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镜像城市镜像

苍 耳

城市镜像城市镜像

苍 耳

也许从未有人想过城市是一面巨大而隐形的镜子。问题是，我们与这面巨镜的关系很有些特殊—我们既在镜子对面，也在镜子里面。这也就是我们很少将它视为镜子的原因。事实上，城市这面巨镜只是一个总称。它是一个由无数小镜子和不同形质的镜面构成的。我们就生存在城市这个光怪陆离的镜子世界，如同爬过或飞过它那平滑表面的小昆虫。对现代人而言，自我的形成与裂变都与城市文明脱不了干系。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借马可之口说：“别的地方是一个反面的镜子。”他也许是想说，这里—看不见的城市—才是一个正面的镜子。事实上，我们在城市镜面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某一类人的自我—拉康将婴儿第一次从镜中认出完整自我，称之为“镜像自我”：它有点儿像洋葱，“自我是一种像洋葱一样被做成的对象，剥开它，你就会发现构成它的连续认同”。与此同时，婴儿伸手触摸时发现镜像并不真实，于是又产生“自我的异化”。在城市这面巨镜面前，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如盐湖一样冒着气泡，常常令我们手足无措—如果我们不是强硬到试图摔碎所有照见自己“黑箱”的镜子，那么就是羞于或怯于承认：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侧影和背面。

洋葱总归要长成的，尽管它越包越深。剩下的活儿便是剥洋葱，像德国那个饱受争议的老头儿所做的一样。

两种肾或斑鸠啼鸣

我看不见这座城市的巨肾，但能感觉到它。我的日常生存严重依赖它—密布在城市肌体里的繁密静脉和毛细血管，不断从地下带走各种污水（包括它的残渣、皮蜕、猪下水、避孕套、地沟油），也带走不断被释放的欲望和被消费的梦。可是我不知道污水为什么会被排入湖中，在夏季来临时让我闻到一股令人掩鼻的鱼臭；我不知道外省那个掉进下水道、一个月后在江中找到尸体的妙龄少女，为什么会在宽阔的大街掉入敞开的“陷阱”；还有那个在暴雨中淹毙于私家车中的都市男子，当他筹划着生日晚宴时，仿佛来自史前的洪水竟没顶而至……

我知道巨肾只是一个隐喻。但有时我们唯有意识到某个隐喻时，才能体味出近乎荒诞的存在。不过，当我有一天看到那个肾病男子时，所谓喻体已变成本体了。

在一幢灰蒙蒙的筒子楼里，那个身患尿毒症的Y给人印象深刻。他不认识我。我在电视上认识了他。他与八十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二十年前被确诊为尿毒症后，妻子离他而去。Y就靠着透析活着，仅有的积蓄很快告罄。为了省下活命钱，Y匪夷所思地用厨具、容器和简单的仪器，自制了一台血透机，又买来粉剂和纯净水配置透析液。这样一来，一次自助透析的费用不到六十元，仅为医院做血透的八分之一。我惊异于这个面孔瘦削、眼窝深陷的男子，他的创造力、磨损中的强韧、枯干如藤蔓的笑声、背向死亡的孤注一掷。是的，谁也看不见那只无形的灰掌。但诡秘的不公正和看上去公正的霉运，一如蜂窝煤炉每天清晨按时腾起的烟雾，呛得他流泪，连旧墙壁、老式衣橱和发黄的梦境也被慢慢熏黑了。然而在他的瞳孔里，我看到了比烟尘更黑、比死神更隐秘的寂静。我想，正是这种寂静打动了我。

