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里一道多彩的诗魂——怀念张同吾先生

杨立元

——怀念张同吾先生

杨立元

我得知张同吾先生因病逝世，很是惊愕，在他去世的前些天我还知道他的一些活动情况。近年来中国诗坛很是不幸，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先后去世，没有想到，张同吾也这么快的离我们而去。他的离去，使中国诗坛失去了一位大家，也使我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

我与张同吾相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最初我先是读了他的《不只是相思》，后来又读了《爱，不只是选择》。这两篇中篇小说深深地吸引了我，书中那高尚感人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那高洁脱俗的形象令我心驰神往、击节赞叹。我与诗人张学梦、评论家马嘶、散文家李永文不止一次地讲起这两篇小说。他们也都读到了，与我颇有同感。同时他们告诉我，张同吾是唐山乐亭人。这样就令我想要见见张同吾的愿望更加迫切。不久，在一个深秋的上午，我在唐山一家宾馆里见到了他。他利用回家之便，看看老朋友们，而我自然是新朋友，但与他却是一见如故。他的热情、亲近、潇洒、豁达，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且我们同为搞评论的，他也在高校任教多年，有着许多的共同语言，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我说到了对他小说的看法，问及了书中的男主人公是不是他，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有自己的经历，但也不完全是自己。这样，我对他又增加了几分敬重。后来，唐山有几次大的文学活动，我们都邀请了他，他也从来没有推辞过，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家乡文学活动的支持和对文学青年的扶持。

后来，我去北京时看过他两次，那时，他还在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里居住，院里住的不止他一家，条件不是很好，到了冬天还要生炉子。我站在小院里，觉得空间很窄，但又觉得他创作的天空是那样的广阔，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出了那么多那么好的作品啊！我深深地叹服了，为他，也为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作家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

随着与张同吾的接近，我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多了起来，我看到了他那丰富的人生历程。张同吾生于1938年12月，他的父亲早年在东北做买卖，是哈尔滨有些知名度的商界人物，仗义疏财，救济了很多家乡投靠他的人，留下来很好的口碑，以致后来他父亲在“文革”中被遣返回乡时受到了乡亲们的百般照顾，这使张同吾时刻铭记在心。他常说这里虽不是我的生身之地，但是我的生命之根。

张同吾幼年随父母定居北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后，他考入了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北京第四中学。这里有许多优秀的老师，也有丰富的藏书，中外名著在他面前铺展了一片奇异的天地，于是“我要成为作家”，一个天真而执拗的愿望在他的心中萌生。他沉迷于文学，尤其对诗的迷恋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他读诗写诗，并渴望与诗人对话，于是便产生了想找大诗人郭沫若“谈谈的愿望”，因为他最崇拜郭沫若。少年的想法往往是浪漫多彩而又超乎想象的。放学后，他径直去了郭沫若住宅，在叩门时被警卫轰走了。他仍不死心，便时常在郭沫若的门前转悠。终于有一次，在郭沫若下班后，他勇敢地走上前。郭沫若见到这个翩翩少年，便很热情地把他领进客厅交谈，勉励他不能只读诗和写诗，还要广泛地读书。这次与郭沫若的见面，使得14岁的他欣喜若狂，也使他与郭沫若有了不解之缘。在他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师范教书的时候，又去找郭沫若为该校写校牌，郭沫若欣然允诺。他对郭沫若推崇备至，曾萌生过为郭沫若写评传的念头，但又恐学识不足，难以完成而未能下笔。这或许成为他的一个遗憾，但他后来还是坚韧不拔地在诗歌的道路上求索着、奔突着，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少年时代是最富于幻想、最浪漫的时代。少年的张同吾几乎每天在自己所营造的文学天国里漫游，自安自得。终于有一天一位老师的话让他清醒了许多。这位老师就是他上初二时的语文老师曹叔颖。曹老师很平常，张同吾对她很不以为然，以致对她所教的课也采取了敷衍的态度，甚至在课堂上与她争辩。课后，他被叫到了办公室，曹老师与他的一席长谈，使他警醒和自惭，虚妄之意顿然消失，进而产生的是深深的自责和对曹老师的深深的敬意。此次谈话，端正了张同吾的学习方法，使他懂得了文学之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此次谈话也改变了他对曹老师的态度，他随后也知道了曹老师的一些经历。曹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沦陷后，曾与闻一多等人执教于西南联大，在先秦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并很懂书法。从此他成了曹老师家的常客。张同吾曾这样描述与曹老师在一起谈话和交往的情形：“我们在书的环护中畅谈，案头一杯清茶，窗外一弯明月，我在诗的境界里悠然陶然；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我在知识的旷野上恣意驰骋。春夏之交，我陪她在北海公园散步，有时我们租一只小船，先生坐在船尾，我轻轻地摇着双桨，船头劈开平静的水面。我望着水光山色，我望着蓝天白云，听先生讲诗词的意境和作家趣事。她把我领进了一个美丽的世界。”[1]

