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总部对日本战犯四下逮捕令

梅汝璈

依照1945年12月26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盟军最高统帅被授予实施和执行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中所载之一切投降条款的权力，而“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按：即1945年7月26日《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之条款”乃日本投降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日本投降书》第一条及第六条）。《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规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战俘者在内，将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为了实施上述两项条款，盟军最高统帅部（简称盟军总部）在日本被军事占领的最初期便立即开始采取了下列两项措施：一是分批逮捕了一百余名首要的战争罪犯，亦即所谓“甲级战犯”；这些被逮捕者都是对日本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大政客、军阀、财阀、外交家或宣传家。二是分批“整肃”了近二十万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凡是日本侵略战争时期在日本政府、军队、法西斯团体或大企业中担任过比较高级的职务的日本人都在被“整肃”之列。

盟军总部采取上述两项措施是必要的，因为惩治战犯和取缔军国主义分子不但是国际文件授予它的权力，同时也是它对盟国不可逃避的义务。

必须指出，盟军总部在日本投降和盟军登陆后的初期对于行使这种权力和履行这种义务是相当严厉、认真的，可以说是雷厉风行，剑及屦及，使日本反动派一时陷于极度惶恐和苦闷之中。这显然是由于那时战争甫告结束，盟国人民对于日军侵略的创痛记忆犹新。就是美国人民对于珍珠港的浩劫和对日作战的艰苦亦未能轻易忘怀。因此，在同盟国之间还存在一种同仇敌忾的共同感觉，大家都有严惩日本战争祸首和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要求。同时，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尚未明显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庇护、扶植态度，尽管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某些人早就有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有力帮手的构想。

由于上述原因，盟军总部在占领初期对于逮捕战犯和整肃军国主义分子的工作进行得还算是比较迅捷和严格认真的。

整肃问题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没有直接关系，兹不多述。

此处要着重叙述的只是主要战犯的逮捕。因为，逮捕他们的目的无疑的是为了将来交付审判，使其接受严厉的法律制裁。事实上，此后不久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对象都是从他们这些人里面挑选出来的。

日本主要战犯（亦即所谓“甲级战犯”）的逮捕系在1945年9月至同年12月间分四次进行的。

一

盟军总部第一次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9月11日发布的。那时距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2日）和美军开始登陆（9月3日）还不到十天工夫。

这一次逮捕令所指名要逮捕的战犯总共是39名，恶名昭著的前国务总理大臣东条英机被列为第一名。

这一次的逮捕令有两个特点：一、逮捕的对象大都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政府首脑和在太平洋战争中犯有严重暴行的高级军官；二、除了若干的日本战犯之外，某些曾同日本合作、参与侵略的外国官吏也在逮捕之列。这些人是在战争终结时未及逃返祖国而仍滞留在日本领土内的。

由于上述特点，这次逮捕战犯的范围从一方面说是比较窄的，因为许多重要的日本战犯还未包括在内；从另一方面说又是比较广的，因为其中还有十几名非日本籍的外国战犯。

这些第一批被捕的非日本人，无论凭什么标准，都并非全部够得上被称为“甲级战犯”，更够不上被称为“首要战犯”。因此，在总部决定将来的远东国际法庭只是专事审判日本战犯之后，他们便全都被遣送回国，听任他们自己的祖国予以处理。据后来获悉，这些人的命运颇有幸与不幸之分。有的是被以背叛祖国罪名受审，而被其国内法庭判处罪刑；有的却被宣告释放而逍遥法外，甚至参加国内竞选活动，企图重登政治舞台。

至于第一次逮捕令指名要逮捕的日本战犯27名，除了小泉亲彦和桥田邦彦两人在逮捕前业已自杀身亡之外，其余25名全都被总部宪兵捕获入狱，有的个别战犯还是自动投案的。

在这一批日本战犯的逮捕中，东条英机的逮捕无疑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他临捕时的张皇失措和自杀未遂的滑稽演出曾引起全世界舆论的讥评，而日本人民对他的贪生丑态抨击得尤为尖锐刻骨。