我听到了灰斑鸠的鸣叫像一块块血旺，盛在城市巨大的瓷盆里。灰斑鸠不叫时，城市已陷入耀眼而媚惑的亮夜—连不知名的草虫的鸣叫也被淹没了。

而在Y的病肾下面，是城市巨大的肾。在我居住过的大湖城区，每逢下暴雨居民都会紧张不已。因为排水系统太过老旧，且患有粥样硬化症，难以承受持续的暴雨造成的内涝—南村那边白汪汪的一片，一楼被淹没，浊水一直爬到二楼阳台。一对新婚夫妇刚出去度蜜月，洞房就被淹得一塌糊涂，士兵们划着冲锋舟赶来救援，在污物漫溢的洪水中曲折行进。这中间确实产生过许多令人感泣的故事，仿佛抽到体外的血再度流回城市那孱弱的巨肾。问题是，这巨肾病得也太久了。它的毒素像地沟油一样积聚着、扩散着，而它滋养的容颜反倒出奇的姣好，艳若苏丹红。事实上，现代城市大都患有隐性尿毒症—岂止是地下排水系统存在隐患？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歧视、冷漠正在割裂它的完整，因权力畸形而滋生的苍蝇、粪蛆正在侵害它的肌体。

然而，谁来为它进行血透？

我想象不出Y给自己做血透的孤单场景。他必须独自完成配液、穿刺、插管、调节脱水量、冲洗等程序。二十年后他仍顽强地活着，超过一般尿毒症病人的生存时限。然而，最可怕的一天，不是他的自制血透机出了故障，而是被工商人员突然查抄，理由是违反某某条例，不珍惜自己的性命以及别人的性命。没了血透机，无异于将他逼上绝路。但与整个城市的安全相比，他算什么？连畸零人也算不上—他不过是一颗多余的病肾而已。

一座城市里出现两种肾。它们处于不同的体位空间，灰凉、纠结、非对称地对称着。二十年后他的肾萎缩成仅有核桃那么点大。它隐藏在城市变形的巨肾的下面—那贫民窟中某个像树叶一样随风飘摇的身体里。而他的血透机静静的像他的伴侣，或者原始武器。他苟延残喘着。他很少回忆。记忆是无法血透的。这是另一个事实。不值一提也不堪回首，但不经意会兀自闪出一缕声名狼藉的光芒。

日常的凹陷

本地某天的一张报纸上，有一则寻人启事吸引了我。

它介于一版与四版之间的报缝下端，但它一下子吸住了我的目光：“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即农历端午节前夕），麦黄草长得老高，日本鬼子开始攻打安庆，我家七口人出安庆西门，走小路，由怀宁县洪镇汗马村陈家祠堂，经潜山县、太湖县逃难到宿松县城内，接着又从宿松县的长岭铺逃到湖北省蕲春县张家塝镇。在逃难的途中，某天夜半，把我的小妹濮火珠丢给一贫苦农家做童养媳（当时3虚岁，现在65岁）。……

一个光秃秃的个人记忆深处存在的事实。它是孤零零的，只有他自己能够证明，但却无须证明。在它的旁边上，刊有关于美机轰炸塔利班阵地的新闻，也有英德利制衣有限公司的招工广告，以及报纸广告部的广告。在我的目光下，花花绿绿的报纸的即时性和平面性，与这一凹陷下去的黑色时间，因突然拼接而撞得地壳变形，仿佛平原上陡地裸现一道深深的裂沟。但六十多年的历史跨度，和“寻找”这一行动本身仍持续散发强劲的磁力。当然，麦黄草仍在皖江大地一个劲地疯长，它几乎成了那发黄的特定时空里的唯一见证。

“一九三八年……”这样的开头显得异常刺目。它简直像一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是谁把它弄错了地方？但转而一想，并非只有文学才具有突接和假定的性质，历史本身不也同样如虚构般散发着扑朔迷离的气息？况且，存在于当下情境中的历史更具偶然性，更无法逆料。现实给予人的悬念常常因身在其中而被忽略了。在未知面前手足无措的人们，宁愿相信算命先生的一派胡言，却不认为已逝或将逝的历史也存在虚构的特质——它们具有历史逻辑所无法解释和框定的散漫性和横逸性。

