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土耳其政变

何敏瑜

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我们还是照样去喝咖啡，照样喝红茶。这个国家没有一切预想中的、一场不可思议的政变可能带来的混乱状况，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许多时候，我都在怀疑，我身处的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果然发生政变了吗？

7月16日凌晨两点，我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很不情愿睁开双眼瞄了一眼手机，上百条来自国内朋友们的微信未读信息，“土耳其政变了，你们还好吗？”

我立马醒了，整个人从床上坐了起来，摇了摇正在熟睡的光哥，“快看新闻。”

此时，我们在土耳其西部爱琴海边的小城市艾瓦勒克，距离伊斯坦布尔大概8小时车程。

3年前环游拉美回国后，我们曾经开过一家青年旅舍。一年后转让了，之后在公关公司和互联网公司任职市场类工作。因为心中坚持的一些理想，希望能亲身去践行，于是又毅然放弃了在广州安定的生活，跟我先生光哥再次踏上环球旅行。上一次旅程往东，这次往西，第一站就是土耳其。此时是凌晨3时，窗外黑漆漆一片，连车声都没有。

一封来自伊斯坦布尔房东马塞尔（Marcel）发来的邮件，发送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12点，也就是政变开始后的两小时，询问我们的安全情况。

我马上给他报了平安，然后问道：“伊斯坦布尔怎么样了？”

“之前有人到街上抗议，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 马塞尔在凌晨4时回复我。

我们盯着手机屏幕，看CNN 的新闻直播，镜头正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大桥的一端是欧洲，一端是亚洲。前天我们刚从这里经过，桥上有很多人在钓鱼。

没想到两天后在这座大桥上发生军事政变。镜头中大桥上一方是军队的坦克，一方是被总统埃尔多安煽动到街上抗议政变的民众。

我们忐忑，惶恐，前途未卜。尝试给领事馆打电话，没有打通。不安感在黑夜中蔓延。如果局势恶化，我们已经做好坐船到对岸希腊的准备。

凌晨5时，当局政府对外称已经控制了政变。此时，我再次收到马塞尔的信息，“土耳其可能接下来几天都处于紧急状态。不过也请放心，这不会影响到南部和沿海。土耳其在这几十年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人们都习以为常，很快就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土国人的心很大（Turks have a big heart），对游客很友好。继续享受你们的旅程吧，有任何需要请随时联系我。注意安全。”

马塞尔是德国人，5年前机缘巧合来到伊斯坦布尔，喜欢上了这个城市，慢慢地把家搬来了这里。他是个瑜伽师、音乐家、民宿主人，有一个交往了1年多的土耳其女朋友。

他租住的房子位于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塔斯吉姆（Taskim）区，走路五分钟就到了著名的独立大街。除了偶尔能看到的驻守警察，和淡季里零零星星的游客，大街上行人如织，人们依然去购物，在街角喝红茶，慢悠悠地抽水烟。若不是提前了解，很难察觉这个城市在两个礼拜前刚刚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机场爆炸恐怖袭击。

我们在7月11日中午抵达阿塔图尔克机场时，在国际航班抵达处的爆炸案现场的天花板上还能清晰看到当时警察跟恐怖分子发生枪战留下的子弹孔，在墙角放着几束悼念死难者的花。来接机的人络绎不绝，进出口处没有警察，也不见这里有任何的加强保安的措施。

生活依然继续。这次政变又会对土耳其人的生活有多大影响？

我们关了灯，怀抱着对方，等着天明。

早上起来，迎面而来的是房东塞德（Sedet）一如既往的微笑。

“昨晚睡得好吗？”

“不好，半夜醒来看新闻吓坏了。”

“现在没事啦。这里很安全。” 塞德转过身去给我准备早餐。

昨晚遇见的大学女教授朱莉安（Julian），今早也来我落脚的民宿院子里吃早饭。忘了寒暄，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忍不住问到了政变这件事，我太想从当地人口中获取些信息。

“我昨晚就跟你说，这个总统太坏了。土耳其要被他搞坏了。”

朱莉安在土耳其大学教授文学，正值暑假的她来到父母居住的艾瓦勒克度假。昨晚我们在闲聊时，她就提到过现任总统的极端政策对土耳其的影响：“他简直就是个独裁者。”

“那你会担心吗？”

