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所读

丁伯刚

元月所读

丁伯刚

头一次接触到“新儒家”这个词，大约是九十年代初期了，后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了一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其中就包括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我立即把那几本都买了下来，有的一直保存到现在。但对现代那些儒学大家的喜爱，应该是在此前很久就开始了。记得同样是一九七八年夏在修水县城参加高考时，我购到上下两册的《章太炎政论选集》，这种书即便放到现在也未必能很好地读懂，但当时我偏偏以一种难以思议的入迷劲沉入其中。这两大本佶屈聱牙的文字，伴我度过了高考结束后等入学通知的三个月苦闷时间，其中不少篇目的标题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汪康年书”、“孔子伪经考”之类，三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随口就能背出，就同念什么咒语一样，真是怪事。以后读书及毕业后教书，又相继读到王国维、梁漱溟等人的一些作品。有一本书叫《王国维美学论文选》，是从师专图书馆借的，作者在这里所谈的绝不只是什么美学问题，不只谈《红楼梦》，谈艺术，更谈叔本华，谈对宗教的诸多感受。因过于喜欢，我又用上那个老办法，就是买了个专门的本子做摘要抄录，不算薄的一本书基本给抄得差不多了。也是从这时起，还养成读传记、读年谱的习惯。特别是年谱，不只反映出谱主的种种思想，而且更能展现出这种思想的具体来源与发展、演变的轨迹，演示他一生中的种种曲折与求索经过，给人的启示最大，也最直接。许多年谱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就在今天做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我到书堆中随意乱翻，恰巧找到李渊庭、阎秉华的《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正是当年我读过的一种，里面布满密密的画痕和简要批语。在梁先生三十八岁于河南搞村治运动的一处，我用圆珠笔批了一行很大的字：“由佛入儒，中国的现实问题粉碎了所有的形而上要求。”这里表达的可能是我阅读时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对梁漱溟放弃精神探索走向具体现实问题的遗憾和失望。梁是个早慧的人，十七岁时开始对人生问题感到烦闷，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所谓苦乐之求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变倾向印度出世思想。梁漱溟读佛家的书大致有两个时期：一是十四五岁，辛亥革命之前；一是民国以后辞去记者职业，进北京大学之前在家闲居时。他说他开始并不懂得什么大乘小乘，什么密宗禅宗等，但由于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便从较通俗的《佛学丛报》着手，边学边钻，久而久之，渐渐入门。研读佛学的结果，一是拒绝母亲议婚，一是从十九岁开始吃素，一度还想出家为僧。由佛入儒，进而到达具体的社会操作层面，其变化是迅速的，轨迹也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现实问题、民族问题的强力裹挟。梁漱溟说：“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和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又远过于人生问题。同时在人生上，既以事功为尚，变加重这倾向。”事功的追求，不只来自社会，同时也来自家庭的影响，梁漱溟说到，他的思想无疑受到父辈的影响。“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梁漱溟说，人类日趋下流与衰败，是何等可惊可惧的事。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面对人类所遭遇的共同问题，那个时候的人，包括梁漱溟他们只以为在社会层面上就能彻底解决。世间的不平、人世的混乱不都是来自人的私利吗？那么好吧，把所有属于私人的东西全部没收，把一切罪恶与痛苦之源都切断，这想法有多么单纯。相对来说，我对梁漱溟的兴趣好像都集中在他在河南、山东等地搞乡治运动之前的那段探索，此后觉得他基本上成了一个社会人，他的所思所想与我关系不大了。