（按：日本自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自杀之风一时流行颇盛。老百姓因不愿做“亡国奴”而自杀者有之，身居高位者因不愿做“阶下囚”而自杀者亦有之。例如，三任国务总理大臣之近卫公爵，曾任陆军大臣之阿南大将与杉山大将，以及曾任关东军总司令之本庄大将等人，他们或则切腹自裁，“以身殉国”；或则夫妻双双服毒，同归于尽。这种举动是日本“大和魂”“武士道”法西斯教育多年熏陶的结果，然而，东条的“自杀”却大不相同。）

东条英机原是日本侵华祸首之一，又是发动太平洋战争之最高责任者，他自己当然知道在日本投降以后，必定会被交付有司，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因此，自盟军开始登陆之日起十天以来，他便闭门谢客、独居斗室，整天徘徊于生与死的问题之间。贪生吗？又怕作阶下囚，异日仍然难免一死；自杀吗？又下不定足够的决心，鼓不起足够的勇气。

就这样彷徨犹豫了约有十天工夫，到了9月11日盟军总部那个东条名列第一的39人的逮捕令发布并经电台广播之后，东条还是下不了自杀的决心。直至总部宪兵队吉普车隆隆之声闻于户外，宪兵们开始包围其住宅的时候，东条才拿起手枪向自己的腿部射击，仅仅伤及皮肤，并未击中要害。在这象征性的一击之后，他便束手就擒，被宪兵押解而去。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所谓东条自杀滑稽剧的真相，这幕滑稽剧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嘲弄和讥评。日本人民对它抨击尤烈，认为它是日本民族的奇耻大辱。他们说，东条身为陆军大将，从军四十余年，纵使不能杀敌致死，何以连自杀的本领都不曾具备？

在第一次逮捕令中名列第二的太平洋战争时任海军大臣的岛田繁太郎大将的态度倒是比较诚恳直率。岛田在心安理得地被捕之后对报界发表过一个谈话。他说：“本人自编入预备役后，即以在野之身冀望胜利，以迄终战。惟大诏涣发以后，闭门思过，其间亦曾有意割腹，以谢天下。乃圣上有须忠诚履行波茨坦宣言之圣旨，遂苟延性命，以迄于今。本人列为战犯受拘，早在意料之中。惟上无以对日皇，下无以对国民，斯为愧耳！”

岛田的话很可以代表当时被捕的大多数日本甲级战犯的一般心情。

第一批逮捕令中指名的39个战犯，除东条有过一幕滑稽表演和小泉、桥田两人早已自杀之外，其余36人都很驯服地就捕，或自动报到。他们被暂时收容于横滨刑务所，旋即被转移到大森监狱，稍后又被转移到巢鸭监狱。

在这36名囚犯中，那12名非日本籍的犯人不久便被释放出狱，由盟军总部遣回他们各自的祖国。本间雅晴则被引渡到菲律宾美军军事法庭受审，旋与山下奉文一同被判处绞刑。因此，这批人中长期羁押在巢鸭监狱的只是东条英机等23名纯日本人。

二

盟军总部第二次战犯逮捕令是1945年11月19日发布的，距第一次约二月有余。这次命令中指名逮捕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日本战犯，共11人。

第二次逮捕令指名的这11名战犯除了本庄繁已经自杀和松冈洋右正染重病之外，都是在逮捕令发布后十天之内自动报到投案并携带行李入狱的。

本庄繁的自杀，值得在此一提。

本庄大将是日本法西斯军人领袖之一，也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之一。1931年他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因而他一向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的最高的直接的负责人。

日本投降之后，本庄早已感到自己被当作战犯受审乃势在难免之事。杉山元帅（当时的陆相）夫妇于未列名战犯之前便双双服毒自杀，以及东条自杀未遂的滑稽表演遭受世人的严厉抨击，这两件事给予本庄的刺激至深。因此，在听到总部对他的逮捕令发出的消息之后，他便立即自裁身亡。那时他正在青山旧陆军大学辅导本部理事长办公室，时间是11月20日上午10时半。

