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构新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话语——评杨立元《世纪之交语境中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苗雨时

潜思微探

创构新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话语
——评杨立元《世纪之交语境中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苗雨时

杨立元先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的理论专著《世纪之交语境中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是一部对当今文学发展极为适时的、颇具创见的学术成果。

以刘醒龙和河北“三驾马车”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此前并无理论的张扬，然而在多样文学的繁杂的角逐中，却于不经意间悄然崛起，并迅速地填充了人们的某种审美需求，拓展出一片崭新的文学空间。这些作家们，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当下的话语立场，切入转型期的艰难而苦涩的社会现实，在深刻的理性中，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结合起来，把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与个人主体的生存状态融汇成统一的现代文学话语场，从而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局面，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波。对这种文学潮流的追踪与理论探讨，无疑是有艺术良知的评论家所义不容辞的艺术责任，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杨立元一直关注和跟踪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状况和走势，写过一系列的论著，或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或作为著作出书，如《现实主义不会迷失理想》、《与新的山乡共脉动》、《“三驾马车”论》等。而《世纪之交语境中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这部专著，则是对于新现实主义小说更为全面、深入和总体性的把握和研究。它以创造性的学术思维和宏阔的批评视野，对新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较为完备的理论解说、科学命名和体系建构，从整体上厘清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特点和基本走势，并确认了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外在与内在的必然性。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为它奠定了土壤，人们迫切要认识自身生存境况的审美需求为它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于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经历了一段自身反省之后，在驳杂而混乱的文化形态中突然起步，冲破了“先锋文学”的凌空蹈虚和“婿俗文学”的粗鄙浅表，而在对现实的急切关注中找到自己重兴的生长点，实现了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新契合，因而以全新的艺术形式，给人们以一种心灵的震撼和审美的惊喜。

这部专著，在此种体认的基础上，坚持理性观照与文学实践相结合，并于两者的互动中生成自己的论断。它既有现象学的描述，又有先导性的理论探讨，因而发现、提练和概括出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特征和美学新质。当然新现实主义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再造，那么，它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是对“现实”的认知。任何文学流派都面临着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根本问题，如何看待这种关系规约着它们不同的艺术表现。对现实主义来说，更是如此。然而，这里有个关键性前提，那就是对“现实”的具体认定。新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现实，不同于“改革文学”带有理想色彩然而急功近利地以政治观念对生活简单化了的意识形态切割，也不同于“新写实”小说把人生看作庸常、卑俗、烦琐然而无奈的一片灰色风景，而是指社会转型期的人的生存的真实境遇。他们认为，“现实”是纳入历史转折进程中人与人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价值取向的相互纠缠与渗透，是时代的各种因素，物质与精神，利欲与道德，感性与理性，结束与开始，上升与下沉等的以改革为轴心的对立、冲实、交叉、互补所形成的动态的“历史结构”和立体的社会力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真实生活，正是此种生活现实激发了他们富有责任感的写作动机。他们不仅做见证人、记录者，而且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急切焦灼的心情深入现实之中，以冷峻而紧张的思考，探寻时代更移的走势，“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理解和表现”，使人们有可能认识自己的活动，即认识历史和自身。因此，他们的创作赋予了现实主义与社会历史同构顺应的更加包容、深邃的尺度和更加开阔、多层的艺术天地。从而使新现实主义小说具有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新异的真实性的审美品格。

其次是人文话语的现代阐释。文学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人文主义最初产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表现为以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肯定来反抗神权对人权的压抑，此后汇成了西方文学中奔涌不息的人道主义思潮。而在中国，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中经40年代和建国后十七年，直到新时期，文学中流贯的人文关怀，由反封建的“个性自由”的张扬，到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再至人的重新发现、人的个人主体性的肯定，走过了曲折然而一脉相承的历史演化过程。而20世纪末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因为它处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在这种语境下，由于奔涌而至的市场经济的大潮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各种机制在重新整合中的失衡，乃至失序，而在人们的精神里，所造成的旧的观念的轰毁和新的价值观念建立时的紊乱与迷失，使人陷入人生的焦虑和困惑，所以面对这种现实，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所托举的人文旗帜，其精神要义就有了新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规定性：既有对群体命运的关注，又有对个人生存困境的体察；既有对人性的深层叩问，又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寻绎；现实的关怀中蕴含着终极目标，当下的沉沦里挺立着悲悯的救赎……“分享艰难”，新现实主义的这一创作观，把作家主体与人民主体在文学的人的本位中融通起来，把公共话语与个人写作聚焦在历史转折的困顿里而延伸进人的哲学的深广的精神领域。这一创作观明显地昭示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人文话语所包含的浩博的人类情愫和所肩负的社会历史的道义责任。

第三是批判的新理性主义精神。批判理性主义是现实主义与生俱来的审美思维向度，是现实主义的题内应有之义。然而传统的理性批判精神多用在否定的意义上，这当然有其“革命”的价值，但就批判对象历史发展的承继关系来说，却缺乏辩证的思考和理解。特别是当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纠结的现实，简单的二值判断就无从把握。而新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对于这种现实就鲜明地表现出了辩证批判的理性特征。不是一般的对错、好坏、美丑的静态观照，而是以理性的穿透力，从生活的表层进入社会的深层结构，对于各种社会势力的对抗、各种利益的冲突，进行剥离与拆解，对于多元价值分峙中的人的灵魂和人性，给予质疑与拷问，然后把它们置于历史发展的大势中，使其重组、转化，重铸、新生。这种新的批判理性意向，在揭露落后丑恶现象时剖析产生的必然原因，又在破除它们的必要性中展现正道的胜利，使人体悟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就是现实主义的新的觉悟，它创造了文学的深度品格，并具备了极大的开启意义。也正因此，新现实主义的小说中，鼓荡着一种拒绝鄙俗与寻找美好、暴露弊端与推举崇高、同情弱小与批判丑恶，着眼当下与预示未来等多重交织的复合型而又有主导律动的生命情调。

以上三点，是杨立元论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三大基本理念，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生发，共同支撑起他的理论框架，并由此衍生出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话语、人物形象修辞、叙事形态及叙事模式，和语言艺术风格等一系列独特而鲜明的阐释和论证，从而构成了新现主义小说研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现实主义历来是文学中的常青树。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学史上，虽然几经波折与起伏，但它在兴衰更替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深化，因而葆有顽韧而恒久的生命力。新现实主义文学正是现实主义在上世纪末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致力于顺应时代的创新与变构而获致的艺术新生态。它以真实的生活画面、博大的人文情怀和锐利的理性批判力度，为人民和时代的困惑与朦胧提供清晰的话语表达，因此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启人以思的艺术魅力。这也许就是它符合广大读者的审美期待，并以此受到人民大众普遍欢迎和喜爱的重要原因。

新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一种新涌动的文学潮流，由于它的超拔性和丰富性，受到评论界的关注是必然的。对它的议论，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都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都有助于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强劲生长。在这场论争中，杨立元一直是持正面判定的态度的。尽管他也评析它们的不足和某些缺憾，但是因为他的人生体验和民间立场与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在感情和生活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他能以极大的热情和尽可能公正的态度，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主流倾向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理论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木乃伊，真正富有生命的理论都是从理论家自身的生存境遇、生命感受出发，而后做更高的理性拓展。对他这部专著的的基本观点，我是十分认同的。我把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称为当今文坛的一件大事。这是由于它的摧毁与许诺，它的拒绝与开辟，它的承继与创新。然而，一切正未有穷期，我们期待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更深入的发展，也期许杨立元先生的更为精进的理论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