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画家艺术生态之嬗变

邓开衡　李淼兴

在泱泱文化中国中，流淌不息的是楚湘艺术的一支洪流，其源远流长，从容而不失激情，生动而彰显鲜活，走向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给人以无穷诱惑的魅力和亮色。湖南于先秦两汉时期为楚国境地，被誉为楚湘，“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对湖南人最好的诠释，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可见精彩的描绘和阐述，由此引为自豪的资本。“无湘不成军”，这一面旗帜猎猎飘扬，成为楚湘儿女壮怀激烈的历史风流。

当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我们听到了这片热土轰然的回音，还是那么清晰和震撼。我们记住了这样的名字，在音乐方面有：谭盾、李谷一、何纪光、宋祖英、张也、陈思思等；在戏曲方面有祁剧、花鼓戏、丝弦、小调等；在文学方面有沈从文、丁玲、莫以丰、叶蔚林、古华、韩少功等；在书画方面有欧阳询、欧阳通、怀素、髡残、何绍基、齐白石、曾熙、陈少梅、黄永玉、李铎、李自健等；在电视娱乐方面有“超女”“超男”……

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中，你方唱罢我登台，绚丽辉煌，热闹得如万驹奔腾之势；在全国乃至海外形成了一股冲击力，赚取全国人们的眼球，形成了关注的焦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艺术如果没有湖南人的领地和舞台，那是失却和残缺的，尤为显得寂寞；然而，这种坚持和传承，为什么没有得到延续的发扬光大，而显得后劲不足，亦步亦趋？

这在绘画方面得到更有力的佐证，褪去了原本瑰丽沉穆的底色，到底是什么使湖南当代的绘画在全国“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引起一代群体画家才华的“井喷”？这种缺失的文化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探索；本文试图用文化钥匙，启动绘画之门，走进湖南画家的“大观园”，以此呼吁绘画才俊的回归，凸显湖南绘画的辉煌。

一、湖南画家艺术生态之惑

任何一种艺术，离不开从孕育、滋生、发展的过程，在大文化背景中受之影响、催发；浸淫于湖湘文化的湖南画家，又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艺术实践呢？

先贤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湖南地处中国的中部，有丘陵突起连绵，有水脉贯通流转，于是地域性水土的特点，孕育出一代代不乏仁智兼收并蓄的湖湘人。湖南人不同于苏杭地区的人，那自古因沾染了太多的脂粉气，其阴柔有余阳刚不足；也不同于陕北和东北地区的人，前者因西北高原的风而吹打雕琢，变得粗犷豪放，后者因天寒地冻而受烈酒的熏泡，变得彪悍无比。从整体来看，湖南人的“辣”和“蛮”是一种性格的符号，这种遗传基因沿袭下来，刚柔并济，做人做事也显得超拔激越，不同凡响。在这样一种群体脱蕴而出的佼佼者，其表现出一种开创性、先导性，张扬的大气大儒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这一切，且是由“惑”生就，而“惑”是根本的诱因。

我们知道，人是万物之灵，与其它的动物根本的不同，就是有思想，有一种问天问地问命运问自己之“惑”；自古以来，这个“惑”伴随着人类的生存状态，由落后到进步的文明史；从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到钻木取火、文字的诞生、舞蹈、音乐、绘画的出现，以及到把龙凤作为图腾的精神诉求，无不体现人类在生态之惑中的追寻；中国地大物博，南北东西地域性的文化差异不同，在共性中却不乏带着地域色彩的文化个性。湖南的地域性，孕育出湖南人的性格烙印尤为突出，从而其“惑”的文化现象也就鲜明。

湖南人历来就以“惑”著称，不安现状，勤于思考；其“惑”远的不说，从中国近代史上来看，几乎有一半是由湖南人写就的。谭嗣同、黄兴、毛泽东、刘少奇等，还有紧跟其后的又有多少无名英雄和志士，在近代百多年的历史风云中，在“迷惑”中探索，在探索中进行接力式的救亡图存的伟大华夏复兴；不容质疑，这是湖南人群体独立人格使然，于是在这山水氤氲的地方，滋生出独特的湖湘文化，而绘画是浸淫其中的一种艺术品种，其人其画必然带着深深的烙印。

因此，艺术生态影响着艺术创作，作用于创作成绩，当代湖南的画家又是一种怎样的艺术生态之“惑”呢？不妨以湖南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作品作比较、参照，或许能找到内在的一种艺术借鉴。

