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胸中有温情笔下有风霜

王莹

“你们真的不觉得这个时代太喧嚣了吗？喧嚣到我们无处可逃。可人的灵魂是喜欢独处的，不喜欢热闹和喧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梁晓声已经72岁了。创作40年，各类文字作品加起来超过1000万字，是当代作家中无可争议的高产作家。他的创作紧跟时代步伐，触及社会现状，他的笔尖定格时代面貌，直击灵魂深处。

知青梁晓声，笔触“北大荒”

1968年，高中毕业的梁晓声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战士”。从19岁，到26岁，他在北大荒度过了7年的知青岁月，这一时期给梁晓声带来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第一缕光。

在参加兵团文学培训班期间，他创作了小说《向导》，这成为他进入复旦大学就读的一块敲门砖。197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梁晓声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他开始正式从事文学创作。

复旦的大学生活改变了梁晓声的命运，但知青和知青的生活在他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当他提起笔创作时，“知青”就那样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纸上。

1982年，他以一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初登文坛，讲一群在北大荒的知青为屯垦“满盖荒原”而牺牲的故事，这篇小说很快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

1983年，《今夜有暴风雪》面世，它没有过分渲染现实的残酷，也没有一味地抒发悲情，而是以北大荒40万知识青年返城为切入点，真实再现了知青的生活。小说发表后反响强烈，评论界认为这部作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开拓出了新的境界，被视为“知青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王蒙评论：“《今夜有暴风雪》写出了知青的命运、悲喜、热情与血泪，……《今夜有暴风雪》一個极大的功绩就在于它为这些‘知青树了一块碑。”

1986年，一部描写了北大荒数十万知青回城以后在生活的洪流中如何为理想而奋斗拼搏、自强不息的长篇小说《雪城》在《十月》杂志上开始连载，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构成了知青题材小说“三部曲”，开创了“知青文学”的先河，梁晓声也成了“北大荒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

七年的知青生活成为梁晓声早期创作的基石，他用文学记录了知青的生活和命运，成为了历史存证。和一些反思意味浓厚的知青小说不同，他的作品既有冷峻深刻的反思，也有“青春无悔”的热情回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极其热情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

梁晓声在文学界发光发热的同时，他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被拍成影视作品，梁晓声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人世间，有一个梁晓声

当时间进入90年代，社会转型带动文学界也开始寻求新的土壤。此时的梁晓声在关注知青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同时，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书泉说，随着知青文学热潮的褪去，梁晓声不再仅仅沉浸于自己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性和温馨的情怀中，而是将此转化为对物化时代的严峻批判，对人性沦丧的灵魂的无情解剖。

梁晓声专注于生活中的百姓，也乐于琢磨百姓的生活。他写《父亲》这类情感题材，也写《人间烟火》揭露社会现实，还写《恐惧》《泯灭》审视人性善恶。他开始不止步于文学写作，杂文评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笔下，《中国生存启示录》《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扫描中国女性》……他用文字去记录社会的发展，记录时代的变迁。

梁晓声说自己有个心愿，就是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于是，2010年开始构思、2013年开始写作、前后创作共用了八年的《人世间》在2017年年底问世，这次，以写知青起家的他，不再指向某个单一的社会阶层和某一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芸芸众生。

一座北方省会城市，五口人的周氏普通家庭，十几位平民子弟的人生，在梁晓声的笔下跌宕起伏，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10年代，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展现了近50年中国的百姓生活和时代发展。

可以说，《人世间》是梁晓声对自己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在作者构建的人世间的生活场景里，人们读到了个人的成长、草根青年的奋斗，读到了婚姻、家庭的维系与经营，读到了家族的衰败与延续，读到了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读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亲疏远近，读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

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人世间》体现出了深厚宽广的忧患和悲悯，这是梁晓声的人间情怀。文字中作者对普通百姓的关怀溢于言表，在时代大潮中，平民百姓如何改变人生和命运、如何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作者最为关切的。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文学评论家李师东评价：“《人世间》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梁晓声说，《人世间》是他文学生涯所有长篇作品中写得最累的一部。这部115万字，上、中、下三卷本的书是梁晓声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他不用电脑，而是用笔和稿纸。“我是个老派的人，到今天还是一个字一格一格地用稿纸手写。写到最后，我只能用铅笔在A4纸上写了，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谈及《人世间》，梁晓声笑称它是一部“背对市场”的作品。“有人问我四十多万字一本，一写还写了三本。在一个视听时代，人们会有时间读吗？但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对于我来说，《人世间》是我对家乡的文学汇报，是对家乡50年历史做一个小结，最主要的，我要用笔来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画一组群像，在书中呈现出我所熟悉的哈尔滨人的样子：豪爽、仁义。”

