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蒋介石的较量

文 陈铁健

瞿秋白

1935年6月2日，蒋介石从武昌行营电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公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下达处决瞿秋白的密令。因为陈立夫派遣中统人员赴闽对瞿秋白劝降，才推迟了行刑时间。劝降失败后，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

这一年，瞿秋白36岁，比下令杀他的48岁的蒋介石小12岁。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显赫人物，在沧桑巨变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在生前死后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迥异的性格

瞿秋白与蒋介石的少年时代，生活环境不同，性格心理迥异。

蒋介石出生于盐商之家，童年家境富有，生活优裕。蒋介石曾说：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棒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性格的形成固然与其家境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深受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宁波乡帮文化的影响。宁波地区（包括宁波、奉化、慈溪、余姚、镇海、定海、舟山），居民多以渔盐为业，并外出经商。《康熙定海县志》云：“滨海之民，与海相习，其性轻生而嫉贫。”《宝庆四明志》则说：“滨海小民，业册罟舟楫之利，出没波涛间，变化如神，习使然也。”轻生嫉贫，变化如神，造就了这一带百姓的机智、果断、刚毅的性格，进取、开拓、冒险乃至投机的习性。这种精神气质极有利于从事变化莫测的商海经营乃至宦海搏击。蒋介石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中成长，受到这样社会习性的熏陶，无疑对其后来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蒋介石少年时代的顽劣习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褪去，但争胜好斗虽败不挫的性格，不仅未曾减弱，反而愈加增强。

瞿秋白在6岁之前家境尚好，官宦兼书香门第的家风对瞿秋白的童年影响至深。后因家道中落，贫困交加，瞿秋白自小学以后就逐渐变得沉默抑郁，他终日埋头读书，吸取各种文化知识。

1915年瞿秋白在中学最后一年未及毕业，便因家境恶化而停学。17岁的瞿秋白不得不到无锡谋得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以养家糊口。然而，小学教师那一点微薄的薪资对于8口之家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的母亲在债台高筑、一无所有的境况下自杀身亡。从此，一家星散飘零。悲惨的生活经历使得即使是处于“避世”状态的瞿秋白，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道路的思寻。清明时节，他对幼时的朋友说：“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瞿秋白正是带着这一人生难题走出家园，开始了他寻觅人生道路的旅程。

质言之，不同血缘和地缘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铸造了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而日后不同的教育又使他们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

思想的分野

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有时是在思想方面，有时是在政治方面。是否可以认为：蒋介石21岁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寻求中国富强之道；瞿秋白21岁考察俄国革命，探索救国之路，是他们两位人生道路上的思想转折点呢？

1908年，21岁的蒋介石在东京，进入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第11期，学习炮科，并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成绩平平，在62名毕业生中，蒋介石排名第55位。毕业后他转入驻新潟高田的日本陆军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肄习。半年后，升为上等兵直至回国。

蒋介石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外科学思想、经济学说和社会政治观念均了解不多。日本军校刻板的程式化的军事教育方式及浓厚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培育灌输给蒋介石的是日本军人所信奉的以绝对服从为主旨的武士道精神和强烈的军事思维方式。蒋介石投身反清革命营垒基本上是出于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他接受进化论学说的基础。但蒋介石的“弱肉强食”论和唯军事化思想没有延续多久，就逐渐认识到除军事外，政治、经济、文化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性。不过，对军事化思想行为的推崇、对社会实行军事式制控的倾向，始终与蒋介石相伴。蒋介石一生的思想行为都没有摆脱那种固执、专横、刻板、保守的倾向，守旧心理强化了他思想中的传统背景，并以超常的形式发挥着传统思想。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社会文化体系面临巨大转折的时代，蒋介石采取了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从沉默、困惑，到转而维护传统，进而批判新文化。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瞿秋白正在读中学。其时，学校和社会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日渐增多，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很快，这都促动瞿秋白思想的进步。1917年年初，瞿秋白短时就读于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同时，在黄陂表兄周均量家研习唐诗宋词，饱览黄老经典，通读四史通鉴。同年，瞿秋白来到北京，寄住堂兄家中，考入俄文专修馆攻读俄文，学习俄国文学，同时自学英语、法语、哲学、人文科学。在绝顶黑暗的社会，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催促着瞿秋白心灵的早熟。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但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此时，他所受的影响是庞杂多面的。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深入了这个青年学子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成为俄专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进入北京学联领导层。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爱国反帝民主运动。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的迫害使他亲身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开始认识到社会需要变革。为此，中国人必须寻求新的人生观和新的信仰，而对思想界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后来又转向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他先是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继而参与创办《人道》月刊，并担任主要撰稿者。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新社会是不会自己走来的。

