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舟：美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文 渠敬东

美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是美国文明得以塑造的轨迹，也是美国人寻找自身精神的历程。《生产智慧：现代大学的兴起》一书中，作者通过遍览历史档案，重拾以往那些点点滴滴的片断，将一幕幕图景蒙太奇般地交织在一起：各种人、各种事、自然的样貌、历史的处境、制度的推进、观念的碰撞皆具体而微，穿梭其间。本文摘选自《生产智慧：现代大学的兴起》中文版前言部分，选取了美国大学于近现代的改革片段展开介绍。

01

如果说，内战前的美国是一个魁梧的青年，寻求着自制、目标和可行的未来，内战后的美国则学会了驾驭自身的力量并安然进入了抱负远大的成熟期。

《生产智慧：现代大学的兴起》作者詹姆斯·阿克斯特尔的此番话，也恰恰说明，在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的新时期里，美国的大学也同样探寻着自身在美国文明中的位置，如何用更为成熟的方式去引领美国的未来。的确，基础性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关系，即在改革中超越自身传统的这种努力，呈现出正与反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改革是持续推进美国人创建学术化、专业化的新型大学的动力；另一方面，将学术创新的动力重新注入并激活基础教育的传统，将“人”的培育与“才”的培训结合起来，才是美国大学从自身文明传统中尝试走出的一条独特道路。

斯坦福大学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前后三四十年里，美国社会经由内战后的新秩序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突进，不仅迎来了新的移民浪潮，人口大量增长，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而且，工业革命引领技术、交通、企业组织发生巨大变迁，中产阶级群体扩充得很快，有闲阶级成为美国极其独特的新社会形态。当然，美国的高等教育在这个时期实现了重大飞跃，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数量大幅增加，学校规模增大，学生入学规模在1880年至1940年增长了13倍，获得学位的数量是此前的近15倍。其中，州立大学急速发展，私立大学则向着更高的水平演化。

波斯顿大学

不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与近年来中国大学在经济发展期普遍追求的“美国化”的冲动不同，美国在一百年前的发展高峰里，反而延缓了大学“德国化”的潮流，并未急不可耐地将所有学院改造、扩充和提升为研究型大学，反而在那些顶尖大学的内部，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教育之基础和目标的重大争论。这场以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学界领袖为代表的反思，旨在强调，研究型大学的专业研究和职业训练之优势，虽然对于推进科学发现、知识积累和国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些领域的发展并不能涵括美国文明的全部内容。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社会角色和公民责任，以及对于文明之精神内核的传承和延续，是美国大学必须担负的内容。因此，大学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断绝的博雅教育传统，以及美国学院融合美国自身情境所确立的文明认同，都应该与学术进步融合起来，以“全人”的培育来统领本科教育的基础，以“专才”的培训来指导研究生教育的方向。

早期学院的留存，以及在大学之内学院的“复苏”和“重生”，同样与美国特有的政治结构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正如作者所说：“逐渐成型的高等教育体系适合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民主政体，它不是联邦甚至各州立法的产物，而是经由自愿协议、模仿、内部竞争和泛化的行为准则产生的。其力量寓于‘院校的多样性和彼此竞争以服务公众的方式’，及其特定的拥护者。”这就是美国大学所独有的“连贯的异质性”。基础性学院、研究型大学以及顶尖大学内部的学院系统，相互竞争并补充，如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那样，呈现一种多形态并存的局面。

也因此，美国的大学体系既有一致性的目标，也是等级性的。1890年后的二十年里，美国大学运动的“绽放”，“其标志是两个平行的趋势，即通过赋予高等教育体系足够的统一性来平衡其明显的多样性”。这其中，位于最高等级的大学，即是1990年以来由美国大学协会所确立的所谓“标准美国大学”的协定。或者说，这种标准，既是一种衡量大学教育目的的普遍标准，也是确立大学地位的最高标准。由此，美国大学建设基本有了共识：基础性的文理学院应在本科前两年提供“完成或补充高中学习的通识教育和文科教育”，并在后两年提供“专门的、高等的或大学的指导”，培养学生的科学发现精神。高中教师应有四年制的文科学士学位或文科硕士学位，学院教员应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力。也就是说，“传授知识”和“塑造品格”，依然是美国学院和大学本科学院的传统职责，但学院教师则必须通过“研究和发表”来锻造自己的学术水准和教学技巧，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热情。

