多缅怀、纪念之意，蕴求真、务实之情。尤其重要的是，其创作不但已产生规模效应，而且已具思潮流派之形。如由毛岸青、邵华主编，包括张步真、赵志超等部分创作在内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系列丛书，与叶永烈的“红色系列”和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系列等彼此呼应、相辅相成，直接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毛泽东热”到“中共领袖热”，再到“纪实文学热”的创作潮流。

第三代“红色”作家以杨华方、余艳、黄晖、纪红建和游和平等为骨干，加上贺捷生、梁瑞郴、周迅、薛媛媛和何宇红等，组成新的创作群体与方阵，并于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后呈现新的创作高潮。这代作家在继承和发扬第一、二代作家传统的基础上，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文体、形式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与创新。

在题材内容上，不断向广度开拓并向深度掘进。即一方面，作家们继续挖掘史料、提炼思想、创新形式，在“毛泽东”题材上下功夫，推出了《毛泽东在1925》（杨华方）、《12·26毛泽东生辰印记》（梁瑞郴、杨华方、纪红建）、《韶山：伟人诞生的地方》（纪红建）和《毛泽东的诗路人生》（毛韶华），以及游和平的《毛泽东和科学家的故事》《毛泽东与习俗文化》《毛泽东与水文化》等；另一方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还较多地写了毛泽东以外的其他“红色”人物，如刘少奇、贺龙、杨开慧与雷锋等，从而大大拓展了其题材领域。如写刘少奇的有周迅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的四十四天》，写贺龙的有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与《父辈的忠诚》，写雷锋的有纪红建的《沿着雷锋的足迹》《有一个地方叫望城》和何宇红的《雷锋在1958》等。此外，这方面的作品还有周文杰的《戴碧蓉》、纪红建的《哑巴红军传奇》、游和平的《老一代革命家与科学家的故事》、薛媛媛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和曾祥彪、纪红建的《英雄路漫漫——生活中的强者史光柱》等。而余艳的《杨开慧》与《板仓绝唱》等“杨开慧系列”，则不但以新的资料、新的视角和新的手法，第一次挖掘和“发现”了杨开慧这一早期女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从而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巾帼英雄的人物画廊，而且从一特定角度，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题材的创作。因为，该系列不但从革命与爱情的角度，将毛泽东与杨开慧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描写，从而使这一“红色伉俪”交相辉映。余艳的“杨开慧系列”不但具有更多的“原创”意义，而且将责任担当与学理思考紧密相联，从而较好地实现了题材开拓、思想深度与艺术创新的有机统一。①正是如此，它与黄晖的《恰同学少年》与《毛泽东》等影视文学一道，标志着湖南的毛泽东等红色题材创作正在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就此而言，“杨开慧系列”等创作不但为湖南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湖湘文化的繁荣，而且为中国的纪实文学尤其是“红色”题材创作，作出了应该肯定的贡献。

在文体形式上，也不断开拓创新，呈现出多元共存、多向发展的良好态势。如果说，黄晖的《恰同学少年》与《毛泽东》在影视纪实文学尤其是在电视连续剧方面有新的开拓，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与梁瑞郴等的《12·26毛泽东生辰印记》在纪实散文或散文式报告文学方面有新的发展，那么，余艳的“杨开慧系列”与杨华方的《毛泽东在1925》等，则在纪实小说或小说式报告文学方面有新的突破。不可否认，由于创作的迅猛发展与理论的极端落后，目前我国的纪实文学存在着“繁荣中的混乱”与“兴盛中的无序”。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文体形式等方面。如：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的区别何在？是否允许“非虚构小说”“传记小说”与“纪实小说”的存在？如何理解、把握“纪实”与“虚构”中的“真实性”“文学性”与“学理性”？究竟应该如朱东润、吴晗、叶永烈那样注重学术考证，“无一字无来历”，还是应该像石楠、陈廷一、权延赤那样，充分吸收小说与通俗文学的长处，注重作品的传奇性与可读性？或者应如《苏东坡传》《苦难辉煌》等那样，文史兼容、主客体统一而心灵相映、哲理抒情？应该说，文无定规，多元创新正是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与必然表现。因此，各种形式都可探索，也都有意义。正是如此，我们欣喜地看到，湖南纪实文学中的“红色”创作，在文体形式与叙事方法等方面，已形成多元共存的格局，甚至呈现出争奇斗艳的态势。就第三代作家的近期创作而言，纪红建的《韶山：伟人诞生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望城》《沿着雷锋的足迹》与薛媛媛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是“宏观综合式”，杨华方的《毛泽东在1925》、周迅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与何宇红的《雷锋在1958》等是“断面透视式”，游和平的《毛泽东与习俗文化》《毛泽东与水文化》和毛韶华的《毛泽东的诗路人生》类似“学术随笔”，而余艳的“杨开慧系列”等则可视为“小说体报告文学”或“纪实小说”之类。在这方面，可以说，余艳的探索更为成功，也更有意义。因为，在该系列创作中，她既借鉴了石楠写女性“苦难者的奋斗”的成功经验，又吸收了《苏东坡传》与《苦难辉煌》等创作的营养，同时又不乏问题报告文学的哲理思辨，从而较好地实现了“人”与“事”、“文”与“史”、“情”与“理”等元素的有机融合。在这方面，它的确超越了许多同题材创作。