松冈洋右是这一批列名逮捕者中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战犯。他是在美国生长的日本人，英语说得很流利，历任外务大臣、日本出席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南满铁路总裁等职，以鼓吹退出国联和缔结德、日、意轴心国军事同盟而博得法西斯少壮军人的欢心。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他因患肺病已退出政治舞台。自日本投降到他被指名逮捕这一段时期，他一直病卧在长野县北安昙郡故居。11月19日逮捕令发布之后，松冈于20日以棉被裹头对来访的新闻记者发表如下谈话：

余虽被命前往巢鸭监狱报到，但余患全身硬化症，不能步行半里之遥。余年已六十有六，实已无能为力矣。日本缔结三国同盟原系为促成和平，故余于日俄中立条约成立后即拟渡美商订太平洋协定。此事曾与近卫首相商妥。可惜近卫内阁不久瓦解，遂失却此一良好机会。吾人做梦也没有料到同美国开战。此殆为宿命所注定。及至战败则情况诚然严重。至余所爱好之俳句（日本歌赋），近亦毫无闲情逸致及之矣。

松冈的这篇谈话无疑的是在洗刷自己的罪责，但也表现了他内心中的无限悲哀。回想当年在国联大肆咆哮和在莫斯科同斯大林热烈拥抱亲吻时那种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豪迈气概，前后宛若两人。

松冈虽然患病严重，但盟军总部还是把他按期逮捕入狱，在狱中进行治疗。在次年5月远东国际法庭正式开庭讯审的时候，他被列名为受审的28名首要日本战犯之一。但是受审不到四个月，松冈便病死狱中。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就在被告名单中被勾销了。

三

盟军总部第三次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2日发布的，距第二次逮捕令仅13天。这次指名逮捕的是59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长期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知名之士”，同时他们的战争罪行也都严重得使他们足够被划入“甲级战犯”之列。

这批被捕的战犯中有两名前国务总理大臣（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有一名日本言论界老人、83岁的德富猪一郎，还有一名72岁的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王。

第三批逮捕的59名战犯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他们的代表性是相当全面的。其中不但有军人、政客、外交家，而且有企业家、财阀、出版家、言论家，还有一般人认为不可侵犯的皇亲贵族。

自从这个名单公布之后，日本上层社会便掀起了一片恐慌和疑惧。那班一贯欺压人民的头面人物几乎人人自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同日本侵略战争有关，都是有战争罪嫌疑的。他们害怕这一阵来势汹汹的逮捕之风将来会越刮越大，有朝一日会刮到自己身上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恐惧是多余的。由于美国逐渐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袒护态度，战犯逮捕之风不是越刮越大而是越刮越小。我们看到：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这股风便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一股相反的风，那便是庇袒战犯之风、释放战犯之风。

这一批指名逮捕的59人，正同上一批那些人一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逮捕令发表后十天以内自动前往巢鸭监狱去报到投案的。在投案前后，有些人还对外国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申述自己的感想或洗刷自己的罪责。例如，前陆相畑俊六元帅对外国记者说：“本人遭到今日之事早在预料之中。深感战争责任之重大，对本人过去之经历实无强辩之余地。”高桥三吉海军大将也说：“事已至此，毋宁自动前往接受处分为愈耳！”但是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却对外国记者说：“世人多误会余为日本法西斯之指导者，殊不知余实反对法西斯思想之人。”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则谓：“本人被列名战犯逮捕，或系出于某种误会。”

83岁的日本新闻界耆宿德富猪一郎（别号苏峰）也是自动投案的。当逮捕令发表的时候，他正在热海伊豆山养疴。在他老态龙钟、蹒跚入狱之际，他作了一首述怀的汉文短诗，诗云：“血泪为谁振，丹心白首违；沧桑转瞬变，八十三年非。”

在第三批指名逮捕的甲级战犯中，另有一人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轰动，那便是儿玉誉士夫。儿玉是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期那个著名的特务机关（“儿玉机关”）的主持人。他原系一个年轻的“白面书生”，论地位和年龄都够不上“甲级战犯”的资格。但是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责深重，才使他列名为第三批逮捕的主要日本战犯之一。