牟宗三在文章中多次谈到所谓道统、学统、政统问题，中国的道统就是他所说的以儒家为代表、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的德性之学、心性之学；学统就是知识之学，包括科学与民主之类；政统则是指政治制度方面的东西。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牟宗三首先承认科学与民主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所缺少的，而又为我们民族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之所必需。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在于如何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点为新儒家所共识，问题是如何让它在这里生根成长。使科学与民主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成长，是新一代儒家学者谋求解决的中心课题。牟宗三认为，学统，也即他所说的科学与民主，在西方虽说是古希腊精神的传统，虽说是源远流长，然从文化生命之发展说，究非西方所可独占。一切学术文化包括科学与民主，从文化生命发展方面说，都是心灵之表现、心灵之创造，它是无国界、无颜色的，这是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在发展中所应视为固有的本分事。如是，科学虽先出现在西方，其心灵之智用虽先表现为知性形态，然吾人居今日，将不再说科学是西方文化，或西方文化所特有，而当说这是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在发展中所共有，这亦如佛教所谓“共法”。不错，我们的文化中并没有自动孵生出知识之学、没有孵生出科学与民主来，但在经过曲折酝酿、步步紧逼之后，时至今日，不得不被迫着要孵生出来。此被迫，表面观之好像是外在的，但如果从深一层看，从内在于自己文化生命而观之，则是内在的。这是文化生命开展之必然要求，是心灵开展之必然要求，是自己文化生命发展中固有之本分事。就并非是西化，而是自己文化生命之发展与充实，是我们生命内在的一种自我实现。如此一来，那为什么一说科学与民主，就以为是西方文化或者西化呢？了解一民族的文化，不能从其过去没有后来所需要的，便作全盘否定。后来之需要无穷，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在一时全具备了，所以了解一民族的文化，只应从其文化生命发展之方向与形态上来了解，来疏导，以引出未来继续的发展或更丰富多样的发展。本此认识，以逼出民主政体建国之大业，乃是华族自尽其性的本分，根本不是什么西化。看到这里，我不由又一次失声笑起来，觉得牟宗三的这些观点既显示出不一般的豁达与洞见，而从另一方面看，又表现一副孩子式或老顽童式的自尊自爱，同时还有几分说不出的无赖气。你口袋里装的那东西确是个好东西，那也是我应该有的。我应该有，那就表明这是一种我们共有的东西，不仅为你一人所独有，只是你暂时先有而已。即便不向你要，我们自己迟早也会有。这样一来，我既向你要了那东西，自己的面子又很好地保住了。

如果说在对待民主与科学的看法上，牟宗三表现得可敬、可爱而又可笑，那么当他谈到有关宗教，特别是儒教的一些问题时，作为一代大儒其所表现出的幼稚与不通，令我真有些惊讶乃至难以置信了。在中国虽有儒释道三教并称，但唯独儒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应该是个不言自明的共识。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时，就此问题与梁漱溟曾有过一次专门的讨论。那天徐志摩约梁漱溟去拜访泰戈尔，两人到时，正值泰戈尔与杨丙辰在谈宗教问题。杨以儒家为宗教，而泰戈尔则说不是，梁漱溟不由加入了谈话。泰戈尔认为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的，所以能够影响人。尤其是伟大的宗教，其植根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响愈大，空间上传播得愈广，时间上也传播得愈久远，不会被推倒。然而儒家似乎不是这样。孔子在人伦方面和人生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应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好像一个法典，规定得很周全。这些规定自然都很妥当，都四平八稳，可离生命不免就远了。由此泰戈尔判定儒家不算宗教，但又很奇怪儒家为什么能在人类社会与其他各大宗教都有同样长久伟大的势力。梁漱溟说，孔子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人伦纲常中。梁漱溟就此说了好久，泰戈尔连连点头，说梁先生让他懂得了许多儒家的道理。但梁漱溟说来说去，有一个前提是不变的，那就是承认儒教并非真正的宗教。牟宗三其实也承认此点，但他以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假如有人说儒家所承继所发展的只是俗世的伦常道德，而无其超越的一面，无一超越的道德精神实体之肯定，神性之实、价值之源之肯定，如此一来所谓文化生命就不成其为文化生命，中华民族也就不成其为一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了。若平心睁眼观之，有谁敢如此说，并且忍心如此说？这里涉及到牟宗三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宗教，也只有宗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国之本，而中华民族的立国根本自古以来就是儒家和儒教，那么儒教便一定是宗教。我们一个堂堂大族，如果说没有宗教，没有立国之本，能讲得过去吗？即便讲得过去，谁又忍心这么说？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牟宗三认为儒家不只是宗教，而且应该比其他的宗教都要高级才对。他是如此推导的：“儒家所透彻而肯定这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决不能转成基督教所祈祷崇拜之人格之神，因此儒教之为教变决不能成为基督教之方式。此基本密义若能透彻，立见佛教之有不能令人满足处，基督教之有不能令人满足处。”儒教不能转成基督教，据此怎么马上就能看到佛教、基督教的不满足之处来？

