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奥朗德：从相识到牵手

2005年，奥朗德宣布与资深政治记者女友瓦莱丽·特里耶韦莱开始交往，2012年特里耶韦莱在奥朗德当选总统后成为实际上的第一夫人，2014年1月25日，奥朗德向法新社宣告两人分手。

一

我和弗朗索瓦·奥朗德相识于1988年，他在我的世界里已经存在了二十六年。我一度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共进午餐时的情形了，但他没有忘，于是他有充分的理由指责我居然记不得这样一个时刻，那是在国民议会的餐厅里。

对于“超派系团体”在法国洛里昂举办的那几次聚会，我的印象却更清晰。每年夏天，他们都会花几天时间开这样的省思会，现任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安是主要操办者之一。每次雅克·德洛尔都会到场。有几年的会议是在雨天召开的，布列塔尼的天气就是这样，但会议始终气氛融洽。愉快的气氛是由弗朗索瓦带来的，他无论上哪儿都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在场的记者并不太多，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所有人会聚在一起喝上一杯。我喜欢和他打交道，而弗朗索瓦也对记者非常有好感，没过多久，我就成了他最青睐的记者。

1989年，《政治生涯》杂志换了东家，新主编走马上任。我的思维方式与他不合拍，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离职而去的。他把我当成了小资，觉得我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孩。

我利用离职后的空闲时间和补偿金，到美国待了一个月，同去的还有我后来的第一任丈夫弗兰克，他是我少女时代的爱人。我该对这个世界多一点见识了，不过我对未来也并非没有打算。几个月前，爱丽舍宫面向新闻记者举办了传统的新年见面会，在这次活动中，我遇到了《巴黎竞赛画报》的一位女主编洛朗丝·玛苏莱尔。这天，一位老资格的同行事先提醒我说：“你等会儿留在我身边，仪式过后密特朗会在一间小厅里接见大概十五位记者，我带你进去。”

于是，我就这样怀着景仰之情，跟随媒体界精英一起近距离聆听了总统的讲话。我和那群获得特殊礼遇的记者一起走出会见厅时，《巴黎竞赛画报》的这位女主编注意到了我，随后我们就保持了联系。当时我只有24岁，而弗朗索瓦·密特朗第二次改变了我的命运。不过，当时我又怎么会想到，未来有一天，在另一位总统的就职仪式上，我会在总统的身边陪他一起踏过铺在爱丽舍宫主院的红地毯呢？

那天，我想再看看庆典大厅旁这间不同寻常的小厅，但我已无法确定是哪一间了。二十五年过去了。光阴飞逝如电。我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我有了三个儿子。

1989年，我加入了《巴黎竞赛画报》。

那时，我们每周都会在国民议会那不同寻常的“四柱大厅”里相遇。弗朗索瓦是那种很能吸引记者的议员，他具备一种常人难及的剖析政坛的能力。他会以记者的角度去思考，在你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帮你调整了文章的报道角度。

和大部分社会党议员一样，在“蓝色浪潮”的冲击下，弗朗索瓦·奥朗德被清除出局。他仿佛被击倒了。过了不久，我们两人在“圣西蒙农场”餐厅一起吃了顿午饭，他向我敞开心扉，把他对自己未来的各种疑问全说给我听。他还是心系政治，但这次失败让他有些动摇。他觉得或许该放弃科雷兹省，这一地区完全是希拉克的天下，左派想取得胜利实在太难，他考虑换到另一个选区重振旗鼓。

这一天，他的真诚打动了我。与往常相反，这一天他没有再过多地制造愉快的气氛，也没有展现他的幽默。我还记得他那失落的眼神，这是一个政治记者在其生涯里极少能遇到的时刻，是一种真正的交流，充满信任的交流。不过，在我们的相处中并不带任何暧昧。弗朗索瓦·奥朗德从不曾对我有过任何不妥当的言行，这与其他很多政治家不同。

社会党议员只剩下了52位，再让一位记者全职报道已没有必要了。《巴黎竞赛画报》的领导层让我多报道一些爱德华·巴拉迪尔内阁的新闻。于是我又结识了右派所有的大人物，我的通讯录在不断增厚。我和弗朗索瓦·奥朗德也就几乎见不上面了。

1997年，利奥内尔·若斯潘就任总理，弗朗索瓦·奥朗德也成了社会党的第一书记。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默契。他能够让我开怀，我也被他的智慧和敏锐折服。他思考问题实在是太敏捷了！问题刚问完，回答已经脱口而出，条理清楚，而且总会带着点思想的火花。

我受到的特别礼遇也成为几位同行打趣的话题。在国民议会采访时，他们会偷偷跑到我的身边，因为他们确信第一书记肯定要上这儿来说几句真心话，每次他们都免不了要演这么一出。而他也常会穿过整个会场，来和我们那帮人会合，他一路走，我的那些同行就一路眨眼。