2019年，70岁的梁晓声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这本被认为在2018年“不够热”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我这50年文学创作生涯中所获得的最高奖项，但我是用一颗平常心对待的。可以说这部获奖作品《人世间》，是我的一个情结，是向现实主义致敬的一种写作，也是向民间生活的一种致敬，更是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梁晓声在采访中说道。

如果注定平凡，我们该怎么办？

2020年，在《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梁晓声又用《我和我的命》为新时代献礼。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不仅写出了力透纸背的世道人心，也写出了每个人无法推卸的责任所系，更写出了在残酷的命运之外那些温暖与平凡的美好。

《我和我的命》是梁晓声在疫情期间完成的，但提及这本书的构思，梁晓声表示“早就有了想法”。梁晓声关注社会现实，也关注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沉浮。20世纪90年代中期，梁晓声曾写过一篇《扫描中国女性》的文章，他回忆到，“记得其中有两句话说，如果有上苍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它似乎有意识地、分批次地让某些贫困家庭选送出责任的种子，当这些子女长大之后就成为这个家庭的责任成员，他们能撑起那样一些贫困家庭的屋顶。”

他在文章中谈到五、六十年代的女性，谈到她们的生活、挣扎、游走在家庭和生活之间的无奈，但他没有继续往下写，他认为“后来中国女性所能从事的工作一下子变得很多，我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

2000年，一份读者的来信重新给了梁晓声提筆的冲动，他在采访中说道，“2000年前后，有一个读者给我来信，说她的小姨就是这样的女孩，最早离开贫困农村到深圳打工，不但把几个姐姐的孩子都在深圳安排了工作，村里张家的、李家的到深圳都会找她，她租的那个小房子非常像某村的办事处……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要写一下这样的人物……文学画廊中也应该有这样一些人物，写《人世间》的时候这个想法我也没有放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心结。”

时隔二十多年，梁晓声再次提笔接续女性话题，家庭对女性的羁绊仍体现在字里行间。在《我和我的命》中，主人公从被父母抛弃、知识分子家庭收养到养母去世、养父再婚，再到姐姐姐夫的亲情绑架，最终导致主人公退学、到深圳谋生的悲剧结果。令人愤懑的是，原生家庭对她的捆绑从未停止，她在愤怒、无奈的同时收获了爱情、友情，同时也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梁晓声用“你信命吗？原生家庭是‘命吗？血缘亲情是‘命吗？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如果注定一生平凡，我们该怎么办？”的反问喊出了对命运不公的愤懑，喊出了生而平凡的无奈，也喊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抗争。

梁晓声认为，80后与父辈一样，有能力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这是这部小说的立足点，也是梁晓声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我想通过这本书，写平凡的人，写他们的价值所在。”他说，“我们身边有一些平凡的人，他们在努力地生活，他们在某一些时刻，做了一些伟大的事情。这值得被记录。”

梁晓声的笔下不仅有“我”还有“我们”，他笔下的“我”代表着那个年代许多这样肩负起家庭的、家族的人的身影，“我们”成为一个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更是女性从软弱走向坚强的经历者。梁晓声用文字提醒新时代的女性：无论女性在家庭成长和社会成长中遇到什么障碍，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尊严，不要忘了责任。评论家刘琼说，“梁晓声虽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他至少给予了女性最大的尊重，他肯定女性的奋斗，肯定女性的独立自主和坚强勇敢”。

梁晓声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独立于社会存在，人类社会所要维持的一种恒定的价值观，其中一条一定是要锲而不舍地、真诚地、有说服力地来肯定普通人、平凡者的社会存在作用。我认为，追求体现着一种自信，放弃也同样体现着一种自信，不懂得适时而放弃的人，其实是没有活明白的人，文化给我们一种好处就在于适时地提醒我们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思考退一步海阔天空。”

四十年前，他用“知青文学”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打开方式;四十年后，他用文字记录着普通人的不普通。四十年间，他用大视野看待这个世界，用他独特的视角展现平凡的价值。他一直追随这个时代、反馈这个时代，但他却“只想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用自己的笔，写形形色色的人，给更多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