这是一位七十四岁老人埋藏心底的遗憾和痛悔。它一年年地蔓生着，枯黄着……。在这种心境中进入回忆如同被罩在玻璃灯罩中。你看见他，但他并不在此。这则启事不过是回忆中生长了六十年的一枚小小酸果。他不可能不意识到时间的强大，却必定暂时克服了对时间深渊的恐惧。久远年代的悬隔不能阻止他找寻亲人的想法，因为心底的草儿恍若疯长在六十年前的土道旁。

“濮火珠，我是你的大哥濮德善，74周岁，现住在人民路炮营山一巷一排……”这则启事接下来写道。

显而易见，接续中断了六十余年的线索来找寻，不是说不可能，却实在比较渺茫。这里隐含了一个假定：经历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的妹妹依然活着，姓名也未改，并且能看到这张报纸。假定性在生活中是随时出现的，像蜜蜂突然带来的一缕花香，只是人们并不留意罢了。没有假定也就没有可能性，而虚构只是假定性之一种。这则启事正是朝向假定敞开的，它是对现实可能性的一次探寻，如同蜗牛向墙隅伸出了它的触角。启事所提供的是十分含混的时空标识：“走小路”、“某天夜半”、“一贫苦农家”，这些词组都语焉不详，有点像卡夫卡小说中通向“城堡”的路。一九三八年大逃亡的细节，在记忆中竟是如此湮没难辨。“走小路”、“某天夜半”，在我看来具有个人生存时空的象征性意味。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既符合历史中的真实，也符合记忆本身的真实。历史并非只存在于重大事件之中，它的毛孔同样布满在寻常巷陌与田间泥道之间。

唯一不变的是皖江原野的麦黄草，自一九三八年以来依然春绿秋黄，大片大片地蔓生在草民栖息的旷原和山坡上。

我曾教过学生怎样写“启事”。“启事”这一文种是当下的，应时的，广而告之的。当它承载了这么一个难以“启开”的个人历史事实时，便产生了相当大的摩擦和内部冲突。因为六十多年的黑暗纵深将这一文种给撑破了，像装满稻种或草籽的口袋那样裂开了。因为这种裂开，我看见了那黑得有点发亮的所漏之物……

三种影像

在上班必经的路上，我经常看到一个“画像”的木招牌，立在通向殡仪馆的岔道口。招牌后方是一张黄皮旧木桌，以及立在地上的几个深色相框，里面镶嵌着曾经活在世上的真人的肖像。在我的印象中，画像是一门最古老的技艺，在原始人那里它是关涉人的灵魂的。

今年初我的自行车被盗，我想在那旁边一个修理铺买辆旧的。结果我走近露天那个画像的。大约因为天冷，他用带红蓝杠杠的旧蛇皮袋围成栅子。我从栅口看见他穿着看不清颜色的旧袄，正伏在桌上打盹。看来他的生意很清淡。寒风鼓动着蛇皮栅子，前凹后凸，不住地摇晃着，偶或有灵车的长队吹吹打打驶过去，也没有对他的困倦和梦境产生什么影响。

然而，这场景还是对我的视觉产生强烈的冲击力。那是一种完全直觉的、色彩的或氛围的压力，可我又说不清这其中隐藏着什么。只是我感觉无法再向前靠近一步，虚空横亘在中间。而那些镜框里的铅色肖像，看上去都是遗世的、遥远的、饱经沧桑的，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影像，并以微笑或冷峻的表情打量着这个世界。他们信任这古老的画像技艺。这令我多少产生一点感动：至少对这个世界，他们还怀有一种古朴的信念。

至于那个在旁边卖纸钱和黄表纸的妇女，很像我来到这座江城后的一个女邻居，不过她得肺癌死了。一阵刀子风刮来石化厂那边悬浮的树叶，以及怪怪的气味。那个烤红芋的老头，每日在路口拨弄着炉子，我跟他一点不熟，可他一见到我就冲我笑，好像我是他的同乡。

