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退散，手机“崛起”：社会学者杨华眼中的乡土中国变迁

胡辰

自2007年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在10多个省市驻村调查超过800天，并将历次调查记录的随笔集结成《陌生的熟人》一书出版。在《陌生的熟人》出版之际，杨华接受专访，讲述了他在农村调查期间的观察与看法，以一个在地的深入的视角为我们描画了今天中国城市化的侧面景观。

他认为，过往的村庄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关系生产单位，赋予了农民情感、价值、荣誉等获得感体验。但在城镇化进程之中，原有较为固定且长期的系统被打破，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且这种陌生化随着80后、90后农民工回乡意愿的减弱而日益强化，在很多农村地区，连年夜饭也无法把家族聚齐了。村民的人际关系和精神世界都在发生变化，竞争攀比加剧——农村的竞争与城市不同，“是面对面的、在场的、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故而也非常激烈，对于落后者来说也是非常残酷的”。

走向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中国农村

问：费孝通曾提出“乡土中国”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村终将从乡土社会（礼俗社会和熟人社会）演变为城市社会（法理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但这两种状态可能都无法准确描述当今的中国农村，这是你提出“陌生的熟人”的出发点吗？

杨华：2000年以前中国农村虽然有青壮年外出务工，但属于少数，农民的生活面向在村庄内部，外出赚钱是为了更好地在村里生活。因此，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仍然保留完整，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讲究人情、面子、血缘、亲情等等，思维和行为的乡土特殊主义逻辑痕迹较重。

在2000年后，尤其是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过去被农业税束缚在土地上的青壮年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农民家庭劳动力分工从之前的夫妻性别分工转变为“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即年轻夫妇外出务工获取务工收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获取农业剩余。如果说第一代外出务工的60后、70后农民的逻辑还是回到农村生活和进行劳动力再生产，那么80后、90后新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目的很清晰，那就是离开农村、在城市定居生活。

以往我们所说的人情味实际是在村庄总体性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人们在密集交往中能够有人情、亲情、情感、价值、荣誉等获得感体验，但在今天，农民的社会关系从总体性社会关系向分割式社会关系转变，也就意味着熟人的陌生化。农民的利益关系脱离了村庄转而在务工单位构建，这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所在。在这里，他们与同事構建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关系主要又是竞争性关系。农民的情感关系也从村庄收缩到了家庭。即便是邻里关系、堂兄弟关系，也因为缺乏除人情之外的社会交往而变得不再熟悉，缺少共同的话题，交往就纯粹变成了为维系仪式性关系的差事，村庄里的人就变成了“陌生的熟人”。

问：《陌生的熟人》一书提到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指的是农村青年大量外出务工造成村庄主体缺失。这种“无主体”的状况在今天是怎样的？

杨华：这几年农村的“无主体”状况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过去外出务工农民工至少还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到村里来，农村过年还很热闹，包括集体放烟花、宗祠祭祖、湾村唱戏等仪式性活动还能开展起来，农民的各种社会交往也能持续。但调查发现，近年来农村过年也呈现出了“无主体”状态。

表层原因有两个：第一，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不仅自己在城镇过年，还将父母也带过去了。在城镇过年，既减少了他们的人情开支，也减轻了社会交往负担。第二，异地婚增多，越来越多的异地婚家庭会到女方娘家过年，这既打破了出嫁女不回娘家过年的传统习俗，也加剧了村庄的“无主体”状态，一些家族吃年夜饭人都聚不齐。

当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村庄社会关系的去总体性，年轻一辈对村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在乎，越来越能够逃离村庄社会关系的束缚，按照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关系行动。

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竞争激烈而残酷

问：不仅仅是在农村，我们也会听到城市居民在抱怨邻里之间越来越陌生，是否可以说半熟人社会化其实也发生在中国的城市里？

杨华：过去城市里的单位也具有较强的熟人社会特质，单位里的社会关系也是总体性的。单位里既有利益竞争也有情感交流、互帮互助，是典型的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于一体的共同体。但随着单位的解体或变革，城市里这种相互熟悉进而变得亲密的感觉不复存在，成为了几代人的记忆。

城市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单位楼栋变小区，居住在小区里的陌生人之间既无仪式关系，也无竞争关系，更无情感关系，同楼层的人偶尔才有点头之交。二是工作单位本身更多是利益竞争性关系，缺乏情感性关系和仪式性关系。单位剥离了过去的衣食住行医等福利后，无论是政府单位还是企事业单位，为了出绩效而增设备种项目激励单位员工，使得员工之间竞争性的一面越来越强，情感性的一面则越来越弱。