恰巧在第三批战犯逮捕令发表的那天（12月2日），日本报纸大登特登关于儿玉贪污致富的一项骇人听闻的报道，说他在主持上海儿玉机关的时候，由中国人手中讹诈盘剥了不义之财达三十万元之多。三十万元本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在日本侵略巨头中，凡是在中国久混的，哪一个不是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不过由于儿玉贪污的报道恰巧是同对他的逮捕令同一天发表的，因此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特别注意。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玉并没有被编入第一批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战犯之列。相反，他在巢鸭监狱呆了不到三年工夫便被盟军总部擅自释放了，而他那曾经轰动一时的“贪污致富案”更是无人过问了。

四

盟军总部的第四次甲级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6日发布的，距第三次逮捕令仅仅四天。

这是对日本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逮捕。命令中指名逮捕的只有9个人，其中有两个（近卫、木户）是日本政界特别重要的人物。九名中最引起震动的无疑是近卫和木户两个巨头。木户是皇室事务的总管（宫内大臣），又是日皇最亲信的心腹。他是内阁与皇室联系的中心枢纽，十多年来他是日本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同日本政界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近卫文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最后一次指名逮捕的人物之中，近卫文麿的逮捕以及他以后的自杀无疑是最引起日本社会震动的一桩事件，有简单叙述一下的必要。

近卫在日本政界是一个“风云人物”。他以贵族公子哥儿的身份，常自诩为“命运之儿”，意思是说他是幸运的宠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天之骄子”。他一贯受着日本硕果仅存的唯一元老、担任过三次日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栽培和宠爱，因而爬上了日本政府的最高层。

同西园寺一样，近卫也三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大臣，时间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亦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这四年之中。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扩大和持久，近卫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在他的首相任内，他屡次叫喊着：非打得中国“屈膝求和”不可，否则绝不停止战争。

与西园寺的期待相反，近卫不但不制止或稍微约束一下那班侵略成性的军阀们的狂妄野心，反而一味附和他们，从中推波助澜，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和拥戴。

然而，近卫毕竟不是军阀出身，他虽为日本侵华战争卖尽气力，却仍然不能取得军阀们的完全信任，同时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使日本投入更大的冒险。因此，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发动太平洋大战的前夕，他便被赶下了首相的宝座，代之而起的便是那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军阀头子东条英机。

由于没有直接参加发动太平洋战争，近卫估计美国对他的感情可能不坏，因此在日本战败、快要投降的时候，他又以公子哥儿的姿态，亟谋重登政治舞台。在东久迩宫亲王任首相的投降内阁中，他担任了国务大臣。1945年10月5日（距日本投降仅一月许）这个寿命不及两月的东久迩宫内阁实行总辞职，继之而起的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蛰居已久的币原喜重郎。在币原内阁时代，近卫又调任内大臣府御用挂之职。在这期间，他日夜奔走于其恩师、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宪法学权威佐佐木惣一之门，俨然有从事修改宪法大业之企图。稍后，日本国内外攻击贵族的舆论甚嚣尘上，近卫遂于10月24日向天皇辞去公爵荣衔。但是他的政治野心并未稍有收敛，就在辞去荣衔的那天，他还急急忙忙地去访晤了当时日本政府组织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松本国务大臣，说明他对于日本国体的见解，希望在制宪大业中有他一份贡献。同时，外间还盛传近卫将以在野之身组织新政党，在未来的总选举中大肆活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近卫的主观愿望。近卫的无耻活动和狂妄野心引起了同盟国舆论界的大大不满。《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猛烈攻击近卫，说他绝非修订日本宪法的适当人物，并且说如果近卫被列为战犯受审，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人反对。

美国人包办的盟军总部对于同盟国的舆论一向不甚重视，但是对于来自美国本国的舆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这样有地位而且能代表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报纸的言论，却不敢等闲视之。

由于《纽约时报》和其他方面对近卫越来越猛的攻击，盟军总部感到对近卫问题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而不予以澄清。于是，在11月1日盟军总部发言人便对记者们宣称：近卫的任务只限于总部同皇室的联系；至于修订日本宪法，总部自始便丝毫没有借重近卫的意思。总部的这个发言不啻是对近卫的当头一棒，使他的幻想受到沉重的打击。

