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春：纪实摄影也是“人学”

王环环

2021年3月13日上午6点零8分，中国著名摄影家、北京公益摄影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福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从事摄影的四十多年来，王福春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拍摄过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高铁动车，记录了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这里面有铁路的变化，也有人的变化。好友鲍昆说，王福春是世界上第一位以火车空间为主题进行大规模记录反映的摄影师，他的火车生活摄影在世界摄影史上没有前例，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但记录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独特的火车文化生活，让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永远记住了自己的生命过程，也让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看到了非常有特色的中国文化。”

镜头记录时代

1943年，王福春出生于黑龙江绥化。由于父母早逝，王福春自小便跟着在铁路工作的哥哥长大。

1965年，王福春在学校应征入伍，在部队负责宣传工作。5年后，他从部队复员回到哈尔滨，又做了几年车辆钳工。因为喜欢写写画画，王福春被调到工会当宣传千事。在这里，王福春第一次接触了相机，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拍照片，并陆陆续续在铁路报社发稿。

开始拍火车是在1977年左右，那时候只有报社、企业做宣传工作才会用到相机，普通百姓最多拍摄纪念照，平常很少能接触到摄影。铁路职工的身份给予了王福春拍摄的机会，由于经常有宣传任务，所以他常带着相机坐火车拍摄。

那是一个铁路飞速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加速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大规模的务工人潮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留恋，登上了火车，每趟车上都载着数不清、讲不完的故事。在这里，王福春慢慢找到了自己拍摄的方向——“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一拍，就是四十多年。

在此期间，王福春几乎“住”在了火车上，最多的一年他坐了150趟。有时候在北方上车，外面还飘着雪，睡了一觉到了南方，到处春暖花开。

他还差点为摄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一趟从哈尔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王福春想去另一节车厢，却被卡在满满当当的乘客中。他从车上下来，想从站台走去另一节车厢，不料还没上车，火车便开动了。“摄影包还在车上，镜头胶卷都在里面”，脑子里闪过这一念头时，王福春已本能地抓住车门栏杆的把手，身体就这样随着火车加速飘了起来。所幸，列车员和几名旅客及时把王福春拽上了车。

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高铁动车，王福舂的镜头记录了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自皮车的演变。这里面有铁路的变化，也有人的变化。

绿皮火车时代，运行时间长，空间小，乘客的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彼此之间的身体和情感也格外亲密。王福春形容他们是“下车了各奔东西，在车上就是一家人”。那时的火车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小社会，王福春记录下的是这个“狭小空间里，中国人独特的生存之道”。

拍摄途中，困难与感动同在。王福春曾在一次专访中讲述了一个令他久久难以忘怀的故事：

“1987年大兴安岭着火的时候，我正在火车上，当时我在那边拍了四天四夜，从大兴安岭返回时，我看到车里有很多受灾的群众。医生给送医送药，铁路职工给送饭，车厢里都是大包小包，大家互相慰藉、互相扶持。

我碰到一个母亲带着儿媳妇，听说大火前一天儿媳刚生完孩子，着火后她们抱着孩子跑出来，什么东西都没带。我便找餐车主任做了荷包蛋、面条送去，还把自己的一件军大衣送给了她们。这些年我心脏不好，一直随身带着药，所以拍摄途中，遇到突发相关疾病的，我经常会把自己的药拿出来。

不管到了哪里，只要遇见需要帮助的人，我总想献出一点爱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可能也与我自己苦孩子出身的遭遇有关，那些身处困境中的人总会刺痛我的心，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始终相信只有有良心、良知、爱心的摄影师，才能拍出好照片来。”

摄影也是“人学”

《火车上的中国人》是王福春一生的积累，也是他最为成熟和系统的摄影作品。四十余年的拍摄，王福春积累了20多万张胶片和40多万张数码照片。

2014年，王福春凭借《火车上的中国人》被评为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30位摄影师之一。只要提到中国摄影，王福春和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拍摄四十多年来，对于摄影，王福春有着一套自己的心得体晤。尤记得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上学的时候，有老师说文学是一种“人学”，王富春觉得，摄影也是一种“人学”，“摄影师要有文学家的思想、哲学家的思辨、美学家的愉悦和漫画家的幽默。只有做一个全才，把这些都融入你的照片里，作品才会有看点。”