从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莫一丰的《将军吟》、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女女女》等，我们可以看出“文学湘军”的形成，氤氲着湖湘文化的内蕴和魅力，那种自然和人文的张扬，那种鞭挞假恶丑，讴歌真善美的审美内核，给予我们艺术的震撼和哲学的启迪。

当然，同时代的湖南画家有过“85思潮”时怀化群体的名世、有湖南工笔画的崛起、有湖南水彩名噪一时的表现，虽较之于文学尚未在全国引起持久的轰动效应，至少我们风光和自豪过；如果延续以往，将是另一种绮丽的艺术风景。

我们留恋那种曾经的艺术生态之“惑”，无论是作家还是画家，为一种纯艺术的追求而锲而不舍，群体意识的竞争，为一件作品的构思、构图，全身心沉淀于昼与夜，否定之肯定，肯定之否定，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找到肯定；因此，构建出艺术精品绝非偶然，那是在“清水中煮三次，在血水中浴三次，在碱水中泡三次”的结晶，那是在艰难之惑中，追寻到属于自己天空美丽的云彩。

可以这么说，那时的画家是纯艺术的，是对艺术的“痴迷”，注重的绘画本身，其艺术生态是抱朴守拙，呈现的是人文和艺术之美；中国画的当代代表人物有黄永玉、陈白一等，乃至后来出现的中国画画家钟增亚、油画家李自健等深谙此道，所以艺术的发挥也就游刃有余；然而，这种文化现象没有持续地凸显，其走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那种适宜于创作的艺术生态被打破了，出现一种与艺术相悖的状态。

为什么现时有些画作，那么平庸，给我们传递的美感少得可怜，是画家的才情不够？还有些画作，难以突破，似曾相识，是画家已经江郎才尽？为此，有些画家感到疑惑，也感到痛苦，无从透切地解剖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的艺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综其原因，还是湖南画家艺术生态之“惑”出现了“变态”，在“静”和“动”中的走向偏离，而创作才思的枯竭，也就在意料之中。“静”和“动”是事物的两极，画家处于这艺术生态两极之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正是成就艺术家的契机；而现实把画家的“静”“动”变味了，艺术的触角也就不能蠕动自如。窃以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处于心气虚飘的“静”，佯静非静之态。可以说，有些画家很难在“静”中禅定，专心于潜心读书、创作，加强对自身素质的修炼，旷日持久，渐渐显露出捉襟见肘的艺术尴尬。就中国画而言，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书、画双壁，是书画同源。东方人与西方人学画入门不同，前者是书法的线条，后者是素描；其美术史的核心也不同，前者是书法，后者是建筑。但这两者是殊途同归，就是基础的构建，基石不牢，在企望通向于艺术的金字塔中就会崩塌。一幅画作，在构思、构图、点、线、色彩的运用中，囊括了文学、美学、色彩学、建筑学等诸多元素，一幅艺术感染力很强的作品，都是厚积薄发的，这与画家的艺术修养息息相关，其神韵氤氲在画中，其功夫在画外。

二是处于蜻蜓点水的“动”，似动非动之行。画家那貌似在体验生活的走动，却难以在大自然此中与之呼吸和对话，浅尝辄止的体会，也都寄情于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不是天人合一的心灵沉淀，更不是在苦难中之于坚持，寂寞中之于探索，于是激情在消蚀，灵感在熄灭。这与切实的艺术生活体验，大相径庭。比如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画家第一人”张大千，在有名气时却离开都市，远走敦煌一待就是几年，戈壁滩的日月风霜，雕刻着他对艺术的执着，也雕刻着他对人生的理解。其实，那时张大千完全可以在大城市以画谋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他打破和颠覆了现有的艺术生态，为艺术而“惑”，不惜以苦难为代价，阵痛地蜕变，完成了艺术的提升和修炼。