正是曹老师开启了张同吾诗学的大门，将他领入了“一个美丽的世界”，于是他便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领略了文学的千般奥秘，在旖旎的梦幻中播种希望，收割欢乐。在中学读书的六年，诗给了他无穷的欢乐和心灵的抚慰，同时也给他增添了许多痛苦。因为他曾多次给报刊投稿，却始终没有被刊用过，这未免让才气横溢的他心里受些挫伤，但他时常用但丁的话来激励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后来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完了四年大学，被分配到了通县师范学校。通县师范学校这个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相当高教育知名度的学校，曾培养过著名教育家、全国故事大王孙敬修，著名作家从维熙、房树民等文化教育界名人。在校的老师也是人才济济，如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京剧理论家和逻辑学家的欧阳中石以及成为名记者的邓国治都是他的同事，且都与他友情深挚。这对他的审美学养和文学水平的提升有很大裨益。

进入文学新时期以后，他“隐隐感觉到一个破灭的梦幻一个遥远的希望又在自己的心中升起”[2]。他的老同学母国政也不断来信鼓励他，唤起了他创作的激情。不久他的长诗《描春图》发表在《北京文艺》上，博得了一片赞扬声。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刘绍棠和浩然等人的帮助下，他被调入北京师范学院分校任教。环境的宽松，时间的相对富裕使得他如鱼得水，在短短的五年间，他创作了五十多万字的作品。后来他把这些作品收入了中篇小说集《不止是相思》、诗集《听海》、散文集《哲学的白天与诗的夜晚》、随笔集《放牧灵魂》等书中。他的这些书被称为“美文集萃”，以至许多人都可以颇有兴致地背诵书中那些精彩的段落。因为创作成就的显著，在1983年他便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专门从事诗歌评论和诗歌理论的研究工作。从此他便以诗歌评论家的身份享誉中国诗坛。

张同吾在进入中国作协创研部后，他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是诗评家，一是社会活动家。如果说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在书房里潜心研究作品就可以了，那么作为一个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活动空间应该是整个社会。张同吾是诗界的一个著名活动家，他为中国诗坛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妙语连珠的讲话、从容不迫的气度、洒脱率真的性情都在诗坛留下了极好的口碑，这也使得他连续成为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兼法人代表。1994年中国诗歌学会成立时，由艾青、臧克家这两位享誉世界的诗坛泰斗任会长，李瑛、牛汉、绿原、邹狄帆、张志民、柯岩、吉狄马加等16位著名诗人任副会长，可见其阵容的强大。中国是诗歌的大国，诗歌在中国可以称为第一文体，中国诗歌学会亦可称为文学界的第一学会了。大家共推张同吾任秘书长，可见其威信和能力。由于他为学会的工作竭尽全力，人缘好，有感召力，且谙熟诗歌活动的特点，使得学会的工作有声有色，相继建立了多个诗歌创作基地，开展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活动。如在楚雄举办了“西部之声”十月太阳历诗歌节和大型诗歌音乐会，在新疆举办了“生命之源•中亚国际诗会”，在北京举行了“拥抱太行”诗歌音乐会等多项大型诗会，还设立了“中坤杯•艾青诗歌奖”和开展了多种多样的采风活动。这就大大推进了诗歌的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他还曾多次出席国际各种诗歌学术会议和参加各种活动，大大推进了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的交流，增进了与外国诗人的友谊。

中国诗歌学会要举办大型活动、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学会的日常工作，这些都是需要资金维持的。为此，张同吾为学会的工作筹集资金也费尽了心力，但他始终维护诗歌的圣洁、诗人和学会的尊严，从未为金钱而折腰、掉价。有一次，经朋友介绍，广东某一家宾馆的老板有意在他那里建立诗人之家。张同吾为此见了这家宾馆的老板。老板是一个仅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甚至不知诗歌为何物，却有两个亿资产的富翁。他见到张同吾直言不讳地问：“诗能给我带来什么直接利益？”张同吾说：“诗不能换钱，但诗能够提高你的档次和品位。”面对老板对此言的不屑一顾，他便以教训的口吻质问老板：“你说做生意凭什么发展？”“凭机遇，凭智慧。”老板脱口而出。“不，是凭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智慧，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懂得文化投资，否则，不是企业而是作坊。”张同吾理直气壮地说。“您还懂得生意经？”“我是亿万富翁嘛。”“您做什么生意？”老板追问道。张同吾面带讥讽和傲慢：“一身傲骨，两袖清风，满腹经纶，还不够亿万富翁吗？”最后签约时，老板只派副手出席，并比原来口头约定的赞助费每年少了4万。张同吾十分严肃地对老板的副手说：“请你转告你们的老板，中国诗人还没有沦落到任人施舍的地步，建立诗人之家是双赢。我讲诚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少一分我也不干。”于是他没有签字，拂袖而去。此举在文学界成为美谈，因为这大大显示了文人的风骨，长了诗人的志气。后来，他结识了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两人一见如故。黄总拿出3000万作为诗歌基金，其中1000万用于中国诗歌学会的学术活动。