问：城市里的这种竞争压力很容易被发现，你书中也提到了农村中“自己人认同圈”的缩窄，农村社会似乎也以一套自己的逻辑在竞争？

杨华：在经典的熟人社会里，血缘地缘关系较强，村民之间竞争较少，或至少不能有台面上的竞争。在村庄层面也禁止仪式性的竞争，比如酒席人情这些方面不能有竞争，否则村庄就会乱套，就难以整合起来一致行动。

随着血缘地缘关系淡化或瓦解，村庄抑制搭便车、越轨者的能力减弱，农村家庭之间的竞争开始凸显出来。农民的竞争是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竞争，同时也是“自己人”的竞争。村庄熟人社会有信息透明、对称的特点，相互之间一丁点的差别都很容易被察觉，也容易激发为改变差距的比较和竞争。同一血缘地缘关系内部的“自己人”之间在起点上是平等的，甚至在血缘基因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彼此对于“不一样”就很敏感。相较于城市社会陌生人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竞争是面对面的、在场的、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故而也非常激烈，对于落后者来说也是非常残酷的。

问：你在书中指出，历史感和当地感是村民意义感的来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农民的基础价值，当年轻一代已经不将其视作必然的任务时，老一辈就会面对普遍的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你如何看待农村中发生的有关终极价值的转变？

杨华：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不问终极问题，但丧失了终极价值就会出现问题。农村生活中有两套价值体系，一套是社会性价值，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和竞争中获得的意义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面子问题。另一套是本体性价值，这是涉及到农民活着的终极意义的问题——在过去，这套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传宗接代和完成人生任务上。本体性价值对社会性价值有规范、制约和决定作用。

现在农村的问题在于，新一代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在转型或者说在丧失，而社会性价值凸显，也就是比较和竞争的一面加剧，农村竞争的标的包括酒席档次、人情礼金、建房买房、小孩读书、婚姻彩礼等，认为只有在这些方面胜过人家或者至少不差，才算是获得体面，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这些给每一个农民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农民没有了终极意义的追求之后，对社会性价值的追求就会被推向极端。

手机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活？

问：你在调研中对村民精神状态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杨华：当前农村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有精神压力的中年人，一类是负担不重的老年人。这两类人的精神状态都是较为积极健康的。

农村中年人的精神压力主要在于子代的婚姻问题。由于农村适婚性别比非常高，男女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极度不平等，农村婚姻的成本不断推高。在当前有些农村地区，年轻男子要结婚，不仅要建房或在城镇买房，还要准备高额彩礼，这些压力都集中到了中年的父代身上。对于父代而言，这种精神压力反过来也是动力。他们越是积极上进，家庭财富的积累就越多，他们的子代在婚姻市場上就越有竞争力。

所谓负担不重的老年人，是指那些完成了子代婚姻的人生任务、家庭债务已还完但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他们的年龄在六七十岁，能够自食其力，不需要子代赡养，甚至还能通过劳作为子代家庭输入资源。加上国家在养老、医保上给了农村老年人很好的保障，他们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因此他们生活较为自主、自由和悠闲。

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在《乡土中国再认识》中指出，乡土社会变迁导致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甚至有些畸形。当今农村的消费闲暇是缺乏主体性的、是外来的。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杨华：乡村生活的数字化给乡村带来巨大的影响。首先，农民的文化闲暇转向了手机，农村中老年人不仅普遍沉浸于小视频之中，还拍小视频上传，在村庄熟人圈子中传播，形成了新的网络社群。不仅老人看，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可以看到，一两岁的小孩都握着手机在看小视频，农村中小学生则主要是玩手机游戏。

其次，农民的消费生活转向了手机。过去认为五六十岁及以上农民的消费应该在本地零售市场，他们不会被电商围猎。他们确实很少用淘宝、京东，但他们知道拼多多。一件20块钱的花棉袄是本地赶集买不到的，小视频的视觉冲击以及足够便宜的网络购物也激发了老年农民的消费欲望。

最后，农民的社会认知来源于手机。农村年轻妇女对育婴、教育小孩的认知来源于小视频和公众号，所谓“科学育儿”成为新一代年轻女性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她们越来越多与传统育儿方式产生冲突，也就是与公婆产生冲突。

问：你在书中也提到，农村女性地位近年有所提高。以往围绕男性组成亲族关系和熟人生活的情况，越来越转变为由妇女按照自身的逻辑建构关系网络。你如何看待当今农村女性的角色和地位？

杨华：农村女性社会地位提升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女性地位提升最大的表现是，她们作为独立的人格主体参与社会交往，不仅主导了家庭的人情往来和关系网络构建，还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主导了村庄社会交往。在家庭参与村庄决策的过程中，无论年轻男子是否外出，妇女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场舞队向村委会提出修广场的需求建议，以及驱赶广场上的小摊小贩等。在家庭中，农村女性赡养、照看娘家父母也越来越成为趋势，出嫁女开始有分割娘家财产的权利。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年轻妇女的地位越来越高，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越来越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