“我比较担心我会不会抽烟过多而死。”朱莉安幽默地说。她烟瘾很重，每半小时就点一根烟。

吃过早饭后，我们按计划去参观当地的跳蚤市场。因为政变发生在午夜，很多人清晨都在家里看新闻，原本9时就熙熙攘攘的市场才刚刚开始摆摊。11时后，这里又如往常一样热闹。

在跳蚤市场的街角有一家当地有名的骆驼咖啡馆（Cafe Cameral），老板古恩杜（Gunduz）是伊斯坦布尔人，10年前搬来了艾瓦勒克。他特别迷日本文化，在手臂上纹了一株樱花树，他说人生苦短，就如樱花，不如尽兴。“我们一整晚都在看电视，关注着伊斯坦布尔的局势。但到了早上，一切又回归正常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我们还是照样去喝咖啡，照样喝红茶。你看，我这几年喝红茶上了瘾，里面又放太多糖，都胖了。” 先前他脸上的阴郁在喝了一杯红茶后化开了，悠悠然地摸着大肚皮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路过码头，渔具店的老板塞金（Sezgin）认出了我们，迎面走来给光哥一个熊抱。这里的人见面居然会行贴面之礼，连男人之间都会亲脸庞，让害羞的大直男光哥感到很不好意思。塞金嘻嘻哈哈地问光哥要不要去钓鱼，还给他送了一张土耳其鱼类大全的说明书。我们相约好晚点一起去附近的海滩拿渔枪射鱼。

跟塞金告别后，在路过港口码头的小广场时，我看见有人举着土耳其国旗和凯末尔的图片在平静地表达自己对这次政变的态度。有人拿着小国旗分发给路人，有人走过去拿着手机对着国旗自拍，上传到社交网络。

第二天，我们又路过小广场。看见聚集的人比之前多了些，大家围在一起唱国歌，我们在那里驻足了一会。看见很多人都在拍照，光哥就也随手在那里拍了几个镜头作为纪念。这时候来了个土耳其男人，穿着便装，向我们出示了警察的证件。起初我们还怀疑是冒充警察要讹诈的，不敢应要求出示护照。

他随即打了几个电话，迅速围上来了七八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着警察服会说英文的，解释说他们这几个人都是警察。原来就潜伏在聚集的人群当中。我们赶紧解释我们是纯粹游客，给他们看了相机里之前游玩的照片，然后放我们走了。然而，这看似波澜不惊的平静里暗潮汹涌。

后来看新闻才知道，土耳其司法部长称已经逮捕了6000人，其中包括在各地被逮捕的数千官兵。媒体称土耳其政党一致谴责政变。

回到住处时，发现卡米尔（Kamil）坐在院子里等我们，他是专门来跟我们道别的。

卡米尔是工厂老板，在艾瓦勒克有两个生产饮料的小工厂。他很早就移民美国，离了两次婚，有4个儿女，这次带着最小的儿子阿伦（Aaron）从美国回到艾瓦勒克度假。他正准备在这里开一家海边的旅馆，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像我这样的中国游客来这里游玩。

卡米尔预定了这个月21号的机票，从伊斯坦布尔飞回美国。在政变后5个小时，他按照原计划准备带着儿子开车回伊斯坦布尔，好像根本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博斯普鲁斯上的两座大桥通了吗？” 我还记得凌晨时在新闻上看到的坦克占领大桥的画面，忧心忡忡地问道。

“不太清楚。”

“你们现在回伊斯坦布尔交通不会受阻？”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土耳其人大部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这里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熏陶让人们的思想不容易受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政局影响。” 卡米尔说道。

隔天，我们收到了卡米尔顺利回到伊斯坦布尔的邮件，他形容刚刚发生了政变后的伊斯坦布尔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小地震，还有轻微余震，但是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亲切可爱。恐慌在民众间并没有蔓延开来，媒体上提到的有人去银行提款可能也是极个别的案例。没有人在银行挤提，没有人去超市抢购，这个国家没有一切预想中的、一场不可思议的政变可能带来的混乱状况，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许多时候，我都在怀疑，我身处的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果然发生了政变了吗？

“Turks have a big heart —— 土耳其人的心很大。”

我重新揣摩马塞尔说的这句话，感受着这波澜不惊的人心背后的力量。这种平静，比动荡还让我感到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