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现实主义叙述下的理想主义者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一个个历史人物马不停蹄地登场，一个个历史事件左右着历史的进程。这段历史是丰满的也是凝重的，充满着细腻和繁复。就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纷乱的历史背景下，电影《革命者》将镜头对准了李大钊，来吸引后人凝视的目光。

《革命者》没有采用常规的人物传记片拍摄手法，而是使用了多个主观视角并联的结构，把多个视角的回忆片段，高度浓缩在李大钊去世前的38个小时里。影片从1916年至1927年之间选取了多个点，一边是行刑前的倒计时，一边闪回与李大钊有过交集的家人、敌人、工人、农民、学生……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穿插着展现李大钊的不同形象。可以说，在这“倒计时”一般的回顾里，观众看见了百年之前李大钊的一生。

镜头下的革命者

影片的开始，镜头在全景与近景间交替转换：刻有“李夫人”和“李先生”字样的两座坟头前，一群人恭恭敬敬鞠完三鞠躬，挖掘机和起重机将墓底的石碑挖出。特写镜头下，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次子李光华和小儿子李欣华轻轻刷去碑面上的泥土，使父亲的墓碑终于结束了自白色恐怖以来尘封地底的悲惨境遇。镜头继续拉进，苍老的手握着毛笔，沾满红色颜料，一笔一划逐渐填满“李大钊”三个褪色的大字——这是画面中唯一的一抹亮色，红色颜料水随着凹槽缓缓流下，同周围黑白主色调发生强烈的冲突，也使镜头内有限的空间散发出沉重又绚丽的深意：革命者李大钊生于19世纪末黑暗的旧中国，但他却将自己短暂的一生活成“一颗红色的太阳”，迸发着理性与启蒙的精神光芒，指引有志的中国青年找到一条属于国人自己的救亡图存的道路。

缓缓地，镜头将那个年代的大幕拉开，正式回顾起这位革命者的人生。可是，画面的色调还是阴暗的，因为李大钊当时所处的地方就是阴暗的：这位北大教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彼时身陷囹圄。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他的两条腿因为受过拷打，无法再自如行动，只能任由狱警拖去审讯室。他的生命仅剩下最后38个小时。

室外也是阴冷灰暗的光景：李大钊妻子赵纫兰抱着年幼的孩子，被粗鲁地赶出了监狱，无权探视;外面的学生、工人举着横幅声援，但被漆黑色的高大铁门牢牢挡住。连社会都是阴暗的：当时的中国，外国人可以随意处置中国最底层的劳工群体，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剥削。于是，混乱和不安的社会秩序导致越来越多的百姓变成乞丐。有血性的学生组织在一起上街示威游行，想激起当局的重视，可最后等到的却是部队的血腥屠杀和镇压，这种暴力行径甚至蔓延到共产党员身上，不少共产党人相继被国民党暗杀。

尽管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阴郁，却正是因为有李大钊的存在而并不黯淡。导演巧妙地以李大钊生前最后时刻的回忆作切入点，运用交叉或平行的蒙太奇电影手法，以主人公的主观视角构建起平行并联的片段化叙事结构，展示了一位革命者的形象。

李大钊是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不管是李大钊从日本回国时，在码头对着工人发出“头上的辫子剪了，心里的辫子剪了吗”的灵魂拷问，还是对劳工发表的动情演说，这些细节都在映射，他在旧秩序里辗转、找寻、怒号，是对全新国家、全新秩序的呼唤。对于那些工人、农民、底层挣扎的民众，李大钊是引路人，他以最直白的语言讲述着浅显的道理：“一个劳工的生命居然抵不过一头骡子！”他告诉这些劳苦大众，人是有尊严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李大钊为了矿工的利益，为了一个被残杀的报童，为了千千万万民众，走在了抗议队伍的最前列，让资本家、外国势力、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他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官员们眼中的威胁，因为他靠着一支笔和一张嘴便可以煽动起民众的觉悟和激情，他甚至能在国民党的一大上重新定义“三民主义”，认为，“民生”才是“三民主义”的根本，民不聊生就谈不上民族和民权。

