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谭健锹
镜湖医院的后门,长着一株高大的木棉树,枝繁叶茂,笔挺肃穆,应节的时候还会长出一朵朵鲜艳夺目的红木棉。每天,我几乎都从这里走进自己工作的地方。
同样在医院的后门附近,有一个特殊的病区——康宁中心。这是癌症末期患者的临终关怀之所,他们就在这里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医生对“死”也是忌讳的,在他暂不需要直面生离死别的时候,对不吉祥的事物,也会不自觉地敬而远之。我,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每次经过康宁中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视里面的一草一木,甚至连门锁是何模样也不曾细细观察。
这儿的病人无需特殊治疗,因为在他们被安置到此之前,家属或本人早已经签署了声明书,拒绝一切积极的诊治和抢救,让他们安心、无痛无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唯一接受的,就是止痛治疗。在我不值班的时候,这儿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无关,因为有专门的康宁医生在看护着这些即将消逝的生命。
可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值夜班的我们就不得不兼任康宁医生的角色。不过,我们经常要做的,并非开具什么药物缓解痛楚,而是在收到护士的病患死亡报告之后,来到现场,用“医学知识”再次证实该患者已过世,并宣告“临床死亡”,最后签署死亡证明——一个稍显繁琐的程序,或者叫仪式。
那是一个很安静的深夜,3点多,睡梦中的我接到电话:“医生!我们这里是康宁中心,有一个病人去世了,麻烦你来看看。”浓浓的睡意,搅拌着不耐烦的怨气,把我推下楼,推到康宁中心的门口。
此时,所有的忌讳、浮躁和埋怨,都得一一隐藏起来,毕竟这是在和生命打交道。我郑重地按了几下门铃,许久,一个护士小心翼翼地把一扇门打开,动作轻柔得似乎害怕打扰一个令人敬畏的亡灵。
一股消毒水的味道瞬间扑鼻而来,充斥着整个病区。走廊的灯亮着,说它明亮,是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能一清二楚地看见;说它晦暗,是因为气氛在灯光的渲染下,凝重得仿佛要把全部东西都染成黑色,连一盆花都不例外。
出乎意料的是,走廊中并没出现任何一位家属,我充满着纳闷。
护士引领我走进一间套房。里面的病床上,躺着一位面容瘦削的女士,看样子60多岁,头发显然是被染成浓墨般的漆黑,眉毛画得十分精致,皮肤掩盖不住蜡黄与干涩,眼睛安详地合着,嘴角似乎还露出一丝微笑。她,俨然是在小憩,可那一双手,布满了针头注射的痕迹,只剩下皮包骨的模样,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一生的沧桑和坎坷。她,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病房内鸦雀无声,我收起猜想,按部就班地拿起听诊器,先后放到她的胸前和脖子上,确实没有听到心跳和颈动脉搏动,再仔细摸着手腕的桡动脉惯常搏动处——静如一潭死水。最后,我用电筒检查她的双目瞳孔,确证已经散大、光反射消失。那一刻,是3 : 15。
“医生,遗体的腹部有一条伤口尚未缝起来,你如果有空就帮忙修整一下吧,但如果你没时间,就交给殡仪馆处理算了。”护士说。
我佯装没听见,在医嘱上匆匆写下“停止一切医嘱”,并在死亡通知单上草草写上临床死亡时间。我的睡意在此时又开始侵蚀自己。
“死亡通知单要交给家属的。”我小声说道。
“她没有结婚,无儿无女,亲属都在内地。”护士在一旁回答,声音比我更小。
“谁安排她住这里的呢?”
“她的护老院呀!这是明惠护老院的院长!”