三是处于个人艺术的“裸奔”，沉溺于阿Q式的孤芳自赏。画家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没有一种自我审视和检讨的省悟。于是，在“灯下黑”里深陷其中，一味地为画而画，缺乏一种“一山更比一山高”，“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广阔视野，停滞了攀援和超越的精神，沉湎于煽情和炒作，投机取巧地炫耀，导致着画家文化性格的扭曲。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湖南画家缺乏一种广收博纳，有容乃大的内在底蕴。在当代湖南画家群中，能够在“静”中读万卷书，在“动”中行万里路，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兼备彰显的寥若晨星；同时也缺乏群体意识“合抱入围”的竞争，“美术湘军”也就难以形成。我们曾经那么迫切呼吁湖南本土出现大师级人物，却千呼万唤难出来。文坛一位有建树的文化人说，湖南当代无书法家、无画家，大致如此。这话虽然偏颇，却是事实，远播全国和海外的湖南画家都是出走的，不在湖南本土，如齐白石、黄永玉、李自健等。

因此，画家的修炼成功不外乎三种境界。

一是师法自然，把身心融入大自然。写生、素描，是画家必备雄厚扎实的基本功，给创作者提供了娴熟形似从而通达神似之道；我们看毕加索和梵高等大师的写生和素描，其功力令人惊叹不已；在湖南的中国画画家钟增亚，由于有了非同小可的基本功，其作画无论从哪一处起笔，或头或足或发或五官某一处等，都没有败笔，其状物状人神韵毕现，栩栩如生。我们扼腕叹息钟增亚执着于艺术的追求，英年早逝，这是中国画坛的一大损失。

二是师法古人，形成自家风格。临摹古人大师的精品，从中吸取用墨用线等之道，浸淫其中，皈依自然、涅槃妙心，自成境界，自达一家。这在有名的画家临摹先师的画作得其精髓的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三是师从文学，融会贯通。纵观当代一些画家，其画作总难以突破和拔高，自感困惑和焦虑，却不知自己真正的软肋在哪里？说得刻薄点，其文学修养和造诣浅之又浅，充当一个画匠也就在当然；我们看齐白石的画“十里蛙声出山泉”、古人画的“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以及诗“红杏枝头春意闹”、词“闻道烽烟动，腰间宝剑匣中鸣”等，给予我们幽幽空灵的想象和赫赫视觉的冲击，艺术的魅力，正是文学的意境所赋予的。

纵观当代的湖南画家的创作走向，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当代有名的大画家的族谱上出现很多“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格局，像黄永玉、毛焰、李自健等都是湖南籍画家；以及现在在全国海外崭露头角的新锐画家，都不在湖南本土；由此看来，湖南并不是出不了大画家，而是缺失一些滋养大画家成长壮大的土壤。

究其原因，外因的条件不可忽视，内因却是根本，画家追寻艺术的过程出于一种人文的困惑，因此的改变画家艺术生态之“惑”，在“惑”中走向“不惑”，正是湖南画家异军突起的必要途径，那种心气浮躁无根的虚飘，阿Q式的孤芳自赏精神法，坐井观天的视角，在自觉或不自觉形成地扼杀和遏制了画家的艺术发展。

二、湖南画家艺术生态之殇

随着社会的物欲横流显现，画家属于社会的一份子，现实环境的耳濡目染，其物质和精神的追求，其生命的价值观，无疑遭到了严重挑战。

一个画家的成长，在两种客观条件下，可以造就：其一是贫困，其二是富裕，这在历史上得到佐证。如印象派大师梵高，一生穷困潦倒，就连生活费、买画布、买颜料、买画笔的钱都没有，可他依然执着于绘画，终于成就了艺术的高峰，这种艺术的高峰，是他艺术才情的凸显，摈弃了人云亦云的俗流；也是他同胞弟弟提奥对他生活及艺术支持，缺失了提奥，梵高只有为生活劳累奔波，钟情的画笔即使对他是一种美好和诱惑，他也无力拿起；如宫廷画院的御用画师，有着朝廷优厚的俸禄，还有寄情隐居于山水的画家，本身就是贵族，当然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于是就有了全身心专注于艺术的契机，其画作出现神品也就在自然之中。比如赵孟頫、郭熙、巨然、范宽、黄公望、张择端等。

