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柳宗宣
个人词条
柳宗宣
我和他在一个走道里碰上了。他去洗手间,我到楼下去取一个包裹。有时,我们在一个大会议室里讨论读书选题报告。
他早就淡忘了——多年前一个人在夏日的下午来到这幢楼,找到编辑部的那扇门,推门进去——他在期刊和书稿中间抬起头,戴着眼镜,面容比现在年轻,背微微驼了。那年,我从南方来到北京,找到东四地铁出口,转入十二条胡同,怀揣自己用文稿纸誊写的诗稿。他接过我递过去的带着体温的稿件,简单说了几句话,就急于忙他手中的事情。我略带失意地离开了《青年文学》编辑部。以后和他没有了联系,稿件一直没有回音也不知他处理到哪里去了。
那年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北京生活,甚至会成为他的同事——和他偶尔在过道碰上,点点头。他不会知道面前的同事曾是满怀敬虔之心的文学爱好者,与他早有过接触。
90年代初,我在Q城一所学校当老师,假期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来到北京,怀揣着诗稿。他早已忘记了多年前我在他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个瞬间。
我还有些怕他认出我呢,其实那件小事早就像面呈给他的带着我体温的稿件,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提及,他也浑然不觉,甚至说起那些往事他也无法回忆——但我不会忘记自己,一个词语的爱好者在这条道上走过的曲曲折折。
有一年,回Q城旧居清理过去的书稿,心中颇有感叹。在写作上走了多少弯路,没有人指点你的阅读与写作,是自己一步步摸索至今的。二十七岁开始写作实在太晚了,我总觉得像在搭乘末班车,时间紧迫。写作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或生活方式。
至今我对在县城的写作者心有同情。那些年没有网络。你在那个闭塞的环境里没有可以交谈的文友没有新近的图书可供阅读没有杂志社出版社等文化机构供联络。一个人在孤绝的环境里做着似乎不正当的事。在校园里,神出鬼没,像一个地下党,搞着自己的“革命”。有点像卡夫卡想做的“地窖人”或孤独的死人,在非诗的环境里为自己制造出纯净的氧气。你几乎是逃离Q城的。
东四是京城的一个片区。北京的地名都是对称的,有了天安门就有地安门;有了天坛就有地坛;有了东单就有西单;有了西四就有东四。东四是由十几条胡同组成的,我时常从东四一条走到十三条。《青年文学》杂志就在东四十二条胡同里,从属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混在它三楼的两间办公室里。
当我从租房倒车背着挎包进入胡同,经过胡同里那棵显目的老槐树,可以望到编辑部办公室外墙的绿色藤蔓。初来乍到杂志社,心隐隐跳动——我走在胡同中,风在冷暖交替之间。信鸽带着哨声飞过头顶。树木由灰转绿。风把灰云吹散了。天地开阔。房子低垂。多年前曾从这胡同走过,想来到这里生活,现在就真的生活在这里了,从南方来到北方。
没想到能在杂志社工作。我的信件被收发员放在黑色在桌面上。而多年前我的稿件似乎也从Q城邮局颠簸转徙停泊在这里——拆开一封封来稿,总是小心翼翼地,感觉是自己多年前寄发的稿件,经过缓慢的邮路才到达自己手中;感受到自己工作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我编辑了许多底层作者的优秀稿件,尽着一个文学编辑的本分。多年来对文学的热爱和朴素感情影响了我的工作态度,塑造了我作为文学编辑的敬虔之心。我不是把文学编辑当成一个职业而是把自己当成它的仆从。我有些不习惯编务处理垃圾一样地处理过期的作者稿件。我总想着如何回复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稿,面对着一封封稿件就像面对着他们一张张孤寂渴望的面容。