张同吾兼有诗评家、诗人、教授、社会活动家等多种身份，因此他具有诗人的浪漫激情、哲人的深邃理性、评论家的冷静透辟、教授的博学多才、活动家的豁达气度和小说家的才情睿智，正是他这多种气质所凝聚而成的大家风范深深地吸引和感染着每一个看过他的作品、接触过他的人。现在他肩负着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秘书长的要职，并以中国诗坛最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家之一主持和参加各种诗界的重要活动，发表引领诗歌走势和动态的诗评，成为当代中国诗坛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年，他陪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会见美国一个大型代表团。铁凝对外宾这样介绍他：“张同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他实际是中国诗歌学会的掌门人，他有很高的理论素质。同时他又是书法家，在以色列作协的会议室里悬挂着他的书法作品。我去以色列访问时，发现挂倒了，我帮助正过来。我回国后对他说你得感谢我。”她讲得非常自然，引起大家的一片笑声。随后，张同吾也很幽默地说：“我的书法只能送给外国人，反正他们也看不懂。”大家又是一阵笑声。但张同吾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和敬仰，并不仅仅是他的才学，还有他的为人。正是因为他卓越的才学和谦逊的为人才获得了大家的啧啧称道，也使得中国诗歌学会生机盎然。

作为秘书长，张同吾每次大会的主持词和发言，都因为语词华美、理念深刻而被大家所称道。其实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8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夏衍的开幕词就是张同吾为之起草的，后来被许多人称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文代会中开幕词写得最好的一篇。因为此稿不仅文采焕然，而且具体阐明了什么是艺术规律，为什么要尊重艺术规律，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令与会者拍手叫好。后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作代会上的开幕词，也是张同吾代笔，这两篇稿完全体现了巴金的文艺观和语言风格，受到普遍的好评。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其开幕词也是他起草的，时隔多年艾青的夫人高瑛还多次赞美这篇开幕词写得好，是对艾青成就的最准确概括和最精到阐发。由此，我们足可以窥见他的才情和智慧。

同时作为诗人、小说家、教授的张同吾，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批评风格。可以说，他的诗评是生命的直觉与理性的自觉的完美结合，充沛的情感与深刻的理智的深度交融，精美的诗意与精湛的哲思的和谐统一。或者说他的诗评是诗歌的精炼、散文的精美、哲学的精思的高度融汇，展现出了别样的审美风度。读他的诗评像是在读诗和散文那样惬意而不疲惫，像读哲学和美学那样明慧而不迷茫。可以说，他的诗评是彻头彻尾的美文。在他近年来出版的《诗的审美与技巧》、《诗潮思考录》、《诗的灿烂与忧伤》、《沉思与梦想》、《诗的本体与诗人素质》、《枣树意象和雨的精魂——张同吾诗学随笔》、《青铜与星光的守望》等多部诗论、诗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的这种诗歌美学风格。

一个诗人的张同吾，一个诗评家的张同吾。他一生与诗相伴，与诗同行。他将自己的激情、才华全部奉献给了中国的诗歌，因此他的人生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化人生；他为中国诗歌学会的发展殚精竭虑，苦于斯、乐于斯，喜怒哀乐与此息息相关，所以他的人生也是纯粹意义上的诗意人生。他的好友李松涛这样说：“我们在他的指示旗鼓的评论之外，在细腻曲折的小说之外，在荡气回肠的散文之外，在凉热分明的报告文学之外，认识一个诗性的同吾、理性的同吾、现实的同吾、浪漫的同吾、达观的同吾、痴情的同吾、复杂的同吾、丰富的同吾，总之，认识一个真诚的血肉丰满的同吾！”可见，张同吾是一个才华横溢、感情丰富的诗人，一个浪漫达观、睿智机敏的诗评家，一个宽宏大度、平易近人的社会活动家。有如此的美质、美德、美行，他才是一个诗人的张同吾，一个诗评家的张同吾，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张同吾。

我们永远怀念他！

注释：

[1][2]张同吾：《诗的痛苦与欢乐》，见张同吾：《枣树意象和雨的精魂——张同吾诗学随笔》，长征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