《现代汉语词典》对“宗教”一词释义时带有一种莫名其妙、完全不知从哪里来的道德优越感，采用嘲讽、批判口吻。相比倒是百度的解释更客观：“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其他的解释还有各种各样，其实都有不够清楚处。我个人理解，宗教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苦难、罪恶、罪孽以及人的生老病死、人的有限与无救等等意识；第二便是基于苦难意识之上的拯救或说超越问题。面对人世的苦难、人生的残酷，如何拯救、如何超越呢？靠我们人自身当然是不行的，于是便有了对一种外在于人又高于人的绝对者、永恒者、至高无上者，一种无限存在者、超越时空者的向往与吁求。这种东西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是一切存在的根基及依据。这种向往与吁求便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信仰要求、宗教要求。苦难意识是所有宗教产生的共同前提与基础，所以我一直以为，所有的宗教在最内在、最实质意义上都是相通的，至于它们之间的不同处，便是具体的拯救方法问题了。拯救方法不同，便决定了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区别，决定了同一种宗教之间派与派的区别、宗与宗的区别。从这方面来看，儒教是缺乏宗教的基本前提的，儒家学说中看不出任何苦难意识及对人本身局限性的认识。儒家学说的出发点与实质内容只是基于一种社会的治乱意识，说穿了这只是一种治国、治世的方略，一种社会经营术与维稳术。在孔子及其学说面前，所有的人世苦难与在此苦难中辗转挣扎的每一弱小个体都一齐给抛弃了，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所谓家国天下。一种治国术不只在当时风行一时，而且竟被当作立国根本千古流传，孔子本人也给当作万世师表的教主，这其实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俄罗斯在他的幼年时期遇到了东正教，其民族性中那属于神性、超越性的一面得到更大的发挥，而我们民族在自己的幼年时期遇到的则是儒学。其实夏商周三代，是中国传统宗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和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当时的中国也是全民族信教的。自孔子及其弟子出，删“三礼”，儒学大盛，自此以后我们便踏上了一条没有任何超越情怀，而只有权术横行的赤裸裸的世俗社会之路。而牟宗三不知是出于认识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对“宗教”一词所给出的定义是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凡道德宗教足以为一民族立国之本，必有其两面：一足以为日常生活轨道（所谓道揆法守），二足以提撕精神，启发灵感，此即足以为创造文化之文化生命。”能给日常生活提供一种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另外能振奋人的精神，激励人的生命力，这是许许多多的世俗学说所共有的特点，莫非这些学说都是宗教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牟宗三认定儒家之伦常固然有其日常生活之轨道一面，而其所透彻而肯定之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则正代表提撕精神，启发灵感之文化生命一面。中国文化所凝聚成之伦常礼文与其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尤具圆满之谐和性与亲和性，不似西方之隔离，儒家教义即依据此两面之圆满谐和形态而得成为人文教。牟宗三进而认为，儒教，也即所谓的人文教中的三祭：祭天、祭祖、祭圣贤，皆因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而得实，而得其客观存在性，在圆满谐和形态下祭祀崇敬，主客、内外、本末混融而为一，形成一超对立之客观与绝对。“基督教中之上帝，因耶稣一项而成为一崇拜对象，故与人文世界为隔；而人文教中之实体，则因天、祖、圣贤三项所成之整个系统而成为一有宗教意义之崇敬对象，故与人文世界不隔：此其所以为人文教也，如何不可成一高级圆满之宗教？唯此所谓宗教不是西方传统中所意谓之宗教而已，岂必一言宗教即为西方传统中之形态耶？”