回顾以往的红色题材创作，我们发现：由于受传统观念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它们要么拘泥于政治宣传与舆论导向，要么强调丰功伟绩与历史贡献，而相对忽略了革命领袖作为普通凡人的方面，尤其是不敢大胆从婚姻爱情与家庭生活等方面，写出其人情、人性与人物内心的丰富复杂。而余艳的“杨开慧系列”则不然，它不但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与人物的崇高，而且从家庭、婚恋与人情、人性的角度，深入、细致地写出了人物个性及其内心的丰富、复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能打破纪实与虚构的界限，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以及倾向性与文学性等问题上，进行了富有理论意义的探索。如《板仓绝唱》“以手稿‘还原历史，以真情抒写大爱，以心理描摹揭示人物精神，努力向深处挖掘、向高度提升，从而在报告文学如何进行‘红色题材创作，以及如何在艺术上‘向内转等方面进行了成功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② 而《杨开慧》则在不违背历史真实与人物真实的前提下，广泛吸收古典诗词骈赋、章回小说与评书等民族传统，以及方言土语与民间语言等营养，努力营造诗与美的意境。这样，再加上作家创作态度的庄严虔敬与材料的扎实，就使作品意蕴饱满、特色鲜明。

最后，关于“红色”题材与湖南纪实文学创作的局限与不足，以及如何提高与发展的问题，笔者也想作些探讨。前面谈到，湖南的“红色”题材创作走在全国前列，实际上，这只是相对“红色”资源较贫乏的其他省市而言；如对湖南这样的“红色”资源大省来说，就见出问题之严重了。因为，单就湖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军事家而言，至今为止，我们的创作主要是集中在毛泽东一人身上，而对其他则极少旁顾：不说上将级的王震、杨得志与彭绍辉等，即使如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与大将粟裕、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以及与毛泽东同属第一代中共领导核心的刘少奇、任弼时等，也存在许多空白，又何况还有早逝的黄公略、后起的胡耀邦以及鲜为人知的李卓然等革命家？我们现有毛泽东“专家”邵华、赵志超、龙剑宇、游和平和准“专家”张步真、杨华方与纪红建等，现在又冲出了杨开慧“专家”余艳，以及写刘少奇与雷锋等的一些作者。应该说，这是其成绩与进步，但又远远不够。因为，即使是这些“专家”与准“专家”们，也面临着如何在题材上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别人的问题。这一点，如与叶永烈、权延赤等同样以“红色”创作著称的名家相比，就看得更加清楚。因为，他们不但不局限于毛泽东，甚至也不局限于“红色”题材。如叶永烈就不但有“红色”系列，还有“黑色”系列与“名人”系列等。总之，如何进一步拓展题材领域，是湖南“红色”题材创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当然，也是全国的重要问题——因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雷锋等时代典型属于全国，只不过作为乡亲，湖南人更有责任与义务，也更具条件罢了。

