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着》到《小时代》，文学改编电影变迁

张颖

35年前的一个下午，冯小刚第一次见到王朔，几杯酒下肚，两人成了朋友。

王朔带着冯小刚走上了创作的道路，之后有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两部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后来，拿着王朔的小说，冯小刚拍出《甲方乙方》，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也拉开了内地影史贺岁档的大幕。

搭着王朔，冯小刚又认识了刘震云，并把他的作品改编成了《一地鸡毛》《手机》和《一九四二》。在这之后，冯小刚坐稳了中国导演第一梯队。

“文学是大树，电影是果实。”2012年《一九四二》上映的上影节论坛上，冯小刚说。

但短短几年，这颗果实就变了味道。郭敬明、饶雪漫、张嘉佳等青春伤痛文学、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一边收获滔天的骂声，一边疯狂吸金。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正在逐渐被重新定义。

“也有很多作家写得很好，只是没有被看见。为什么没有被看见？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去看它，你看到了一个能让你挣钱的东西、很决能变现的东西。”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电影《刺杀小说家》上映后，他谈了谈自己对当下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理解。

“电影和文学本来是兄弟，现在这两个兄弟住得越来越远了，从这个街住到那个街去了，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了，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笨蛋才忠于原著”

不只冯小刚，張艺谋、陈凯歌在内的许多第五代导演，都是文学改编的受益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没多久的张艺谋读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后喜欢得不得了，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拍的电影。听说莫言在北京，当时还在西安体验生活的张艺谋生怕版权被人抢走，穿着一身农民的戏服赶到了北京。

莫言后来调侃，当时见到的张艺谋晒得黢黑，衣着破烂，像极了他们村生产队的队长，当场就决定把改编权交给他。张艺谋受宠若惊，彼时他还没什么名气，没想到莫言会这么信任自己。

《红高粱》的拍摄过程并不容易，莫言全程参与。

剧作上，他们一起写了长达6万字的剧本，但拍的时候张艺谋的工作本删得只剩下2万字，张艺谋问他改编需要遵循什么原则，莫言说没有原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张艺谋不会种高粱，几百亩高粱地马上要废了的时候，又缠着莫言指导他怎么种高粱。

后来《红高粱》成了，在1998年的柏林拿了金熊奖，张艺谋在国际上一战而红，莫言的名字也跟着声名远扬。

1993年张艺谋看过余华的《活着》后，再次彻夜难免。他找到余华提出想做改编拍成电影，授权费两万五千元人民币来表诚意。在余华看来，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苏童的《妻妾成群》时，有四千块的授权费，当时苏童已经觉得“狠狠地敲了张艺谋一笔”。

《活着》在戛纳狂揽大奖，余华的书也跟着火了起来。虽然张艺谋的《活着》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但后来余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我也不会有意见。”

除了这几部作品外，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等数部电影都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其中不少成为了国产电影的佳作，而张艺谋也毫无疑问地成了文学改编“大户”。

陈凯歌的代表作改编自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但原作一开始并不是陈凯歌喜欢的作品，为了实现自己想要的表达，陈凯歌找来了编剧芦苇做大工程的改编，创造了影片故事家国情怀、民族伤痛的内核。《霸王别姬》被载入影史，陈凯歌也由此成为在国际上颇有威望的导演。

在之后的电影取材中，陈凯歌也用了阿城、史铁生、徐皓峰等作家的作品，口碑却没有延续下去。

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改编，往往是因为他们和原作者有着相同的历史记忆、对时代的关注和共鸣，在那些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里，他们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借此实现电影艺术上的成就。

相比之下，后来冯小刚的改编则显得更具商业化。作家王朔是冯小刚职业生涯的大贵人。经由郑晓龙推荐，冯小刚认识了偶像王朔，合作了几部被观众认可的电视剧之后，冯小刚的电影新作都表现平平，遭遇事业低谷期。

王朔的《你不是一个俗人》救了他，1997年，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甲方乙方》上映，三千万的票房让冯小刚的导演之路“起死回生”。

尽管两人由此开启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恩怨纠缠，但多年后合作的《非诚勿扰》依然大卖，“冯小刚×王朔”成为了票房的保障。

那个年代，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让一众导演名利双收，从文学这颗树上长出的电影果实，也哺育了一代电影人和观众。

从文字里找到财富密码

每年都有大量电影改编自文学作品，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为电影提供坚实的故事蓝本，既给电影剧本提供方便，也让创作者有了改编发挥的空间。

“文学改编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结构相对完整、主题相对清晰、人物相对立体的故事，而这也正是创作一个剧本最需要的部分。”一位电影编剧说。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导演们选择内容主题偏向严肃、宏大的文学作品，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严肃文学不再占据阅读的主导地位，故事的蓝本开始越来越多地向青春文学取材。