……
我忽然从迷思中觉醒,是她!张女士。半年前在普通病房,我管过的卵巢癌病人,怪不得脸熟。只是这时的她,已无法言语,脸庞更为憔悴。我的思绪在快速地运转着。
她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时,已被确证患有那种可怕的恶性肿瘤,但她从来没有表现出半点的悲观、失落和恐惧、忧愁。她的脸部总是经过精心的化妆,显得雍容典雅,然而癌症造成的腹水使她腹部膨隆、举步维艰。
每当我们用腹腔穿刺术把腹水抽去一大部分,暂时减轻她的痛苦和不便时,她总会笑眯眯地向我们道谢,还重获新生般地在阳光灿烂的地方散步,只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后来我们听说,她一直单身,因为年轻时曾与一名飞机师相恋,可惜恋人不幸因公殉职,从此,她便把爱情之门彻底地关闭。她常常感叹道:“我一辈子都不会碰到比他更爱我的人了!”
张女士在内地曾学过护理专业,后到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担任了幾十年的护士。即将退休之际,她开始经营一所护老院。草创阶段,整个院子只有她一个人,经营者、护理者、清洁卫生者,甚至厨师的角色,居然集于一身!
得知她的经历之后,大家渐渐亲切地称呼她为“院长”。
在熬过了许许多多艰难困苦之后,“院长”的事业终于开始蒸蒸日上。她的护老院收容了众多老人,年龄从80岁到105岁不等。
我们慢慢和她相熟之后,竟然发现自己肯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与一位病患聊天,而且,我们从来都不曾觉得,这样做会妨碍自己的工作,会延迟自己的下班时间。她其实已经不是头一回住院了,但每次她都在病情稍微缓解之际就急着出院,她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老爷爷、老奶奶。说起这些长者的时候,她的目光里总是洋溢着阳光、快乐和满足。
她年轻时健步如飞,不想在60岁之时,由于忙着回应一位护老院长者的呼叫,自己一时性急,走路摔倒了,把左侧膝盖骨摔得粉碎,康复后只能一瘸一拐地走着。
尽管每次住院都没有亲人送来的问候、鲜花、水果,但是“院长”几乎从未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孤独、寂寞和伤感。只有那么一次,她在偷偷地伤心掉泪。事后我们打听得知,一位护老院的老奶奶在“院长”住院期间,离世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她总是念叨着“院长”的名字……
如今,她也到了天国,可以相会她钟爱一生的爱人,可以继续守护那些她永远放心不下的长者们了。
我瞬间想起了什么,心中弥漫着内疚和自责,便转身回到病房。“院长”腹部有一道手术创口依旧敞开着,虽然不再有鲜血渗出,虽然不再引起难忍的疼痛。我静静地蹲下,轻轻拿起缝针和手术镊子,一针一线地把不再愈合的伤口认真缝好,把皮肤边缘对好,在那一刻,我的脑海中没有生死的纠结,只有孟郊那句古诗始终萦绕在心头——“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她不曾为人母,但她是爱的化身。人,总该有生命的归依,她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现在,我也该为她付出力所能及的劳作。
走出康宁中心,我蹑手蹑脚地把大门推开。门外是呼啸的夜风,半空中,一轮皎洁的圆月把木棉树顶端的云雾照得如同白昼,甚至能看清上面的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儿,它们随着夜风摇曳着自己瘦瘦的身姿,似乎在冲着门里刚刚飘逸的亡灵,快乐地伸出邀请之手。我小心把大门关上,这一刻,那青灰色的门锁镶嵌到了我的大脑中。
来日不多,就该轻掷生命吗?来日无多,反而让她不敢懈怠,用尽仅存的精力、才智和爱心,把人生的这台戏努力演下去,把爱无保留地传播给需要的人。当她被病魔折磨得生不如死,被命运扼住咽喉难以呼吸的时候,希望之光可能在脑中闪耀,生命之花可能在心头勃勃绽放,而她把这一切都献给了护老院的长者们。
清晨,我卸下工作,如往常一般从镜湖医院的后门走回家。我依旧没有在康宁中心的门口停留和注视,只是当走过那棵高挺的木棉树时,我留意到,虽然树下落英纷陈,但这些花儿丝毫不褪色、不萎靡,依旧那么绚烂、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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