五四运动（油画）

1920年秋，瞿秋白应北京《晨报》之邀，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他期望自己“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在俄国两年，以研究俄国新旧文化、考察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实验为目标。他逐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并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些学说。他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已“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1921年5月，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9月转为正式党员，属俄共（布）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在莫斯科的两年中，为中国读者采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使他成为俄国革命后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苏俄实况的新闻界先驱。他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以其严肃的、深刻的对于社会人生的思索，表现了他目光的高瞻、视野的广阔，抒发了他奋发、激昂、执着追求的心声，并进一步表达了他那极其富于文人风度和诗人气质的个性。

可以说，一个是以维护传统、徐图改良为职志的专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个是以改造传统使其新生再造为目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他们同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势将各逞身姿，各怀抱负，在合作与交锋中进一步展示他们的思想理念，直到走向各自的归宿。

合作与交锋

如果说21岁是蒋介石、瞿秋白各自在思想上的转折点，那么，1923年—1927年间可否说是蒋瞿两人在政治上从起步走向巅峰的转折期呢？

1923年8月，当瞿秋白从苏俄返抵中国半年之后，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完成孙中山交付的任务，俄方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给他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尽管已对苏俄抱有不信任感，蒋介石却不放弃联俄口号。他知道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本质上是利害关系，其相互利用的成份明显大于其观念上的一致性。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最初以事权不一百般推诿，甚至拂然而去。后经多方劝慰，始归任视事。黄埔军校不仅培养军官，而且募兵练兵。“校军”教导第一、二团，以后即成为蒋介石亲自掌握的嫡系武力。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刘杨之乱及商团叛乱，“校军”（后称“党军”）所向披靡，蒋介石也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军事强人，进而涉足政治，成为政治强人。

瞿秋白于1923年年初随中共领袖陈独秀从苏俄回到阔别两年多的中国。夏初，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改为季刊，以瞿秋白为主编，他同时主编《前锋》，参与编辑《向导》，并成为这三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写了大量文章和译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成为中共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6月，瞿秋白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年底，他担任苏俄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译员，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随后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7月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其政治地位已在蒋介石之上。

国民党改组虽由孙中山主持，但实际指挥者是苏俄代表鲍罗廷。国民党改组的模式以俄共（布）为蓝本。苏俄和共产国际支持或“利用”东方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摆脱列强对它的压力，以保存自己。它力图在远东各国民众中造成激进的反帝倾向，推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以此削弱帝国主义力量。但国民党并不就是孙中山，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内核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远较与苏俄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要多得多。对于中国革命中的反帝是否比反军阀更重要，国民党人的认识大异其趣。当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时，他所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实际上与他貌合神离。

共产国际深知，推动中国走上反帝道路，仅靠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不够的，必须使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的支持者，并对国民党上层决策施以影响，力争把国民党变成工农政党。这一做法引起了国民党人的极大不满。孙中山力排众议，指出，容共本意在联俄求得俄援，以三民主义包容共产主义，使共产党人成为三民主义者；同时，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在吸纳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同时，又安排一批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甚至反对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在批评反对容共者的同时，又不满共产党人试图吸纳国民党人加入中共、破坏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威信。