东四十二条。走在胡同的白果树下,那可是都市喧闹车流人流之中安静的所在。胡同两旁低矮的房子,院落里的枣树照护着黑瓦白墙,给人平和亲切的感觉。每隔一些日子走在胡同,心情十分放松。早晨上班穿过胡同十字路口的一棵粗壮的桑树,想着办公桌新来的信件和编辑的新刊就要出来了。
一日,在办公室,发现什么都不是你的。人有些害怕,都是别人的。在北京,租房是别人的,单位是他人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这身外的一切随时会离开。在人世什么也不是你的,就连你的身体,最后也要与之分别。一切都是短暂的拥有。看清这点,你没有了伤感——对外在的事物我们没有所有权,只有对自己生命的使用权。一瞬间,你理解到漂泊的本质。
从编辑部出门的快乐,那种无法抑制的解放感,时常在十二条胡同里被强烈地体验到。从一幢空调办公楼出来,从文明的生活环境里脱身,你发现平安大道开阔的街面,远垂的天空和空中的电车的线缆,再次看见天空,阳光,胡同。金黄的白果树枝杈间的蓝天,那幅漂亮的拼贴画。哦,黄澄澄的白果树五角叶片,稠密地飘落在了胡同,黄黄地铺了一路。
美丽和喜悦往往来自这白果树飘落在十二条胡同地面的一片金黄色。
京城好像还在自己的梦中。榆树停在冬日的灰色里,没有转绿的迹象。我从南方某城的春天里归来,身上沾惹着那里桃花的香气。北方的春天要比南方晚一个月到来。连翘花开在皇城根公园的墙角。连翅花和北京的春天在一起,报道着这里春天到来的消息。六年前的春天,初到北京,我碰见它,是它把灰蒙、暗淡的京城照亮了。
我看见自己多年前也坐在这823路车上。我知道它的路线图:玉泉寺—西便门—平安大道—地安门—东四十条。经过工人体育场,开往东直门终点。
一个男人在马路边跑动。蓝色运动衫。他呼吸着这座城市早晨可能干净的空气。
一个妇女在车站牌旁叫卖着:北京地图,北京地图!
我使用过多少张北京地图,它张贴在一间间租房里,在它面前寻找某个地名,胡同和公共汽车转换的路线和地址。
忽然发现这座城市变小了。它收缩成一张地图,隐现在我的身体里。我能辨清它的方位。坐车行走在它的每个城区和远郊区。
历历往事浮现——看见自己在街坊胡同走动:谋职,找房子,购书,参加画展,访友,参加诗歌朗诵会。
这些年的漂泊绘制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地图。我们都有着自己的一张北京地图,在这个空阔的空间版图,呈现出游走的个人行踪图。
多年前那个在北京地图前的我,在纸面上搜查密密麻麻的线条,地名和交通,胡同和酒店。永安里地铁的北出口和风入松书店的店面——把纸面上的京城和实际的街道对接起来。你走多少弯路,甚至走错方向,然后你回来,最后找到你要到达的一张桌子旁。
这未定的充满各种可能的行走。你在陌生空荡的让人隐隐害怕的北京城用双脚绘制了一张地图。一个人在自己的首都寻找道路,在曲折的胡同和宽敞的车辆川流不息的长安大街,茫茫楼宇之中找到一间房子,安置自己的卧具,放下自己的电脑和身体。
那年,不知道自己落入何处,经过哪些房东、租房,遇到哪些人和事,是否最终在北京能停落下来,你一无所知。你在一个个瞬间规划选择,行走,绘制。一张自绘的地图就给描绘出来了,在偶然和各种机缘的作用下,它出现在自己的行走之中。
——从六郎庄到地坛,从双泉堡到花家地南里、地安门。从地安门到通州宋庄,从三元村返回城区,来到东四十二条胡同,然后在朝阳区柳芳街找到浩鸿园静园。两年后,搬迁到北三里屯。从建国路29号的兴隆家园,经过地铁八通线回到皇木村,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子,落座到院子的两棵枣树下。
一张属于自己的北京地图就这样呈现在你的回望之中。
初到北京,春天的万泉河路。从六郎庄骑车到海淀图书城,然后到中关村邮局19号信箱取信,骑着诗友的自行车走在北方的天空下,感觉有些新异。一个人张望着,有些小心翼翼。
从地坛那家文化公司出来,住进双泉堡的肉联厂职工宿舍。到中关村不方便了,我买了辆二手自行车。那车身好像是黄色的,前面安装了铁框放点什物必需用品。在往清河的路上,车胎没气了。北京边缘小镇,十分荒凉。一个老人在路边,守着一个临时的摊子。他给了我们这种人困难中的帮助。一位下岗的妇女,就在路边上为人理发。板寸头。二元。我把自行车支在路边,正襟危坐在那位妇女简陋的木椅子上。