事实上，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美国大学改革和提升，花了约二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基于自身文明并面向科学世界的成型模式，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最终得以明确：第一，精神纪律、虔诚和品格塑造，文明传统中的价值取向再次得到了确认；第二，现实生活中的“务实”准备，为“实用”所做的职业训练；第三，以德国模式为典范的学术研究之专业化；第四，借助人文学科，塑造“全面发展的人”而培养“自由文化”。正像时任加州大学校长本杰明·惠勒所说的那样：“现代大学……把所有学院、所有课程、所有生活目标以及实现它们的所有慷慨方式合而为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研究与教学相结合，让所有学术上的新进展，融入文明文本的经典解读之中，让所有科学专业的新发现，受到青年生活之现实感受的检验，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准则及其特有的宗教文明的独特取向。公民政治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化和自由化，最终通过学院教育，而转化为一种新的人格的精神塑造：既具有完备的知识基础，并葆有实用化的真理观和文明化的世界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大学也同样是美国社会之伦理化的必要保障，甚至可以说，它们担负起了原初政治和宗教的职能。美国的大学，是广大的社会捐助者、政治支持者、教师、学生、校友等共同聚合的产物。美国社会中的各类教派、协会、委员会、基金会和校友会等组织都是为大学提供各类资源的平台和通道。比如，小约翰·洛克菲勒、弗雷德里克·盖茨牧师和托马斯·W.古德斯皮德，就曾说服老洛克菲勒创建了美国第一所伟大的浸礼会大学，即芝加哥大学，并在大学成立最初的25年里长期担任理事。各个大学的校友会亦是学校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他们常为大学年度基金和周年庆典筹集款项，也将大学认同作为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事业。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与欧洲的大学相比，唯有美国的大学有真正意义上的校园。美国大学校园的布局，既有广场的公共空间，也有专属的教堂；既有相当规模的绿地，也保留了传统上的学院方院，共享部门，如图书馆、体育场馆、博物馆都处于最核心的区域，而办公场所、实验室、教学楼、师生宿舍也都依照特定的次序规划布置，俨然是借由知识的体系和人生的成长来呈现世界之构造。校园的公共性，知识和生活的共享空间，哪怕是各类大型的体育比赛，都是年轻人生命交融的写照。

作者指出，大学校园，既是高级学问所在之处，又是一种特别却同源的“地域精神”，为学生、校友、邻居和全国各地心怀仰慕的公众赋予生气。“没有什么符咒比‘校园’这个词能让人更强烈地回忆起大学的时光。”的确，校园生活，是一个人一生都值得无限回忆的亮色，他（她）的青春、友谊和爱情，连同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成长，都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哈佛大学

02

对于美国大学当代变革和发展的影响，“二战”和“冷战”是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

“二战”前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期间的紧迫状态，一方面对于大学的经营产生了短缺效应，进而间接强化了各大学之间的竞争性；另一方面则将各大学融入一项全国性的“研究生态系统”之中，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部门所获得的联邦支持和应用项目的民间支持，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技术发展所获得的工业支持和军事支持。战争期间，因美国几无本土战场，大学没有遭受物质性损坏，但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也倾注了几乎全部的力量贡献给国家的事业，特别是大量的学生流向军队，基础研究的重心亦向战争的需求转移。

布兰迪斯大学

华盛顿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与之相应，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国会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即《退伍军人重新安置法案》。此后，退伍老兵开始大量涌入学院和大学，十年间，总数达到223万余人。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曾说，大学校园成了“教育流浪汉的丛林”，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退伍军人们在教育中的表现并不算差，甚至给校园带来了新的气息，但却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国家化的趋势。从“二战”后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导者之地位的确立，到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战略竞争，都使得大学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撑点之一。

“二战”期间，美国便将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海外流亡而来的大师们部署在大学和国家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内，并将“心灵与思想”的软实力同样作为战略发展的重点。1940年，美国创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和医学研究委员会，一年后，再成立战略研究和开发办公室，将两个机构统合起来。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宣布，“通过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实验室签订简短的合同来防止行政上僵化和危险的拖延，从而创作一个资源充足、问责程度最低、创造能力最强的软性金字塔”。他的副手全部来自军方之外的大学，如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麻省理工校长卡尔·康普顿、加州理工研究生院院长理查德·托尔曼，以及贝尔电话实验室主任兼美国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朱厄特等。这一年度，国防委员会便与32所大学和19家工业企业签订了132份合同，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39亿美元）。当然，在这些项目中，最有名的要数“曼哈顿计划”，以及为各类军事战略服务的专项实验室了。

斯坦福大学

这样的项目计划不仅主要涉及理、工、医领域，对于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也表现出明显的特征。战争期间，由国家重大项目实施的军队调查，便是社会学名著《美国士兵》的统计来源。特别是冷战期间，美国从国际政治战略出发而形成的区域研究体系，以及各类跨学科研究机构，更是凸显了重大项目在大学中的影响。据作者引证的材料，“二战”期间与政府签订大量合同的那些大学，依然依赖于联邦的规模化资助协议，加州理工从“山姆大叔”（编者注：“山姆大叔”为美国的绰号和拟人化形象）那里获得了84%的资金支持，麻省理工为78%，而文理综合的大学，如芝加哥和普林斯顿，也占到55%和54%。即便是到了21世纪，上述情况仍然存在，斯坦福大学就在军方和企业的双重支持下，形成了硅谷创业带，一举成名。此前，斯坦福大学名不见经传，但正由于实施了关键性的发展战略，才异军突起。斯坦福的做法是：与联邦政府，尤其是武装部门建立联系，获得研究合同；千万不要仿效哈佛对所有机密工作加以拒绝，相反，此类项目的获得，既有助于获得研究资源，也有助于提升声望；通过渗透墙来培育产业，吸引无约束的补贴而非分包合同，保持研究的独立；在产业区域附近扩充空间，以便推进技术开发和发明。事后说明，这些秘籍确实成了大学获得竞争优势的制胜法宝。