影片里，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影响着无数的青年人，在澡堂与李大钊相遇的李庆天就深受其影响，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冒死潜入狱中，希望救出李大钊。不曾想，李大钊却不肯随他走出牢笼。对李大钊而言，如果能用生命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让革命的步伐再向前一步，他死而无憾。电影的最后，绞刑架准备完成，李大钊依旧一席长衫，带着一份旧世界的儒雅，他踩碎了自己的眼镜，这个混浊而丑恶的现实他不用再看了……

历史中的普通人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牺牲，年仅38岁。他为党奋斗了不足6年，所以研究他的资料不多，汇集起来也不过薄薄的几页纸。所以如何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将这样一位革命先辈的形象搬上银幕，让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穿越百年，与当代观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革命者》为此做出了尝试。电影将李大钊的轮廓放置在历史的大镜框中，用碎片式的镜头作为情感焊接，最终让他的形象更丰满、更鲜活。这些碎片串联起的回忆来自那些与李大钊朝夕相处的战友、学生、家人，来自历史变革中的风云人物、不同阵营的对手，甚至是只有匆匆一面的过客……在他们眼中、心中、情感的碰撞中，李大钊的形象血肉丰满，他不只是革命的播种者，更是充满烟火气的普通人。

影片通过闪回方式，让李大钊在狱中回忆过往，将儒雅的学者，坚定的革命者，深爱妻儿的丈夫、父亲形象缓缓地展现出来。他是一个读书人，问报童阿晨拿书的时候，他先问有没有洗手，是对书的尊重。他是一名普通的教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看着在自己面前流血死去的学生，落魄呆滞。见到妻子后，他才敢靠在对方的肩头失声痛哭，宣泄内心的愧疚;他是一名父亲也是一名丈夫，他弹琴带着妻儿唱国际歌，坐在躺椅上教女儿读书，一笔带过的画面虽只有寥寥几个镜头，透着的是温馨和慈爱。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挚友，他跟陈独秀是革命知己，请吃饭、接出牢狱，护送出京，既能在危难时刻雪中送炭，又能于国家危亡之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跟毛泽东，是前辈对后辈的提携，认识不久，就一起爬景山，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尽皆告知。

除了毛泽东、陈独秀等历史人物，《革命者》也增加了“平民视角”，比如李大钊在田里与农民们一起耕作，在澡堂与乞丐们玩闹，行刑前还和剃头师傅开玩笑。这些温馨的辅线剧情，在李大钊的革命情怀与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光影的艺术桥梁，拉近了他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先驱与我们普通观众的距离。谈及影片的人物塑造，导演徐展雄说：“我们真正想要告诉观众的是，他们是伟大的革命者，他们可能都活在你们的历史课本里，但他们同样是和你一样的‘人。”

他者视角、碎片化记忆，拼接起革命者短暂但光辉的一生，也串联起现代观众的情感连接，点燃了现代观众心中的澎湃激情。《革命者》中的李大钊没有大段的独角戏，他的形象就是通过一个个平实的细节，一次次深入工农群众中被一点点刻画出来的。影片中，令不少观众触动的一幕，是李大钊在牢狱里的一个侧影：他缓缓转过身，背身翘着腿坐在椅子上，头发纷乱，一束光从头顶照下来，逆光映出他的轮廓，神态平静从容。一切既真实又梦幻，既残酷又浪漫，让我们不得不钦佩他在百年前就能感受到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美好，并愿为之而奋斗一生。

《革命者》能引发大家共鸣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捕捉到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烟火气”，他们可能有着独特的个性、也曾对未来感到迷茫、经历脆弱的时刻。李大钊曾在文章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但也正因为这些平凡和“可爱”之处，才更凸显他身为革命者的伟大。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之光明”。这是电影片尾曲中节选李大钊先生所著文章《青春》的词句。在歌声中，11岁的少年兴奋地喊道：“我要去远方了，我想干大事，想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一极具浪漫色彩的蒙太奇手法，为革命先驱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架慷慨就义的悲壮结局，做了一个明亮的艺术反转。

这个少年是李大钊，也是千千万万中华民族青春少年之光明的未来。而这恰恰是背黑暗而向光明的革命者——李大釗终身为之奋斗乃至流血牺牲的目标，那就是“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