那些日子,人与主流社会没有了联系,游离在社会边缘,就像那自行车随时会被扔弃,被人转手,消失,无人知晓。
租住地安门。找修自行车的老李从一个清洁工那里购得一辆车身很高大的老式自行车。二十元。是从一个楼道里找出来的。我骑它到三联书店看书就支在对面马路的槐树下或电线杆边。骑回去后就让它倚在筒子楼一楼过道墙边,不上锁也没有人要。
骑着车身高大的那辆车,不中看,但坐在上面安稳。我用它带着妻子,从劳动文化宫书市骑回来,车兜里放着书。她坐在后边抱着书。我的身体挎着书包,过南池子,走沙滩,从景山东街,它把我们载回地安门的租房。几个月后,我离开地安门搬迁到通州,带着自行车不方便,把它归还给了清洁工。
在通州三元村的一居室里,勤勉写作。妻子料理我的生活。我在客厅里电脑前敲击键盘,她在房间那张二手的席梦思上看闲书。没有床架,席梦思就放在水泥地面上。那是通州西门市场的二手货,包括客厅的椅子。我们节省着开支,最后还是觉得需要有一辆自行车——上街发信取款,买菜购物都用得着它。这样就在西门旧货市场用五十元购置了它。那年可算是一笔大的开支。凤凰牌。外观不错。没用几天车胎就要更换,经常露气,我和妻子过着不断加气的生活。为了把压力降到最低,省去房费的巨额支出,不久我们搬进了宋庄农民刘殿银的院子里,一个月房费仅一百五十元,我就可以无压力地写作了。那辆凤凰车跟随我来到长有向日葵的院子里。
我骑着它到村子边缘,把它停在那里,在野地观景跑步。有时候它停在画家们精心营造的庭院中。我还骑着它到过河北燕郊小镇,把它停在画家王琰的乡村酒吧。它载着我一个不修边幅的男人在那村子晃晃悠悠。
——几个月后,它又跟我回到三元小区。自由的无职业状态结束了,日日在风寒中到东四十二上班。几乎用不着它了,就放置在小区的车棚里。用时想起它要找很久才能打开那把锁。有一次在成排的密集的自行车中找不到它,我找到物业,原来随便停在小区里,被保安收走了。我说,那是我的车,我能打开它。最后是用身份证把它领回来的。
上班族的生活,顾不了它。它一身尘土,还要不断加气补胎,一日我和妻子坐在上面走着走着就泄气了,我找到路边修车的。那满手油污的北方老乡说,你这车要大修了,换胎,内外胎都要换。算计了下要几十元。我想,倒不如卖了。那北方老乡给了我十五元,有些可惜,隐隐舍不得。这是陪伴我辗转时间最长的一辆车,它渐渐成了多余甚至负担,把它卖给那个修车老乡,也算是为它找了好主。
住进自己的房子,地铁边的园景花园,非典就来了。单位放假,规定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为了避免传染。那些日子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人们都戴着口罩。我和妻子步行到自行车超市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还在前面安了篓子。妻子坐在后边,我调侃着,现在我们有房有车了。
可在那个房子没有住两年,最后将它卖掉了。人整个地被欲望控制了。你走在大街上人们都盯着你引诱着你去消费;你被欲望牵引着,几乎管束不了自己。很多连锁的事就无法控制地发生了。一日夜里,反省自己,生活全被自己搞乱了。我对自己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永无止境的物质的追逐,何时有个了断。当我用那辆自行车骑行到皇木村,停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心想:隐逸静修的写作生活应该开始了。
画家赵彤海是我的忘年交。和他是在北京转折的日子认识的。那时,在京漂泊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退回到写作上来。自由撰稿人白天说,宋庄那里散居一些画家,那里租一个院子,便宜些。我就往那里去了。我对搞艺术的感觉亲切,容易沟通。白庙隶属宋庄,还有大兴庄、任行庄、新店、小埠等都是宋庄镇下面的一些小村庄,画家们都散居在那里。
