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蒙古族的“变形计”

杨杨

蒙古人踏上云南这片土地的时间是公元1253年。那时，南宋王朝依然存在，云南之北的四川仍在南宋的统治之下。元朝统治者为了实现迂回包围南宋的战略，派忽必烈率兵10万，从西线抵达金沙江，乘牛皮船和木筏渡江，灭掉了割据云南300余年的大理国。此后，元朝把云南作为重要的战略之地，派驻众多的蒙族诸王重兵把守。今天的玉溪市通海县曲陀关，就是当时的一个军事重镇。

曲陀关，雄奇险要，神奇迷离，位于通海县城西北方向25公里处，俨然通海县的天然屏障，被誉为通海的“西大门”。《云南图经志书》描述道：“山势峭拔，自陆至顶可二十里，南望山光水色，奇胜莫比”。的确是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

据史书记载，元朝至元年间，即公元1283年，元朝统治者在曲陀关设置“临安（今建水一带）、广西（今泸西一带）、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民万户府”。到元朝末年，升格为“临安、元江、车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到了明洪武15年（公元1382年），曲陀关都元帅府才被明军灭亡。在其102年的历史间，共有四任都元帅。其中第三任都元帅，名叫阿拉贴木耳，原籍蒙古，曾在陕西省西安府长安县为官，元至正二十年，奉命调云南，任“宣慰司总管”，后因“云南去京师万里，诸彝杂处，叛服无常，威之以兵，则久安而长治。”特被授为元帅府都元帅，带领山东、浙江、河北、山西、陕西的共“一十五翼”兵马，镇守曲陀关，管辖今天的通海、峨山、华宁、建水、石屏、开远、蒙自、泸西、弥勒、师宗、元江，以及西双版纳州等州县。曲陀关都元帅作为统治滇南一方的边疆大吏，为“从二品大员”。

曲陀关建都元帅府以后，这里曾极盛一时，皇庆、延佑年间，已经“人物繁盛，市肆辏辐”。泰定乙丑年（1325年）“建学立师”。至正壬午年（1342年）建卧龙祠、武安王庙。毫无疑问，曲陀关在云南历史上，已成为显赫一时的历史、文化古镇。

往事悠悠，沧海沉浮，地名依旧。但留下了许多遗址遗迹。在其山腰有一眼“马刨井”。相传，当年忽必烈率军到此，人困马疲，口干舌燥，而险峻的古道上却空无一人。正无计可施时，忽必烈的战马突然奋蹄翻刨出这眼神井。至今，“马刨井”依然四季喷珠如玉，清洌甘甜，长流不息。附近的乡民用此水酿出“甜白酒”，色味俱美，远近闻名，成为通海美味食品中的极品。

曲陀关的几任都元帅，“崇尚斯文，投戈讲道”，有较深的汉学修养，主持建造过一些学校、宗教建筑。并且，绿化驻地，植桃树千株。把这个军事重地建成一个“其乐亦融融”的文化中心。由于战争，这里的学校、寺观、元帅府等建筑已毁，但元碑、遗址尚存，“帅府桃林”繁盛二百多年，作为“河西八景”之一载入地方史志。数百年来，大量文人学士到此赋诗凭吊。据传，元朝的都元帅曾把大量的财宝埋藏于此，因机关设置巧妙，不易识破。有个商人破译了流传于曲陀关的民谚“金也漆，银也漆，金子落在黑漆里，谁要不相信，去问对门老李”。原来，“漆”是“黑香炉”，“对门老李”是卧龙祠前的“栗树”。商人把黑香炉偷回家去，用刀一刮，就变成了一个黄澄澄的金香炉。如今，卧龙祠仅留遗址，但“老李”（栗树）仍活于世，安然无恙。另有民谚“东也见，西也见，谁若能发现，买得通河两县，饶来新兴，做马店”，交代了足以买下三县的财宝的下落，但至今未揭谜底。类似这样的传闻很多，都不足信，但可以借此想象曲陀关当时的富足和繁华。