不过，作者敏锐地指出：“山姆大叔的慷慨赠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一个代价是，要部分失去，通常是严重失去学校和系科按自身的计划进行学术和知识研究的自主权。”大学治理的准则，已经不再是促进系科之间的平衡，而是每个系科从外部源头获得大部分资金来保证“自食其力”。这样一来，不仅是学科内部，而且是所有学科都只能通过量化的数据来进行评价，课题经费和研究生毕业人数成了评估每位教师“生产率”的指标。“不发表即出局”成了大学教师们的命运指征。以研究所为准绳的科研体制，逐渐占据了大学的核心，那些与联邦或企业很难关联的学科，即非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 eering，mathematics）学科，便愈加地萎缩了。由此，先是经济学、管理学越发靠近理工科的思维，接下来社会科学也不断靠近“科学的方法”来寻求生存，到后来，人文科学也不得不顺从了大势，尽可能将各色各类的思维方式转化为标准化、规范化的模式。

大学之中，研究生的地位提高，本科生的地位自然会下降，当“基础研究越来越降格为应用研究”的时候，本科生的学院教育便越来越失去了大学中的核心地位，文理学院也不免没了精气神。难怪美国教育改革家克拉克·克尔说：每一所演变而来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一整套社区和活动”，更像是“种类无限多”的“联邦共和国”或“城邦”，而不是实现了统一或具有统一功能的“王国”。当一个大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来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时候，其有关公民价值和文明价值的累积效应自然会严重弱化，教育的目标再次从本科生转向了更具学术生产力的研究生。“项目至上”成了生存和发展的越来越单一的途径。

这里，还是再引述些克拉克·克尔的观察吧：

教学负担和接触学生的时间都减少了。

班级的平均人数一直在增加……教师更为频繁地休假或暂时离开校园……

最优秀的研究生更愿意担任研究员和研究助理，而不是助教……

一所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本科教育更有可能是差强人意，而非出类拔萃……

教师们，陷入越来越狭窄的专业化之中……

若从价值领域出发，1968年席卷西方社会的学生风潮，将人文教育中的经典传统连根拔起，而二十年后冷战的终结，则将世界卷入资本主义的洪流之中。面对这个越来越单极化的世界，当美国人再次构建自身的价值诉求时，则将绝对意义上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政治当作终极的价值关怀来对待。所有这类文化政治的倾向，都对美国自建国以来所确立的以西方文明为底色、以新教价值为蓝本的文明体和世界观构成了挑战，无论是课程体系、研究项目还是校园文化，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事实上，学术研究项目化的趋势与文化多元化的诉求并不是矛盾的，反而配合得很好。学术生产率是推进意见合法性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保障，而多元价值的追求反过来也会为专业学术罩上明亮的光环。由此，大学课程的内容迅速扩张，几乎将全球所有地区、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文化多面表达等都学术化了，并纳入课程系统之中。事实上，无限度的专业化，并非是学术本来的要求，反而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表现。多元文化和平等政治的“正确性”，突破了文明传统为研究和教学设定的各种界限，具有强大的解构能力，使学术朝去中心化、去传统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变得愈加琐碎。

虽然上述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顶尖大学的既有体系，但仍然产生了动摇的作用。这是晚近以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当美国大学也像早先的德国大学那样，成为全球大学竞相效仿的模板，上述学术、教育乃至文化政治的影响，亦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那样持续扩展开去……这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特别是对于有着悠久传统的各大文明来说，究竟是祸是福，就见仁见智吧。

斯坦福大学

美国有着自身的文明系统，以及独特的宗教形态和政治构造，其大学的兴起也恰是应和了这样的条件，并始终与两者保持着互补的平衡。也唯有大学，才能将人与公民、知识与价值、经典传统与现实经验结合起来，注入年轻人的身心之中，来承担文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里得到传承和创新的使命。也因此，大学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过，倘若大学越来越屈就于外部的条件，仅为没有得到学术检验的信仰服务，或丧失独立而成为政治的用具，整体的现代秩序就会失去三角支架的一端而坍塌。反之，倘若大学无视文明在其他两个领域中呈现的状态，仅仅满足于营造自己的幻象，也会像泡沫那样最终破灭。

美国大学的历史，懵懂过，纯真过，迷失过，也向着自己的本来回归过，更因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而沉于幻想之中……但无论怎样，美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一文明的成长轨迹。读懂别人的人生，是为了映出自己的真相，中国的大学建设，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