在白庙村庄里乱窜,沿着路人的指示,敲响一家的铁门。这时,老赵探出了头。我自报家门,他把我让进了屋内。没有一般人的提防,就像多年的朋友相认后坐在了对方的观望中,坐在了他沏的茶水中,越谈越投机,坐在牛栏山二锅头前。他从西安带来的花生,老赵用双手捧到桌上也不用盘碟盛放,我们碰起杯来。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见到两位画家的情景,那种激动,敞开与相知,那艺术家之间的友谊好像复现在生活中来了。
那天老赵穿着裤腿两侧有兜的裤子。微微地秃顶。黑白相间的头发往后脑方向梳过去。在喝酒的空隙习惯性用手往后捋捋。老赵整整长我二十岁,就要从西安画院退休。这是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个奇迹,两个人之间一下子没有提防地投入地交往起来。事后我想,老赵那么热情是不是他在院子里的孤寂生活所致,通过以后的交往我否定了这个猜测。我想到人与人之间的气息的相互吸引,他们的相遇是必然要到来的。
在那次相见中分手,我和老赵都有些酒意了,几乎搀扶着来到930路公汽站,我们拥抱着分别,当着路边的人们。他身穿的丝绸上衣十分体贴,有着细腻的手感。
以后我打电话给他,他的声音洋溢着热情。每次电话里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想回到他的身旁。一年以后,我住进了大兴庄,我带着家人去看望老赵,见到他的妻子,听到老赵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女儿的学习,他放弃过每年外出写生。他妻子我叫师娘,欣赏她男人的绘画,一个五十年代的女大学生喜欢上了画院里的画家。两个人把女儿送到了德国,而现在老两口分开着过。师娘说他,那哪像人过的生活。语气里透出轻微的不满。我劝师娘原宥老赵并成全他。我理解老赵的生活方式,他愿意一个人待着,习惯了独立自持地照料自己和他手边的一摊事。在画画的时候他希望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在西安画院,他每年都到新疆外地去写生,一去几个月,在外地四处游走,绘画写生,在酒中结识文朋画友,这几乎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大兴庄租居的院子里,我请老赵在那里聚了两次,还邀请了几个画家陪他喝酒。以后我搬进了三元村的楼房,他到我那里喝过酒。在电话中说,老赵啊你过来坐坐。他带来西安的小吃。送我一个古趣十足的铁器火锅,从西安带到北京,我十分喜欢它。后来他和妻子也来到那个两居室的房子,我们喝着酒。他爱喝二锅头,几杯下肚,感觉老赵说话不清晰了,行动变得僵硬。我停止了为他上酒。我对妻子说,老赵好像一下子老了。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多么激动,喝着酒然后放下杯子为我做小葱拌豆腐,像个顽童。
我搬进了自己买的房子,在梨园,他参观了我的新居。这就好了,有了你自己的房子。他说,两年前你和我谈心,想有个房子,现在不就有了。他那次来看我是准备离开北京,身体不能像过去那样四处游走了,他要妻子的照顾。在延边餐馆,我们共进了餐,他没有喝白酒,我们要了瓶啤酒。在就餐的空隙,还合了影,我和他坐在一起,照片上的光线有点昏黄。
我到西安出差看望过老赵。他的画室感觉有些逼仄。他过去的作品,深得国画的神韵,他的写意画我也十分喜欢,他的性情渗透进他的线条中去了。他说到他的老师石鲁,拿出他老师的真迹,描述他老师临终时的情境。石鲁先生晚年落难受到老赵的保护。从老赵的画中可以看见他的师承。在他的画室里,我见到他的拼贴作品视线就移不开,他说是在北京时期创作的。他到北京去是想寻找自己的新的绘画语言。一个老画家不满意自己,不停地寻找着突破,在持守着自己的方式的同时加入新的绘画元素。他在北京的游走反思日后落实到他的绘画之中。