在同一条路的不远处，有一个制售佛像的小作坊，生意十分火爆。各种大小佛像的半成品或毛坯，杂乱地散布在狭小的门脸内。每次我从门边走过，都闻到一股久违了的木头的好气味—大约是枫香或樟树散发出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给佛像涂金粉的作坊，已发展到了鲁家塘的后面。那儿还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两个雕匠由木匠改行而来，整天乐呵呵的，常常同一个女徒弟打情骂俏。其实，这类造佛像的作坊，在这条路还不止一家。我心里挺纳闷：有那么多的庙来供奉这些佛像么？这些拼接的、被砍斫的“佛胎”躺在肮脏的地面，横七竖八，形貌粗陋。即便那些施过金粉已成慈面大佛的，也必须对此忍气吞声！

看来，只要不在庙这样的场所，它们就不具备神圣的宗教意义，甚至丧失了起码的神秘感。可见，宗教以及宗教符号一旦脱离特定的场，宗教的法则和禁忌也就一律失效。但这场景还是令我感到震惊。

与此同时，另一个卖装饰画的，也把各种风景画框摆满了鲁家塘的入口。它们呈现着奇妙的异国风光，色彩艳丽的少女和静物，绿得沁心的大草坪，一扇嵌着大海和帆板的窗户诸如此类的优雅景致。但我一直不认可这类装饰画。它们显得那样高光、炫目，那样浓艳、虚浮。表面看起来，这一幅与那一幅风景截然不同，但它们似乎又是一样的。这个世界最惊人的复制技术，是在隐性相同中造出表面的相异—它们的花形不同，不影响它们的根茎是一模一样的。我看到许多文化产品都是如此，而人们竟满足于此，陶醉于此。那个卖者以为我要买画。他站起来，掰着指头，向我示意这画便宜卖。我向他发出暧昧的笑。哈，还是卖给土豪吧。

卖者又蹲下去，很委琐地置身在一大堆画框中间。鲜丽斑斓的色块包围着他，也映衬着他，那双转动着的狡黠的眼睛，成了整个场景构图的透视焦点。我看到这样的焦点在世界的表面耀亮，盯住如水行人中的你，让你也跟着凹陷下去，成为这堆“风景”的一部分。

在我置身的日常空间的连续运动中，我看见了关于人的、神的和世界的三种影像，它们散布在每日上班的必经之路上。卡尔维诺说过：“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在想着他们。排除这个假设，另一种假设该是真的了：是他们存在，而我们不存在。”我们早已习惯于视它们为世界的一部分了，或者观念中的世界本身。然而，它们之间原本是多重的、深裂的、神秘的关系，现在却被统一或拉平在市场强大的杠杆下面。因为人类似乎须臾不能离开这些影子。他们复制了另一个自己、观念中抽象的神和有关世界的倒影，那是多种镜子和镜子的反面。他们的存在和我们的存在，都同样真实，也同样虚幻。

镜面人

我们几乎天天见到镜面人，因为我们天天照镜子。铜镜没发明之前，古代美人只能对着井水或河流照自己。自打X光这种隐秘之镜被发明后，病理学意义上的镜面人才得以显形：它专指内脏位置呈一百八十度反位，如同一个人面对镜子所看到的镜像。这当然是非正常的，尽管镜面人通常并无什么症状，而且外表与常人无异。镜面人的成因尚无定论，多数认为与家庭遗传有关，染色体结构的畸变可能导致内脏反位。

如此看来，倘在街上碰到镜面人我们是不知晓的，甚至镜面人也不知道自己是镜面人。这当然很有趣。但谁敢说我们了解自己呢？

我发现，还存在另一种镜面人，他们与现代城市的关联极为紧密。这样说吧，他们可称之为精神上的镜面人—各种身心上、文化上的错位者或反位者。譬如，性倒错、同性恋者、梦游者、无性人、裸奔者、恋物狂、乱伦者、自闭者等等。他们寄生在城市大氅那阴暗的皱褶里，混迹于一拨拨喧嚷的人群中。卓别林说：“以放大镜来看人生，人生是一场悲剧；以望远镜来看人生，人生未尝不是一场喜剧。”但镜面人既不会用放大镜，也不会用望远镜来看自己，他们只借助变形镜来识别自己。