2003年，郭敬明的《幻城》出版后，获得文艺社科类图书销售排行榜前三名。次年，郭敬明成立了“岛”工作室，带着一批作家搞起了杂志。

随后，饶雪漫的《左耳》和“沙漏”系列接连问世，在《沙漏》出版的2007年，郭敬明把之前连载的《悲伤逆流成河》单独成书，登上了年度青春文学榜首。

如果说余华、莫言和王朔等作家笔下的文字是父辈们共同的记忆，那青春疼痛文学和网络文学则伴随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以郭敬明、饶雪漫和安妮宝贝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用华丽的辞藻、炙热的情感堆砌着90后们青春期的“文学堡垒”。

当这批读者慢慢长大，就成了青春文学改编电影的主要受众。2010年后，中国电影市场热闹繁荣、票房猛增，与青春文学强关联的青春片也成了最赚钱的生意之一。

2013年，由辛夷坞原作改编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6000万的小投资豪取7亿票房，低成本、短周期、高收益的商机被狂热的资本浪潮看到，有从业者感慨那个年代不知道投什么的时候就投青春片。

随后，九夜茴的《匆匆那年》被拍成电影，拿下近6亿的票房;饶雪漫的《左耳》也收获了近5亿的高票房;《何以笙箫默》《致青春》《微微一笑很倾城》等青春、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纷纷上映。在小成本赚大钱的生意下，这些低评分、烂口碑的影片也经历着观众们的吐槽和谩骂。

其中，掌握青春片财富密码后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郭敬明。

他把“小时代”系列拍成了四部电影，豆瓣评分始终没有超过5分，却依然能在一片骂声中高歌猛进，最终累计拿下了超17亿的票房。

史航在微博批评《小时代》，引发了郭敬明粉丝的不满，面对骂战，郭敬明说跟史航吵架的都是年轻人，“社会阅历啊、才华啊都没有你厉害，你是编剧本来就善于文字游戏，你用这個去羞辱他们、打击他们让别人去嘲笑他们，在道德上就不是什么得意的事情。”

把自己的作品拍成电影后同样“自信”的，还有张嘉佳。

在《摆渡人》上映期间，媒体问第一次拍电影的张嘉佳对于导演技艺上的东西有没有提前学习，张嘉佳答：“这么说吧，你跟王家卫一起喝酒喝了一两年下来，如果你还不会导演的话，你就是个笨蛋吧。”

张嘉佳说自己写《摆渡人》的剧本喝了几百瓶酒，被网友调侃喝的是假酒——经历了多部烂片后，观众对青春文学改编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尽管后来出现了《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等口碑不错的青春文学改编片，但观众已经无法轻易地信任这类题材了，有影评人曾提出质疑：“那些文字只是赚钱工具，能称之为文学吗？”

被忽视的文学

“文学像影像的哨兵。”

在去年厦门短片周的论坛上，编剧高临阳提出了他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理解，“早年间每次电影的革新都是基于文学基础，文学可以探讨更多形式、内容上的可能性，它更加自由，我认为文学走在电影之前，可以反过来帮助影像。”

但这种帮助，有时也会带来争议。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后，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同时，依然有不少刘慈欣原作粉表示对改编的不满;同期的《疯狂的外星人》也改编自刘慈欣作品，在社交媒体，不少原作的读者表示“影片和原作基本没什么关系了”。

电影剧本对文学作品改动的边界，一直是无法得出结论的问题。

除此之外，文学改编电影的难度还体现在通过影像去传达人物的心理活动。有编剧表示，越是精彩的小说越是有很多细节是无法直接用影像传达的，“而好的改编恰恰是要把文学中最不可言说的部分，用人物行动和叙事行进来呈现，通过影像让观众沉浸其中。”

在这一点上，如果电影创作者没有足够的技巧去传递文学作品里“不可言说”的部分，改编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电影市场在吹过了青春文学的大风后的几年，能被观众认可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并不多见。

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根据《女演员》《童子鸡》和《罗曼蒂克消亡史》三部小说改编，豆瓣评分7.7，在电影艺术性上，观众从评分上给出了认可的答案，但从商业的角度上并不成功，最终只收获了1.23亿的票房。

“在文学里有很多类型，有专门写精彩故事的，也有严肃讨论和形而上学的小说，而介于强文学性和故事性之间的东西，是对电影很有帮助的，”双雪涛曾表示，“中国电影很需要一些高质量的剧情片，在两者之间做对接。”

显然，当下能在两者之间做好连接的电影作品并不多。而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综艺、短视频等带来的冲击，让观众对于电影消费获得快感、刺激的追求，远胜于对文学性的追求。

当文学不再是大众最主要的精神需求，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或许也将更多地停留在迎合观众娱乐需求、追求票房成功的阶段。

今年上映的《刺杀小说家》卖了10个亿的票房，相比6亿多的成本，显然是赔钱的。原著作者双雪涛在回忆他2013年写这篇小说时，说自己当时因为总是被退稿、发表不顺利而怀着一腔愤懑，但在8年后电影上映，他从中看到了很少年感、理想主义的东西。

这些东西让他想起了当年那个充满“相信”和直接的自己，所以他感慨：“小说是有力量的，文学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