历史无情却有情，随着元朝统治者的衰亡，当年那些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云南蒙古族，已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在云岭之上。他们经受了数百年严酷的生存考验，从曲陀关迁移到杞麓湖畔的凤凰山，成为杞麓湖最早的开发者。据考证，“杞麓”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是“水里生长出来的石头”之意。在当时，这些被蒙古军队遣散下来的军人和眷属，为了生存，为了躲避政治和异族的迫害，他们逃遁到一个被汉人称之为“海河”中的一个孤岛之上。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孤岛是一个“水里生长出来的石头”，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可食的东西。很显然，面对生存的考验，他们的梦想产生了。

一个蒙古族老人无数次对年轻人叙说：古时候的杞麓湖，水连着天，天连着水，无边无岸。有两个喀卓（蒙古）小伙子坐在湖中的一个大石头上，看见一个汉族老爷爷乘坐着一块犀牛皮在湖中漂荡。同时，老爷爷也看到两个喀卓小伙子生得壮实、勇猛，非常可爱。老爷爷很高兴，就邀请他俩一同去游湖。三个人站在犀牛皮上，飞速向湖心漂去。很快，他们的眼里就出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寺庙，它漂泊在湖心，整个庙宇都是用金子铸的，光芒四射，把杞麓湖映照得晶莹剔透，美不胜收。老爷爷慢慢把犀牛皮靠近寺门，然后带着两个喀卓小伙子，走进庙宇。里面一个人也没有，闪动的金光让两个喀卓小伙子兴奋不已。他们对老爷爷说：“别走了，我们就住在这里吧！那么多的金子，让我们怎么花也花不完啊！”

“不能，不能，我们赶快离开这里。”老爷爷边说边把他俩拉出寺门，跨上了犀牛皮。未等他俩站稳脚跟，那座金光闪闪的寺庙就在他们面前消失了。老爷爷心平气和地对他俩讲：“那不是一座真实的寺庙，而是湖里的鱼儿用嘴哈出来的影子，我们把它称为鱼抬寺。这湖里没有金子，但里面游动着如同金子一样宝贵的鱼儿。”从此，喀卓人得到启示，学会了制船、拉网、打鱼、捞虾，开始在杞麓湖上谋生活了。

现在，人们发现，喀卓人为了感谢他们心目中的神仙——那位在湖上漂泊的老爷爷，他们虔诚地在小娃娃佩带的帽子上，镶嵌上一个铜圈和金牌，铜圈上的图案就是“鱼抬寺”，金牌上则雕刻着“老爷爷”的肖像。

可是，让喀卓人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数百年后，杞麓湖水急剧下降，“水里生长出来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富饶美丽的“凤凰山”。山下露出了一片一片的泥滩。喀卓人不得不从山腰迁至山麓和平地，开始接受更大的磨砺和考验。他们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里打桩垒坝、移沙填湖、插秧割谷，开始了他们最陌生的农耕生活。数十年之后，他们把湖边大片沼泽地变成了数干亩良田，使蒙古族聚居地变成了鱼米之乡。

许多蒙古人还从其他兄弟民族那里学会了建筑技术。清代和民国期间，他们参加建造了通海秀山古楼、聚奎阁、清真寺等古典建筑，还参加了昆明建造兴文银行、震庄等中西式建筑。他们的优秀建筑工人曾被派往马里、老挝等国家参加援建施工，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组织起来的兴蒙乡建筑队伍，实力更强，技术更精，他们承建了各种类型的厂房、车站、影剧院、体育馆、医院、宾馆等多层或高层的建筑，如景洪外宾招待所、昆明水利设计院、玉溪行署办公大楼等。他们从未出现过不合格工程，兴蒙乡从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建筑之乡”。

如今的通海蒙古族已嬗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南方民族，并建立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云南省唯一的蒙古族聚居地——兴蒙蒙古族乡。

最让外界吃惊的是这里的蒙古族，在700余年的沧桑变化中，依然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和精神。他们操持着一口特有的口语口音，欢度着自己所特有的节日“那达幕”和“鲁班节”，吃着富有民族饮食文化特色的“太极黄鳝”，跳着奔放热烈的具有高原蒙古族特色的歌舞。人们每次到曲陀关、凤山之麓的兴蒙乡寻幽探访，目睹这些元军后裔们的生产和生活风貌，看着他们虔诚而清楚地指出今天的凤凰山就是过去的杞麓山，听着他们聊叙自己与杞麓湖相依为命的苦难历史及今天的幸福生活，许多人常常被他们现时的生活风采和他们对杞麓湖的依恋之情，感动得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