周一是《巴黎竞赛画报》的截稿日，哪怕我不找他，他也会常给我打来电话，借口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新闻线索。周六下午他在科雷兹省的时候，也会打电话到我家里来。在他给我内部消息的同时，有时我也能告诉他一些事情，因为我对社会党实在是太熟了。

二

日子又一年一年过去，我们相处得愈发融洽。

随着2004年地区选举的临近，时局有了新的发展。社会党大获全胜后，奥朗德在政坛的地位骤升。《观点》杂志将他评为“年度人物”。在地区选举的选战中，他一直处在第一线，我也陪他一起跋山涉水。我唯一一次从正面角度为他写了篇文章，我还记得《巴黎竞赛画报》一位主编当时的评论：“现在，你可要缠着奥朗德了。”

2014年5月底，一项关于2017年总统大选的民调表明，弗朗索瓦·奥朗德只有凄惨的3%的支持率。像四年前那样，他又成为大众嘲弄的对象。酿成如此可怕的乱局，真让我非常难受，同时我还感到愤怒，因为这样下去是一条自取灭亡之路。显然，这只是个人观点，但毕竟我还是个支持左派的公民。他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支持率竟然又跌回到3%？往事如水面泛起的波澜，开始在我心头涌动。

还是从头说起吧，那时他正准备参加总统竞选，但没有人认为他会当选，只有他自己觉得可以成功。我做好了打算，无论他奔赴何方，我都会陪他到底。整个故事的第一幕发生在2010年11月的一个早上，当时他正在卧室里一边穿衣服，一边谈他参选的事。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并没有谈过，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的人生目标，我们偶尔会说到相关的话题，但从不会把他的目标直接点明，我们从没有直言不讳地说“总统选举”。在他的万丈雄心外面，罩着一层羞涩的柔纱。这个避讳他只冒犯过一次，那天，我们坐着我的车来到了圣奥诺雷郊区街，当时是由他来驾车的。我们经过爱丽舍宫的时候，他让我大吃一惊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看，到了家门口了。”我放声大笑，他把我逗乐过太多次了，他既会嘲弄别人，也能嘲弄自己。但在11月的这个早上，情况不太一样，他的眼神中并不带一丝一毫的玩笑成分。他的神情比往日严肃得多，还问起了我的想法。这种事可是头一回发生，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了。

“经过2002年和2007年这两场大选，你已经无权犯错了。所以你现在要明确的，只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最佳人选，那么你就做起来，如果觉得还不是，那你应该让位给别人。”

他的回答脱口而出：“我是最好的。”

“既然如此，那就给自己创造实实在在的条件吧。”

随后的两年是我们共同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媒体把他说成是个不幸的、意志消沉的、就此完蛋的人，但我看到的他全然不是这样。他每周在科雷兹省工作三天，其余的时间就和我在一起。我在《巴黎竞赛画报》已经远离政治报道，算是个闲职人员。弗朗索瓦再也没有排得满满的日程，也没了司机。我们住在柯西街的寓所，这是他亲自挑的地方。我们慢悠悠地在这里布置房间，在这里生活，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操心我们自己事”的时间，仿佛其他的一切从此再不重要。他常常这样说：“我们要给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

三

2013年12月，纳尔逊·曼德拉再次被送往医院抢救，但已经希望渺茫，我对弗朗索瓦说，我想陪他一起参加葬礼，结果我得到了他那句经典的回答：“我看不出你去那儿能有什么事可做。”我回答他说，无论如何我也要去，我有记者证，我也可以自己买飞机票。

曼德拉去世的那天早上，我没敢在吃早饭时提这件事，我实在害怕他一句话就把我给顶了回来。我等到白天才给他发了条短信，他回答我说可以。后来我才知道，这也不算他本人的决定，是外交部的那帮人坚持让我陪同出访：巴拉克·奥巴马和大部分国家元首都是在妻子的陪同下参加葬礼的。

一想到能亲历这场仪式，我就非常激动。我们参加完葬礼后，还要对巴西和法属圭亚那进行访问，接着再回到南非正式访问。我们有一架随行的飞机，这是尼古拉·萨科奇要求为他准备的。下飞机后，弗朗索瓦在机场提出想用自己的车带他的前任尼古拉·萨科齐一起走，让我上另一辆车。我有些生气地回了他一句：“你觉得他会把卡拉（卡拉·布鲁尼，尼古拉·萨科齐的妻子）扔到一边，然后带你坐他的车吗？”

这个回答让他哑口无言，于是我跟他一起上了车。一进体育场，弗朗索瓦就完全忽略了我。他的眼里只有尼古拉·萨科奇，我也尽量离他们远一点，以便他们俩好好地交谈。是前总统先生主动来找我并把我介绍给其他国家元首的。