王福春认为，纪实摄影记录的是生活，留住的是历史，真实是生命，思想是灵魂。它会随着时间的沉淀，越来越有品头，有味道。同时，因为其记录现实的特性，让纪实摄影作品有了不可复制性。“结合我自己的作品来看，因为我过去画画，尤其喜欢画漫画，所以我把美术元素融到作品里，形成了我的一种摄影风格。很多人看了我的照片，会发现有一些画面含着幽默、搞笑，这让我的纪实作品也显得更加生动有趣味。”王福春曾如是说道。

在他看来，好作品需要摄影师的阅历、学识和修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阅历要比学识更重要。对此，他常劝诫年轻人一定要去体味生活、感悟生活。他强调：“尤其是纪实摄影，需要的是日积月累，长期坚守和关注十分重要。”

黄庆军在第一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上与王福春结识。那是1992年，摄影异常火爆的年代。他被王福春的作品感染了，尤记得一组矿工的照片中对眼神的刻画。很快他就拜王福春為师，学习摄影。

当时黄庆军刚接触摄影不久，还羞于在街头拍摄陌生人。王福春一再强调，“要把镜头对准人，照片才能有力量。”

这一“关注人”的理念直接影响到黄庆军后来的创作，比如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家当》系列——用16年的时间为102户中国家庭拍摄特殊的“全家福”，每户人家都将自己的家当全部搬到家门口的空地上，与自己的家产合影。

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高度赞誉这组作品，称它“为观看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2003年的平遥摄影节上，鲍昆第一次见到了王福春，彼时王福春已经因为《火车上的中国人》名声大振，却异常低调。“福春让我特别尊重的就是他的本分——不走江湖，也从不带有目的性地经营社会关系，这点非常难得。在热热闹闹的饭局上，几乎见不到他，但他人缘还特别好。”鲍昆记得，王福春那个时期每年在平遥摄影节上有作品展出，大家都去捧场，他就守在自己的展场，招呼来宾，自己亲自导览，那是他“最热闹”的时刻。

后来鲍昆给王福春策划过一个展览，他一直心怀感激，坚持要送照片，鲍昆就挑了两张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王福春亲自在暗房冲洗出来，签上名，送到鲍昆家，这两幅照片至今挂在走廊显眼的位置，鲍昆每天都可以看到。

“福春的作品最吸引我的就是有内涵，有味道。他拍的是人不是事，因为涉及到人，与之相伴的文化、性格、生命感这些复杂的东西就会流露出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构图、动作能概括的。”鲍昆说。

“非常精致和震撼”，在见过王福春手工放大的24英寸黑白银盐照片后，策展人、映画廊艺术总监、王福春的好友那日松感叹道。但这幅带有签名和限量版数的作品并没有在市场销售，“王老师不太在乎作品销售的事，他的欲望不高，感觉永远都是快乐的，对生活和朋友充满了感恩和爱护。”那日松说。

听闻好友去世的消息，那日松感慨道：“王福春去世，我看到不仅仅是摄影界，在全社会也引起了很多反响，甚至上了‘热搜。这说明摄影本身的纪实功能、所体现出的巨大社会意义，还是被公众认可的。从摄影收藏的角度讲，王福春的照片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被公认是‘摄影史上无法绕过的。”

四十多年里，时代在发生巨变，但王福春似乎从未改变：想准了，就一条路跑到黑;够吃够喝，做一生最喜欢的事。

王福春把“生活中的中国人”叫做“火车下的中国人”。“火车上是个小社会，火车下这个大社会展现的事情更多。这里面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来源于我的工作，单位技术大练兵、工人上夜校学习等我都拍到了，现在一看，珍贵极了。”“我这一生就专注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坚持摄影。”一次专访中，王福春坦言，虽然这期间自己也拍过风光，比如雪乡，但后来他把这些都抛弃了。因为他坚定地知道那不属于自己，再拍风光就削弱自己的主題了。“做摄影，专题很重要，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路。有些人拍纪实摄影，看到路‘黑就回头了，我是一条路走到‘黑，而且还要冲破黑暗，这才看到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