其次，是如何进一步提升作家的主体精神与作品的哲理深度问题。作家的主体精神与作品的哲理深度实际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作家的主体精神或思想高度实际上决定了作品的哲理深度或思想力度。综观现有湖南纪实文学中的“红色”题材创作，我认为，这是其存在的普遍问题之一。具体来说，即歌颂有余，批判不够；情感有余，理性不足。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现有创作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相反，我充分肯定邵华、赵志超、龙剑宇等“专家”在“毛泽东”创作上所倾注的真情实感、所下的扎实功夫，和在将毛泽东还原为真实、可亲的普通“人”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也充分肯定：与以往相比，《12·26毛泽东生辰印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沿着雷锋的足迹》等近年创作，明显增加了有关毛泽东、刘少奇与雷锋等人事和历史的理性思考。我的所谓“不足”与“应有”，主要是就当今时代与全国水准而言。因为，与徐迟、徐刚、赵瑜、胡平、李鸣生与叶永烈、石楠——尤其是与同样写了《奠基者》（反映余秋里与大庆油田开发）等“红色”题材的何建明等纪实文学大家相比，这方面的差距较为明显。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在情感上，不要被“亲情”“乡情”所限，更不要为“亲者”“贤者”讳，而要跳出地域、情感圈子，避免将优势变劣势。这一点，是现有毛泽东题材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因其作者主要是亲属或乡亲），也是今后其他创作中要注意的。二是在理论上，要正确认识歌颂与批判的关系，不要以为“红色”题材就是歌颂或只能歌颂。因为，从理论上说，歌颂与批判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你在歌颂、肯定什么的同时必然也在批判、否定着什么；从实践上说，中国现当代历史复杂、幽深，中共党史更不例外：不仅有多次路线斗争与较长时期的极“左”统治，而且毛泽东、刘少奇与彭德怀等“老乡”是其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因此，我们在为这些“老乡”立传时，就必须直面矛盾、敢闯“雷区”，而不能避难就易、避重就轻，更不能投机取巧或知难而退。在这方面，我们不但要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像赵瑜、胡平那样敢于“碰硬”，如《苦难辉煌》那样哲理思辨；而且也要借鉴我省陈启文、阮梅等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的经验，像《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报告》那样反思历史，如《世纪之痛》《罪童泪》那样直面现实。当然，如前所述，在这方面，“杨开慧系列”有出众之处，也有较大成功。

最后，还有一点，是如何增强文体意识、提高理论修养的问题。前面谈到，由于创作的迅猛发展与理论的极端落后，目前纪实文学创作在文体方面较为混乱，在“真实性”等问题上更莫衷一是。对于作家来说，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其同时是理论家，但要求其不断提高理论修养，树立其包括文体观在内的文学观，却是理所当然。尤其是对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作家来说，由于其文体所具有的“危险性”与所要求的“政论性”（理性或学理性）等，其作家如不能成为思想家，也应具备思想家的素质——这也是前面所谓“主体精神”的核心内涵。而综观我省目前的“红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总的来说，是有“专家”之学而乏“思想家”之识，有“文学家”之情而乏“理论家”之才。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文体意识上。即作家们在写作时，并未给自己的文体明确定位：究竟我写的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著作？如是文学作品，是“虚构”还是“纪实”？如是“纪实”文学，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还是纪实散文或纪实小说？如是文学创作，我们就要保证其在情感与语言等方面的“文学性”；如是报告文学，我们就要严守“非虚构”原则。如《毛泽东与风俗文化》《毛泽东与水文化》和《讲述刘少奇》（罗雄）等，就类似通俗学术著作，只能勉强视为“大文学”；《12·26毛泽东生辰印记》与《沿着雷锋的足迹》等，既是报告文学，也可视为纪实散文。而余艳的“杨开慧系列”，既属“史传报告文学”，也可视为纪实小说。

总之，以上仅作为问题提出，以期引起争鸣与思考。尤其是对于湖南的纪实文学创作来说，本文仅以余艳的“杨开慧系列”为重点而对“红色”题材创作进行粗略考察，其全面、深入的研究尚待时日。笔者相信，在现有较丰厚的积累和较扎实的基础上，湖南的纪实文学尤其是其“红色”题材创作，必将在总结中提高，在继承中超越，从而持续发展，再创新高！

注释：

①②章罗生：《庄严虔敬，开拓创新——评余艳的报告文学新作<板仓绝唱>》，《创作与评论》2014年2月号下半月刊。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