譬如性倒错，喜欢穿异性的装扮、语气直到行为举止，在现代医术条件下，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变性人。又譬如自闭者。在我的同事当中，就有一个自闭者。他“文革”前毕业于清华，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是教计算机的。可是他退休十多年从未下过楼。有一次他老婆遇见我，很惊讶地问：“你没调走呵，我家老王说好久没见到你了。”我说我也好久没见到老王了，呵呵。我实在想象不出他蜗居楼上是如何挨过一天又一天的。他是个老实人，耿直且不善交际，曾当过教研组长，后遭小人算计，被取而代之。可是上级还是容不下他，捏他这个软柿子。他学不会糊涂，只会愤懑、抑郁，一个人喝闷酒，时间长了便成了自闭者。

至于同性恋，既是性心理上的反位者，也是性文化及其规约上的反位者。历史上著名同性恋者的名单，可以开出一大串，诸如苏格拉底、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柴可夫斯基、王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米歇尔·福柯等。其中，达·芬奇遭到鸡奸者的指控；柴可夫斯基因同性恋情暴露而服毒自杀；王尔德因同性恋行为被判刑入狱，他说过：“我的一生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了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了监狱。”一八九五年英国刑事法修正草案规定，同性间的任何性行为都可以解释为犯罪。令人扼腕的是，“二十世纪最后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竟因同性恋死于艾滋病，以致没有完成他计划中的六卷本巨著《性史》。有关同性恋的争论由来已久，同性恋者也并没有因法律禁止而减少，而且还无端增加了数千万悲哀的“同妻”。镜面人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然他们的错置、倒错、错乱的根源，就深埋在病态的城市社会的土壤中，那么后者又怎能将它归罪于无辜的个体？

随着社会包容度慢慢增大，有些反位者逐渐成为顺位者。以左撇子为例。在传统文化语境里，右撇子被视为正宗、智慧、尊严，世界也因此为右撇子所设计。在古汉语里，人们以右为上、为尊，以左为次、为贬，并含有偏、邪、错的否定含义，譬如“左迁”是降职，“闾左”是指穷人，“左言”指异族语言或外国，“左袒”指偏护一方，“左道术”指邪法、妖术，“旁门左道”指不正当、不正派的门径，“左嗓子”就是嗓子太差。在西方，左撇子曾被视为残疾人，是一种倒错。

在几乎所有的词典里，“倒错”都被定义为反常、败坏、堕落、邪恶。罗兰·巴特颠覆了这个词的权威定义，恢复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并将“倒错”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二十个关键词之一。他声称自己的写作自《符号帝国》后都具有倒错性质。在他看来，“倒错，就是对一种不以社会或物种赢利为目的的乐趣的寻找”，因此，“仅仅是倒错，就能使人快乐”。然而，罗兰·巴特颠覆的只是符号意义上的倒错，却无法改变实际存在的精神镜面人。

可以这样预期，倘生存环境和精神染色体继续发生畸变，出现新的镜面人是不难想象的。例如，最近有一则奇闻：一个中年男子在动物园咬死一只鸵鸟。这种行为该如何解释？他并非精神病，但他确实冲进了鸵鸟馆，用牙齿撕咬，直至咬断它的脖子。据说他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给父母，一封给前妻。看得出来他的神智很清楚。他也许将鸵鸟当作给他带来厄运的死敌了。可是鸵鸟充其量不过一象征物或替代品而已。难道鸵鸟真能破坏他的家庭，逼迫他下岗？当国营工厂被廉价拍卖给私人，区区几千元就将他打发了，然后他成了一个生活无着的浪迹者，然后家庭像冰层一样坼解。他的生活质量恐怕不及一只鸵鸟。当他想到“鸵鸟政策”给他带来如此困境，他对鸵鸟的仇视也许会与日俱增。但这只鸵鸟是无辜的。它毫无防备。它期待喧哗的人们投给它食物或友好的微笑。但是恐怖还是一眨眼发生了。一个男子像饿狼一样冲了进来。他干了一件原始人才会干的事情，一件为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的事情。于是他成了街谈巷议的饭后话题，成了一个大大的怪人。如此一来，造成他厄运的潜在原因反倒被咬死鸵鸟这件事给遮没了。