不可否认，以上两种艺术生存状态，在全国在湖南都存在，但是湖南当代为何就难产生大师级的画家？为何湖南比起其他的省和地区，绘画滞后而难以比肩？

1.艺术生命的逆旅，使画家难以回归背离

有那么一部分的画家，静若处子，坚守一隅潜心地创作，也在大自然中寻找创作灵感和素材，取得了小有的成绩；然而，这种成绩没有延续和拔高，一味躲进象牙之塔的关门造车，缺乏与群体意识的艺术交流，缺乏艺术激情的喷发和碰撞，难以在艺术上的突破；世俗之风，浮躁的现实，同样使一些画家被现实的功利强奸，浮躁飘渺，难以沉下心来，什么艺术探索原来只是虚无的理想，行走于浑浑噩噩的名利场，应酬之作，如法机械炮制，例如一幅花鸟或荷花图，可以不厌其烦地画上几百幅，千遍一律，大同小异，虽然毫无艺术可言，却借着曾经名声之便，可以在最快的速度和时间，换取眼前的利益。“静动”之间，是惟利益的，纯艺术丧失殆尽；更有甚者，画家相轻，权画交易，大有舍我其谁，不可一世之态，云云。

2.学院教育的千遍一律，使画家缺乏艺术个性

在当代美术学院派系教育的灌输下，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着老师的“金口玉言”而行，这种背离创作规律的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无异于戴上了枷锁，于是在走出学院大门以后也难以“丢盔卸甲”，其创作个性难以形成，更谈不上创作风格使我们耳目一新，拍案叫绝。

纵观中外画家，其独领风骚的画家无疑是创作个性、风格的凸显。外国的塞尚、高更、毕加索、莫奈、梵高等，他们的野兽派、抽象派、印象派、立体派等风格迥异的作品，引领一代代潮流；中国当代的旅美画家丁绍光、云南西双版纳人物风景系列、陈逸飞的江南古典美女系列、湖南的钟增亚少数民族裸体写意系列等，也正是系统地形成了创作个性和风格，在画坛占有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画家缺失的是属于自己的风格个性的创作在延续，似曾相识的作品在如法炮制，而最终把自己颠覆，艺术上毫无建树。这种处于创作个性的流失，绘画语言语素的重复，对画家是颠覆性的。重复不是创新，艺术强调的是个性；画家津津乐道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醉，而这种迷醉恰恰扼杀了原本的创作，最大的悲哀偏偏我们自己却毫无觉察，反而还以此为荣。大师黄宾虹曰：“唐画如麴，宋画如酒，元画如醇，元代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愈近，加水愈多，近日之画已有水无酒，故淡而无味。”这种现象在全国不同程度地出现，而在湖南尤为明显，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诘问和深思。

3.经济为先，艺术为副，本末倒置的背反

社会的物欲横流，使画家被淹屈服于现实，在艺术和面包前首要选择的是面包，这种现象在湖南乃至全国的各大、中城市不同程度的存在。经过社会调查，我们发现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令人堪忧。手执教鞭的青年老师，仅靠工资去维持家庭的开销，本来就是困顿，何况还要成家立业，还要买房的现实问题，不得不另谋它途。于是，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这些有才华的高校青年老师，本来应该画家的中坚力量，只得干着与专业有关但与专业未必有利的考前培训工作，旷日持久，艺术的拔高也就停滞不前；二是去经商改行，先脱贫致富，然后再回归搞艺术，却再也找不到艺术激情和才情的消失；三是脱离本土舍近求远，只身或集体出走于别的城市，寻求艺术的发展机会，这导致着人才的流失。

介于这三种情况之外，由于艺术类高考的持续走热，单从长沙的大学城就汇聚了大大小小的考前班几百家，高校竞相扩招，争抢生源居高不下，愈演愈烈，其根源就是汇聚经济链抢滩最大的经济效应。这种以商业模式在学院的运营，何以能引领艺术前沿和培养优秀的学生？班上的学生多，教师难以顾及，照本宣科，学生在纯绘画上耽误了最佳的学习期，长期以往，如法复制，很难有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也就在情理之中。

因此，经济上的制约，无疑给当代湖南本土画家的生态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于是，在湖南能够坚守和背水一战的画家势单力薄，行不成阵容。在艺术道路与价值取向上，求大同者寡，遂性而为者多，所以在绘画上就难以形成合力，风格上难以产生流派，呈觭角之形发展，造成大众对湖南画家在认识态度上的分流。

三、湖南画家艺术生态之美

我们知道，地缘政治的优势，将会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艺术家的发展成长是极为有利的条件。湖南有着优秀的革命传统，文化积淀雄厚，这地杰人灵，“惟楚有材”的地域优势，有理由相信会产生一代优秀画家。窃以为，当前湖南画家的生态，出现了一种最美的状态，在自我审视中，把握和克服优势和缺陷，振兴湖南画坛为时不远。

