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与虚构间——以三部传记中的萧红与父亲之关系考察为中心

刘安琪

——以三部传记中的萧红与父亲之关系考察为中心

刘安琪

本文所选取的三部传记，即肖凤《萧红传》，葛浩文《萧红评传》，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在同类作品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三部作品都是萧红研究的阶段性产物，代表了不同时代萧红传记的书写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话语特色；在“无限接近真实”的过程中体现出各自的鲜明形态。本文将围绕传记视野中的萧红与父亲之关系，探讨不同传记视角下真实与虚构的叙述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

萧红；传记；父女关系；真实与虚构

1.“幸”或“不幸”？：不同传记视角下的萧红与父亲之关系

肖凤《萧红传》：施暴的恶魔

1980年出版的传记作品《萧红传》使作者肖凤获得了“新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第一人”的美誉，《萧红传》的出版也成为80年代“萧红热”的重要研究成果，它打破了多年来传记文学的沉寂局面，至此开启了萧红传记的不同写作模式。

肖版《萧红传》共八章，作者介绍了萧红的家庭概况及其幼年生活。在作者笔下，萧红生长在一个“不和谐的、关系错综复杂的家庭之中”，她的生父张廷举是一个“贪婪成性，对父母、对儿女都没有真感情”的人，不仅对养父颐指气使，对萧红更是冷漠无情，动不动就拳打脚踢。在萧红童年生活中，父亲无疑扮演了一个恶魔般的角色：他常因小事大骂年幼的萧红，且动不动粗暴地踢她，他为一乡之绅，长期在官场上追名逐利，不惜以女儿的幸福为代价，将其嫁给同僚的儿子；对赤贫的劳动者更是残酷，经常在夜里毒打年迈穷困的有二伯，赶走交不起租子的雇工。这给幼年的萧红留下非常恐怖的印象（读者读之亦毛骨悚然），长期被父亲折磨，导致萧红变得异常脆弱敏感，并直接萌发出逃的念头，终于，得知父亲要将其嫁给一个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她忍无可忍，逃婚出走，开始了飘荡生涯。

肖版《萧红传》在萧红与父亲的关系上，采取了直白简单的叙述，塑造了“恶魔”式的父亲形象，并以此开启萧红漂泊的原点，将她日后的悲惨生活和脆弱心灵都归结为这位父亲“淫威”的影响，这一视域曾被萧红研究者广泛接受，直到另一本《萧红评传》的出版。

葛浩文《萧红评传》：冷淡的家长

美国学者葛浩文于1985年出版的《萧红评传》被公认为是萧红传记中较为客观公允的一部，作者极力避免感情的袭击，以大量客观、详实的资料构筑萧红的一生。

在葛的叙述中，萧红的父亲“形容严峻，言笑不苟，始终没有表示对萧红的爱意。萧红的弟弟出生以后，身为地主，又是家长的他，自有许多大小事情，够他忙碌，使他没有多余时间和儿女接触。”葛认为，萧父没有肖凤说的那般残酷无情，没有对她拳脚相加，甚至比较重视她的教育，送萧红去上学，这在当时已是开明之举。同时，葛也注意到，“萧红的童年生活是最重要的关键。”父亲无“恶意”亦无“爱意”的冷漠态度使她深恶痛绝，“是她日后作品所表现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根源。”对于萧红的逃婚之举，葛认为，不单单是父亲“威逼”的结果，而是祖父去世，这个家对她本人已无留恋之处，并且作为接受了新思潮影响的年轻女孩，“娜拉”式的浪漫情愫也在蠢蠢欲动。萧红本人是极其渴望父爱的，这种感情后来在鲁迅那里得到慰藉。

至此，在葛版的叙述中，萧红的父女关系已有所缓和，萧父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行径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贪婪”、“自私”、“冷漠”；给萧红留下终生的心理创伤。随着萧红研究的拓展，大量资料被重新发现，围绕这一主题的争论亦有了新的成果。