风车小记

手摇风车被置于酒吧内昏暗的背景之中。墙上还挂着古老的驱瘟逐傩的奇特面具，可是一旦与风车拼接一起，似乎暗示隐去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代代手摇风车的村民浸在薄暮中的沧桑面孔。风车拙厚的轮廓呈暗褐色，摇柄弯曲，漏斗空洞。一阵异邦的蓝调涌过它的风叶，进而引来吧女频闪的秋波、土豪的喝彩，以及网络新潮与红歌醉虾勾兑的时尚气息。在令人目眩的时代调色板上，被遗忘的土元素再度成为不可或缺的。

这是本城北郊新开的一家酒吧。几年前这儿还是一片村野，但城市扩张的速度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手摇风车所置放的地方，原先是一片鸡鸣狗吠、篱笆围隔的村野。土地方位还是一样的，但空间结构已被完全改变了。

老旧的风车曾是人们背离的对象之一。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拉近了它们与城里人的距离？

在或隐或现的背景音乐里，作为道具出现的风车使整个酒吧成为一场怀乡庆典。如今，怀旧的浪潮席卷了小布尔乔亚涉足的娱乐场所。然而，这种怀旧与存在意义上的回忆相去甚远。也就是说，这种怀旧从来没有旧过，它始终是新的，是当下时尚催生的仿旧之物，流行的趣味决定了它被掏空后的色泽和手感。

酒吧内的光线是橙黄色的，食客满座，大声喧哗，他们现在需要乡野风车来激发旺盛的食欲和肉欲；唐装小姐来回穿梭，却并不躲闪那些色迷迷的带钩子的目光—她们也许早就习惯了。然而，当这些来自乡下的秧女们瞥见风车时，却露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笑意。

有一个人在偏暗的角落独自坐着。他一个人浅斟慢饮。他坐的地方距风车比较远，但却没有什么遮挡。别人都不认识他，他也不拿眼光看别人。他在给自己斟酒时，给人感觉对面好像还有一个人。他就坐在那个人的对面。也许那是他期待已久的对话者或者情侣？他们似乎都在注视风车。

可以肯定，他属于那些迫不及待地逃离乡村，并在几十年后成为缅想者的人群。但他怀疑自己只是一个矫饰的怀旧者，在这个田园被无情蚕食的时代。他曾在罗中立油画《父亲》射出的黯淡目光里瞥见了风车，在一大碗清水中也看到风车。多少年了，是什么奇异的风吹动着风车，将糠和米、富足和纯朴、土地和尊严截然分离，然后吹送到大地上最卑微而贫寒的草檐下？

他看着风车，风车也看着他。但风车已不知道哪儿有风了，他也不知道那里面倘有风的残迹的话，是否还能让人感到一种久违的清冽和朴拙。他真的想抓住铁柄摇转它，让乡村遥远而贫寒的风吹入他们的骨缝。隔着这么多年，他依稀看见雾霭弥漫的皖南丘陵，一架老风车被遗弃在无人问津的荒寂河岸，却被一阵路过这儿的劲风吹转了风叶……

当然，这算不上他的故乡，也并非他的异乡。一切都恍若隔世。更多的风车被既往年代的风的尸体埋葬了，而留下来的风车也停止了呼吸，再也没有人转动它的摇柄了。它空洞地立在那儿，站立在那曾经是寂寥的、群鸟蜂起的无边的旷野上。

回忆并记下一种风车也许比亲历它更有意义。但你仍无法回避你所置身的这座古城，所谓怀旧，所谓戏剧节，不过是商品价值和权力之手主宰的城市喜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