1.传承地域文化，做到衔接有序

就艺术而言，越是地域性的，越具有国际性，湖湘文化雄厚的内质，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不可否认，湖湘文化在历史和当代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疑使画家在浸淫中受益。尤为幸运的是，在湖南“文化强省”的大环境中，湖南画家更是有用武之地。随着湖南在中国中部的经济崛起，对艺术等文化认识的断层也在修补，有更多的人走进绘画这一艺术领域，这无疑会诞生一代大画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代的画家在思考，并殚精竭虑地创作有分量的绘画作品，把传承地域文化发扬光大。

湖南画家康移风，已近古稀之年，历时两年多，创作了题名“惟楚有才”的绘画，涉及湖南的优秀人物50多个，堪称宏篇巨制，从这一绘画长卷，我们可以看到湖南历史上精英的精神轨迹。康移风是湖湘文化推崇的实践者，其作品是纯艺术的，也可以当做教科书来读，看之拍案叫绝，无论是搞艺术的，还是学生，受之有益。

我们看到，湖南这块消费文化非常活跃的精神欲求的地域，花钱去收藏欣赏绘画艺术的人，越来越多，湖南当代的绘画作品，在全国的拍卖行屡屡走向新高。同时学绘画的人，后浪推前浪，趋之若鹜，后备力量的兴起，整体艺术水平的攀高，无疑使当代画家的艺术生态产生新的变化，在传承地域文化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2.艺术交流活跃，绘画传统赋予新意

画家的作品有市场，有需要，有价值，湖南画家的群体效应就会自然显露出来。随着湖南的群体意识在加强，展览交流的频繁，宣传造势的向前，拍卖会的竞相出现、艺术节的举办等等，无不显露出湖南宽松的艺术氛围和人文环境。为此，湖南的大众对艺术的认识和投资收藏，不再保存距离，并津津乐道。

湖南拥有很多的美术院系，也有一批很有才华的画家，如何继承传统绘画的精粹而赋予新意，虽然付出了努力，但还是没有穷之，效果不是那么明显，这是湖南画坛的不足。比如，湖南的高等艺术院校，在艺术传承上缺乏传统体系，不像中央美院早就有徐悲鸿先生所树立的融贯中西的体系，中国美院有林风眠先生所树立的重视传统出新的体系。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有京津画派、浙派、海派、扬州画派、金陵画派、长安画派等绘画艺术流派，不容置疑的是，这些绘画艺术底蕴，对当地的艺术传承形成影响。而湖南却缺少类似的温床，当然画家的艺术探索比起其他地方困难得多，有些画家可能走出很新很独特的风格，但是整体艺术风格难以彰显。从湖南展览的绘画作品来看，虽然不像某些省的画家，呈现一种很明显的师承风格，其形式、技法、题材等基本上找不到太多的相同之处，虽然是湖南绘画的优势，却缺少绘画语言的深度。

一个地区的绘画发展，必然要有前后联系和整体的地域风格，这需要一个承前启后的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挥而就的。好在湖南的画家，看到缺陷并在克服，艺术生态趋向群体意识发展，这是值得庆幸和欣慰。

3.打造发展画家群的平台，合力提升艺术品位

绘画看似个人的艺术行为，却离不开群体艺术的提高，这在中外的绘画史上不鲜见。只有群体画家艺术拔高了，一代大家就会脱颖而出。巴西的足球，为什么那么出色，就是他们具有一种足球传统，具有很高的整体足球水平；韩国的围棋，中国的乒乓球和巴西的足球一样，能够滋生一代大家的土壤。

湖南的绘画，其理一样，一代画家新锐也离不开产生的必然条件。有些冒尖的当代青年画家，或由于经济的困惑，或难以融入群体，却过早的夭折了，我们扼腕以叹。窃以为，对湖南画坛须在这两方面下功夫：一是湖南的文化部门和相关机构，从软硬环境上为有才能的画家创造一个适合于绘画发展的平台和机制，组织和鼓励画家能倾心专业创作；二是有关林林总总的文化公司，能够流散成一统，合力合围于对湖湘文化的推崇，不能各为阵地，单打独斗，为画家群展示一种八面来风，云蒸霞蔚的景观，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推举画家在“金字塔”中登向塔尖。

湖南当代的画家，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艺术生态的“之惑”“之殇”的嬗变中，有了“之美”，我们坚信“绘画湘军”会出现，“一代大家”会出现，独领风骚的“领军人物”会出现。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