弗朗索瓦和尼古拉·萨科奇两个人都笑了。我觉得这有失妥当，便面带愠色地看着他们。从照片上看，我就像个始终用眼角余光盯着两个顽皮孩子的老妈……他们就像两位老战友重逢，争先恐后地说起了总统这个职务的烦恼：部长很糟糕，假也过不好，还总要遭到别人的攻击。尼古拉·萨科奇向他详细描述了摩洛哥国王为其家人置办豪华地产的事。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比眼下所有的热点话题都更为重要。

他们表现得如此亲密，可这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相符吗？我们是在参加曼德拉的葬礼啊，这是向全球直播的。两位政敌此刻却谈笑风生。而且尼古拉·萨科奇主导话题，事事抢先。我非常尴尬，弗朗索瓦在他面前居然是这副表现。我把我的感受说给他听，说着说着我们的嗓门就提高了。他肯定地告诉我，以后他再也不会带我上任何地方。

幸亏美国的几任总统在此时抵达现场，这将我们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光。几分钟内，我先后看到了巴拉克·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夫妇，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夫妇，以及小布什夫妇，这让我非常激动。我第一次握住了巴拉克·奥巴马的手，并和他有极近距离的目光交流。但是，迷倒我的还是米歇尔·奥巴马，她身上的那种感召力实在让人叹服。

美国总统与一头金发的丹麦女首相在葬礼上的自拍照后来在全球热传。我注意到一旁的米歇尔面色阴沉，这让我更喜欢她了。原来我不是唯一会嫉妒的女人，这让我挺高兴。是的，我是个容易嫉妒的女人，对每一个我爱过的男人，我都会产生这样的心理。而且，我只要爱着一个人，我就不知道怎么能没有嫉妒心。

我因为弗朗索瓦而产生的嫉妒心是我一生从未有过的，因为我也从未像爱他那样爱过其他的男人。我受不了别的女人把头搭在他的肩膀上然后还搂着他的腰一起合影。不，我不喜欢这样。我甚至还赶走过几个这样的人。要是我这样贴在她们丈夫身边，这些女人她们会答应吗？

尼古拉·萨科奇的前妻塞西莉亚·阿迪亚斯曾说过，她亲眼见到一些女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她的丈夫。她由此得出结论，要是一个女人被权力所吸引，那她就会不顾一切。真是句让人感到很可悲的话——但说得又是这么准确。

也有人指责我，说我向往聚光灯、向往权力的光环，但这实在是毫无根据的事。这些指责我的人恐怕忘记了，我和那个男人感情最深的时候，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只有3%，而且这还是在别人能想到他、没有将他排除在潜在候选人名单之外的情况下。要是我当时是在下赌注的话，那我押的可是一匹最黑的黑马！与其这样，我还不如找个机会，利用两场国际峰会的间隙，直接晕倒在共和国总统的面前。

奇怪的是，在那些批评我嫉妒的男男女女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弗朗索瓦的嫉妒心，其实他嫉妒起来也同样不饶人。只是他的自控能力更强，公开场合他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但换到私下里的时候，他根本容不得我做任何事。时至今日他依然故我，他已经粗暴地将我赶出了他的生活，但他无法接受我可以和他之外的另一个男人重新开始一段感情。

社会新闻栏目的记者说他像脱笼的鸟一样自由快乐。不过，自从媒体给我安了个新情人之后，他的短信就超乎寻常地密集起来……他看到一张我和另一个男人合拍的照片后，竟然给我发了一条这样的消息：“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我回答他说：“谢谢，我1月25日就知道这件事了，地球上所有人也都知道了。”他始终在搞双重标准。我必须像件物品一样永远归属于他。他到底需要多少女人来组成他的后宫啊？

我们一起公开活动时，弗朗索瓦会保持安静，把他的嫉妒心掩盖起来。而我也从不允许任何人对我有过分的言行，有人指责我说这样会让人觉得难于接近。其实我宁愿他也像我这样，“平易近人”并不能造就一位总统，我不断地向他指明这一点。他的所有顾问也同样劝说他。可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了，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个性，他喜欢扮演的角色，就是个嘻嘻哈哈的团队领导者，逗大伙儿一起开心的头儿。

弗朗索瓦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时也从不吸取教训，他向记者们发了大量的消息。政治记者们曾试着做过一次统计，想了解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收到过总统发来的手机短信。统计下来他们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七十多人……我的任何一位同行想调查某位部长的事，或者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和总统约上时间见面。从他出道起，他就一直在讨这些人的欢心，甚至对那些向他泼过污水的人也是如此。他从不肯做任何改变，他是个喜欢把自己换位成记者的政治家。我做过那么多年的政治记者，在记忆中，我从没见过有别的人会像他这样与媒体打成一片。连尼古拉·萨科奇对记者都冷淡得多。这我绝对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