牟宗三在文章中曾就蔡元培以美术代宗教的看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反宗教，“彼固不明‘宗、教’或‘宗教’的意义与职责”。实际上牟宗三自己更是如此。取消宗教的基本内涵，然后依自己所好随意设定一个东西，说这就是宗教，然后再依此设定，推导出自己的宗教有多么圆满多么高级，比世上所有的宗教都要好得多，只是我们的宗教与你们的不一样罢了。这些话固然说得好听，听的人与说的人都感到很舒服，但毕竟离真正的宗教远了。如果说我们这里所有的祭天祭祖祭圣贤也算一种宗教的话，那只是宗教的最低级而原始形式，是一种宗教化石，与原始人类的祭祀是一个层次。在读《生命的学问》等书时，我一直理解不了，作为一代大儒，牟宗三是真的弄不清这一点，还是有意不愿弄清？据牟宗三所说，他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所持看法同样如此，熊十力手造《新唯识论》，其理论规模大半有所资于佛家，而宗旨则为儒家。儒家义理规模与境界俱见于《易经》与《孟子》，而熊先生即融摄《孟子》、陆、王，与《易经》而为一，直探造化之本，露无我无人之法体。法体即本心，本心亦寂静亦刚健，故为造化之源，引发生生不息，此即其宗旨为儒家而非佛家处。以此为本，《新唯识论》并评判整个佛教之空有两宗，就根本言之，谓其“真如”只寂静而无生生；自文化言之，不能开出人文，不能肯定人性、人道、人伦，是即无异直握佛教之宗趣而谓其为出世之偏曲之教也。此种真如，自然不能生生，不能繁兴大用，开出人文。我没有读过熊十力《新唯识论》，不知牟宗三这里的转述是否确实。如果熊先生原意真如此，那么他对宗教，特别是这里对佛教宗旨的理解同样是狭隘的、错误的，同时也是可笑的。他完全是以一种实用的、功用性的儒家立场，一种非宗教非超越性的立场来对宗教进行评判。新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唐君毅更进一步，对宗教的理解整个就是一通胡扯。唐君毅说在一般的宗教意识中只信一个唯一的神，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这种宗教意识以为我们中国人不应该把圣贤、豪杰、祖先当作神来崇拜，但我们自己则认为，真正最高无上的宗教意识，就应当把圣贤、豪杰、祖先当作神来崇拜。因为我们既说最高的宗教意识中所信仰的神如基督、如菩萨，一定是以担负人类的苦罪为己任的，那么世间那些能为民众去除苦罪的圣贤豪杰，极可能就是由神化身为人的。我们如果真信神的伟大，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圣贤豪杰祖先等道德人格就是神的化身，我们就应该以崇拜神、皈依神的态度来崇拜他，皈依他。所以我们说宗教意识发展到极致，一定会包含一种把圣贤豪杰等道德人格当作神的宗教意识，同时也会把祖先当作神的宗教意识。因为祖先在其本性上没有不爱他的子孙，愿意分担子孙苦罪的，那么在子孙心目中，他们的父母祖先便同耶稣、菩萨无异了。所以唐君毅以为，最高无上的宗教意识，一方面应该有对超越之神的崇拜皈依，另一方面也应该有对圣贤豪杰祖先的崇拜皈依。而中国先秦儒者一方面崇拜圣贤豪杰祖先为神，另一方面同时也信仰天神，至少没有自觉地反对天神，由此可看出，这才是真正最高的宗教意识。反正吧，无论你们外面的人如何牛逼，到最后，最好的东西一定在我们这里。

在做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昨天夜里十二点多，我坐在卫生间边洗脚，边翻读辜鸿铭的一本书，恰好读到有关宗教的一段文字：“佛教和基督教的宗旨之一，是教导人们怎样成为一个好人，而孔子的学说则进一步，教导人们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社会公民。佛教和基督教告诉人们，如果人们想成为一名好人，一名上帝之子，人们只需思索灵魂的状态及对上帝的义务，而不必思考现实世界。……换言之，本来意义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是一种为人们谋划怎样隐迹于山林荒野，以及为那些在北戴河避暑的小屋里，不干别事，只对其灵魂之状态和对上帝之义务进行思索的人设立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原本就是植根于人

世的深重苦难，怎会不思考现实世界只谋划怎样隐迹于山林荒野与北戴河的避暑小屋呢？新儒家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企图寻索到一条民族振兴之路，这中间的所有努力与偏执我们都是能理解的。牟宗三一再强调：“我的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而在贯通吾人的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惟在这种贯通中，始能见出人类的积极精神来……人类内心深处的那种超越的亲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积极精神，最易于从历史贯通的发展之体贴中荡漾出来。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统在这种贯通发展之体贴中复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们抱着极好奇的心理，总想做一些认真的阅读与清理。但读得越多，不满之处也就越多，出口闭口大而无当的家国天下、内圣外王，没有最基本的属于人的自我意识，与普通人生一点关系也没有。尤其是有关宗教问题上的信口胡诌，更时时让人哑然失笑。宗教根本不是这些儒家人士所以为的是什么立国之根本，而是立人之根本、立魂之根本、立魄之根本。宗教只应进入每个弱小个体的内心最深处。在疾病、在死亡、在世情冷漠之下，无数弱小个体孤苦无告、辗转反侧我们真的只是一些可怜的生物、可怜的个体，我们很卑弱。我们不需要内圣。我们只想在手心里抓捞到一点点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那样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