性质不同，思维迥异，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必将走向纷争。中共在国民党人谢持、张继等一再“弹劾”攻击之后，决定针锋相对予以反击。1924年8月，瞿秋白与鲍罗廷一起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谴责右派。会议的决议再度肯定孙中山容共政策，决定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协商共产党的有关活动。鲍罗廷、瞿秋白在未向中共中央报告的情况下同意这一决议，引起中共中央陈独秀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指责。瞿秋白因此被撤销鲍罗廷助手职务并被调回上海，但并未影响他在1925年年初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五人领导成员之一。

1925年3月，孙中山突然逝世，国民党一时群龙无首。鲍罗廷以政治顾问的身份扶植一时对苏示好的汪精卫成为最高政治领袖，并借廖仲恺被刺案排除胡汉民等，使得地位不高、虽对苏俄心存隔膜但表面上与苏俄顾问过从甚密的蒋介石取得军事大权，从而安排了国民党的上层权力结构。此时，蒋介石自视为孙中山遗命的执行人，对于以取得苏俄援助为目的的联共联俄政策尚能维持。随后在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兴风作浪之际，鲍罗廷、陈独秀、瞿秋白等软硬兼施，使左派暂时占得上风，并在国民党二大上增加了中共党人的领导职位，从而控制了国民党的几乎全部实际工作。蒋介石第一军三个师中两个师的党代表、九个团中七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

中共中央自五卅运动后认识到军队和政权的作用，并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开始在北方国民军和南方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共产党秘密组织，掌握军中政治工作。国民党的将军们不管革命与否，都不能容忍自己军队出现诸如左右派之类的派别斗争或阶级斗争。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借中山舰调动事件发动不流血政变，并通过《党务整理案》把中共党人从军队和国民党高层中排除。至北伐出师，蒋介石已身兼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起以他为核心的军事集权体系。

当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陈独秀著文反对。瞿秋白于1926年8月到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广州实地考察中，他已深感蒋介石权力膨胀危及革命。他写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针对陈独秀反对北伐和蒋介石借北伐扩张势力的现状，指出蒋介石建立“新式的军事专政”的危险性，共产党人争取革命及其武装领导权的必要性。9月，瞿秋白自穗返沪，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

无庸讳言，蒋介石身处国民党左派、右派、共产党及苏俄顾问等各种政治力量交错复杂的环境中，对于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进程中必将出现的矛盾和斗争有相当敏锐的预察。蒋介石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对内巩固中派与右派的联合，不断瓦解左派营垒，联络城市工商资本家并设法获取他们的资助；对外则保持对驻华各国机构的交往，不断向列强示以温和的姿态，逐步取得列强的信任，从而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和左派，以暂时妥协结束列强的纷争，换取列强助其反共上台。可以说，这正是蒋介石作为“中派”（实为右派）政治家的特征。

南昌起义

蒋介石“清党”、汪精卫“分共”，国共联盟彻底破裂，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中，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指定瞿秋白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并主持中央工作。这样，以蒋介石为统帅的国民党为一方，以瞿秋白为统帅的共产党为一方，在中国大地上壁垒森严，刀兵相见，展开了拼死厮杀。这既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也是瞿秋白、蒋介石这一文一武两个对立政治人物之间的较量。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为挽救濒危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做为一介书生，他缺乏实践经验，这些弱点使他领导中国革命显得力不从心，犯了左倾盲动错误。

在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不足一年后，瞿秋白升而复降，此后逐渐淡出中共领导层。而此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地位却愈加巩固。1935年，瞿秋白被捕，蒋介石密令就地处决，瞿秋白高呼共产主义万岁后从容赴死。瞿秋白和蒋介石的较量至此终结。可国共之间，究竟谁是强者？这一悬念，1949年已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回答。1975年，即瞿秋白殉难40年后，蒋介石在台北去世，他的“反攻复国”之梦也随之破灭，而此时的中国已是瞿秋白期望的理想世界。

历史如此反复和曲折，但历史又是不可以人为逆转的。这，就是历史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