继之而来的便是11月底召开的日本第八十九届临时议会。在这届议会召开时，议员斋藤隆夫首先提出质问，并一再直指近卫之名，说他是酿成全面侵华战争的祸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日本惨败的结果都负有最高的直接的责任，这是对近卫的第二次沉重打击。临时议会对近卫虽未做出任何决议，但野心不死的近卫至此已感到不但幻想破灭，而且四面楚歌，无地自容矣。

事情的发展很快。12月6日傍晚，正当近卫在其轻井泽岛森的华丽别墅里同访客围炉而坐的时候，无线电收音机送来了盟军总部发出逮捕他的命令的消息。这对近卫来说是一次最致命的打击，结束了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和幻想。

逮捕令照例规定自动前往巢鸭监狱报到的期限为十天；倘使超过了12月15日仍未报到，总部宪兵即将执行强制逮捕。此时的近卫在精神上遭受着极大的折磨，他在轻井泽的别墅里呆了五天，闭门谢客，终日绕室彷徨，进行着剧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徘徊于“偷生”与“自尽”两条道路之间。是效杉山、本庄等人自裁，还是学东条、岛田等人的忍辱偷生？——对这个问题，他做不出决定。

12月11日近卫从轻井泽的乡间别墅回到了他在东京获外庄的公爵官邸。在官邸里，他虽常召集其夫人千代子、胞弟文秀（日本著名音乐家）、已嫁的胞妹以及子女等人闲话家常，表面上佯作镇静，但是生与死的问题仍然紧紧地抓着他的神经，迄未获得解脱。这样又拖了五天，一直拖到报到限期届满、总部即将对他执行强制逮捕的前夕，即12月15日的晚间。

在这一晚，近卫仍旧是同其夫人、弟妹、子女等人谈论家常及善后布置，直至深夜1时，但未露出有自杀之意。迨众人散去后，他又召唤他的儿子通隆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涉及侵华战争。他坦白承认自己对于中国事变的责任重大、罪有应得。通隆离去后，近卫乃独自在十二叠之日本室更换白色服装，饮毒自杀。至16日拂晓为其妻子发觉时，则近卫尸体已僵、面色惨白，而室内则电灯尚明，火盆内之褐色药瓶中尚有一两滴毒汁残存。至此，这个风云一时的贵族哥儿便与世长辞了。“幸运之儿”的下场并不幸运！

近卫死后不久，盟军总部宪兵队的捕囚车以及争取报道逮捕情景的各国新闻记者的吉普车便蜂拥而至。但是由于逮捕的对象已不存在，大家也只好颓然而返了。

第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战犯，除了近卫在逮捕前数小时服毒自杀以外，其余诸人都是在规定的报到期限内静悄悄地前往巢鸭监狱自动投案的。

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盟军总部便没有对日本主要战犯再发布过任何逮捕令。与日本人的预料相反，战犯逮捕之风不是扩大而是完全停止了。

总计盟军总部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人数共为118名（第一次39名，第二次11名，第三次59名，第四次9名），但是到1946年年初实际在监狱里羁押的不过100名左右。因为，那些非日本籍的战犯已经全部被遣送回国；有些日本战犯在逮捕之前已经自杀，例如本庄繁、近卫文麿、桥田邦彦、小泉亲彦；有的被引渡到国外去受审，如本间雅晴；还有个别的战犯，由于特殊原因，在被捕不久便被盟军总部以罪行不足为借口而擅自释放了，例如梨本宫亲王、乡古洁、上田良武。

从严格的法律观点来说，战时日本上层人物够得上被称为“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的绝不止这百余人，但是这百余人的确都是货真价实的“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因为长期以来这些人都曾利用过他们的特有地位和影响，把日本推上侵略战争的道路。这些人既不是全体日本主要战犯的总和，那么，他们的逮捕和审判只能说是对日本甲级战犯们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而已。

自从1945年底甲级战犯逮捕之风停止之后，盟军总部面临的迫切课题是：一、组织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国际法庭；二、从已经逮捕的甲级战犯中做些调查准备工作，以便能够挑选出若干人来，作为首先向法庭起诉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