以后每逢春节都打电话问候他。他说小柳啊,我想你啊。我说我搬进了带有院子的两层楼,你到了北京就住在我书房,可以把它改造成你的画室。他说他快走不动了。他说他在西安准备搬进郊区去住。他要了我新居的电话。
我的书房里,存放着一个树雕,是老赵送我的,叫绛香木,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送他的,这种木头几乎绝迹了。记得老赵说,此木避邪,专用于寺庙道场法事。绛香木燃起的青烟不散溢,是直的,屋子里会弥漫迷人的香气。
北京书市是这座城市的一道迷人的风景。春夏秋冬图书展销书市让我感觉生活充实,人就像在过节。人头攒动地在书市上穿行的购书者漫溢到马路上来。当你风风火火地赶完书市,从地铁出口出来,行人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图书,你的心就开始跳动起来,就像自己淘到了期待已久的价格便宜的好书。
第一次到工人文化宫参加那次书市,各大出版社都有展台,外省市的如译林出版社和上海三联等也在书市有展台。这书市就像是集贸市场。这就是图书的超市。有的私营书店展台前站着服务员吆喝着招徕顾客。超市上的书大都是半价书,你能看见一些老书的面孔。有时能采撷到思念多年的书,终于到了自己的手中,心中窃喜不已,心隐隐直跳。
我常常带着妻子女儿一起穿行在各大门店摊位,购得的书渐渐多起来,她们就坐在文化宫的褚色墙边的草地上帮我照看。我不断地把书放到她们那里,然后又奔赴一个个新的摊点。一眨眼天色就暗了,摊点开始打烊。我和她们用塑料袋背着提着挎着大大小小的书袋从文化宫院门出来,一瞬间看见了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大片的灰色云块。广场是那么的空阔,在阴天里显得清冷苍茫。身体充满了力量。天地是那么开阔,好像自己带着书和她正直奔迁移的云块里去。
让人狂喜的时刻,是当我把书一本本摆放到租房的书架上,那间小房子亮堂起来了。她们用布擦拭一本本书上的灰尘,我一本本地安放上去,感觉自己拥有一笔财富,人觉得特别安泰,一点儿也不觉漂居生活的贫寒和孤寂,那可真是贫穷中的富足和安定。
以前在南方Q城,很难买到自己期待的书,常常到武汉省城书店让朋友陪着采购。现在到了北京,又觉得武汉的图书市场在缩小。这就是北京啊,北京它吸引我的就是那众多的书店:风入松,三联书店,国林风,万盛园,第三极,中国书店,还有甜水园图书市场,以及那一季季的书市。
后来,书市转移到了地坛公园。可能参加书市的人太多了,工人文化宫的空间容不下那日益众多的淘书者,加之工人文化宫和天安门广场相邻,相对冷清的地坛公园成了书市展销最好的地方。一年秋天,地坛公园的枫树黄了,落在了秋天的草坪上。我在密布的书摊上淘书,心隐隐跳着。走在将书运往某个收藏点的途中,一对男女在树下缠绕着亲吻。他们和我一样,也把书市当成了约会的地方。
某日,在甜水园图书市场的马路边,几大袋书停在面前。我坐在一捆书上,等着家人协助我搬运,一个人无法把它们运回家中。我张望着路边槐树间的蓝天,成队地从我身边走过的购书的人。我的身体疲累了,心还在隐隐地跳动,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书痴。对生活所有的贪心从购书中显露出来,无穷尽地占有,为书所累——发现自己是个永不满足的贪心的家伙。
小时候就特爱小人书,时常赤足到小镇上卖掉黄鼠狼皮,换回些儿童读物,将它们收藏在一个纸箱内。不能忘记读高中时在镇上买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回学校的路上碰上大雨。我将四卷本书揣在怀里,身体淋湿了,书却没有淋着,还带着一个少年的体温——是书让我走向了远方,引领我走遍所有城市,我对一个城市的好感来自一座城市的书店,对一座城市记忆来自在那座城市买到的一本好书。是书把我与一座座城市在回忆中联系起来,因了那些书,我从生活多年的小城来到北京,迷上北京那么多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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