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倔强的碰撞

2009年，黑龙江大学教授叶君走访呼兰、哈尔滨、福昌号屯等多地后，获得诸多被宏大叙述忽略的琐碎资料，完成并出版了《萧红传》，为萧红传记提供了新的视域。

本书在第一章详细介绍了萧红及其父的身世背景，强调其父张廷举的新学背景和革新思想，指出他作为“开明乡绅”的另外一面。叶君将萧红与父亲的关系纠葛置于现实生活的不断变化之中，试图通过解读萧父的处境来还原真实的父女关系。叶君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张廷举并非不爱女儿，他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大家闺秀，而萧红愈来愈“出格”的行为使他感到愤怒。第二，张家一连串变故使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逐渐变得暴戾起来。第三，诸多资料表明，萧红本人看待家人的眼光有些偏执，她眼中父亲的“不爱”是祖父过分“宠溺”的对比结果。

对于父女二人之间的决裂，叶君也将其叙述为伤害积累的过程。萧红在倔强而任性地上学、游行、抗婚、出走、同居之后，给大族张家带来强烈的舆论压力，萧父也因此被降职，直到萧红再次逃离福昌号屯之后，萧父在盛怒之下宣布彻底与女儿决裂，并禁止族中子弟与萧红来往。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张廷举和萧红是有一样的倔强，都有一副牛脾气。”性格的相似与观念的迥异，是导致父女不和的关键原因。这是研究萧红父女关系的重要成果。

2.另一种真实：萧红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现存萧红作品中，亦出现了许多“父亲”形象，对这些形象的描写也暗示了作者本人内心的隐秘。

《看风筝》讲述了一位孤独的老父等待儿子归来的故事，作者极力渲染了老人晚境的孤独和思子心切的悲哀情绪，最终儿子因为革命被捕，“他父亲充了血的心给他摔碎了！”这一“等待——失望”模式，被反复运用到其它两篇小说中：《旷野的呼喊》中，陈公公与陈姑妈也在抱怨与怀念中等待下落不明的儿子回家，儿子中途回家一次，老两口又惊又喜，一边咒骂儿子一边殷勤地给他盛饭盛汤，最终儿子弄翻日本人的火车被捕，“陈公公倒了下来”。《北中国》中，耿正华的儿子参军抗日而死于内战，耿正华在难以忍受的丧子之痛中悄然自杀。可以发现，上述三个父亲形象都是非常怜爱孩子以致陷入丧子悲痛难以自拔，事实上，这一“悲情父亲”系列形象在萧红作品中并不多见。

《生死场》是萧红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文中出现了二里半、赵三、成业这三位父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贫苦农民，一旦物质生存难以为继或者生存环境出现恶化，就会暴躁异常，往往拿孩子和女人出气。二里半丢了羊，骂老婆“混蛋！谁吃你的焦饭！”，并且“面孔和马脸一样长”，也骂儿子罗圈腿“混蛋，狗娘养的，叫你抱白菜，谁叫你摘倭瓜啦？……”赵三的老婆骂儿子平儿时常说“我去唤你的爹爹来管教你呀”，足见这位父亲的“威严”；而成业和老婆大吵一架之后，竟亲手摔死了刚出生的女儿。似乎这三位父亲毫无父爱，事实上，以上都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从全文来看，他们对子女并非冷漠到底：罗圈腿饿了，二里半便督促老婆做饭，罗圈腿最后被日军杀害，二里半深受打击，走上抗日之路；平儿患病，赵三赶忙医治，并怀着自豪之情鼓励平儿参军；摔死孩子的成业，也在离开乱坟岗时留下了眼泪。公允地说，这三位父亲虽不及上述“悲情父亲”那么感人，但也没有失掉父爱的温情。

以上是对第一类父亲形象的概述，同样，萧红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暴躁野蛮、冷漠无情的父亲形象，他们出现在《小六》、《初冬》、《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镀金的学说》、《祖父死了的时候》、《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这几篇散文、小说中。

《小六》中的爹爹经常对小六的母亲施暴，逼得她背着小六去跳湾，这位蛮横的爹爹是造成文本悲剧的直接原因。《呼兰河传》中，作者叙述到：“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又讲到调皮的叙述者头顶一只缸，被父亲一脚踢倒的事，这位父亲还出现在其它几篇自传性的散文（小说）之中，如《初冬》，弟弟劝“我”回家，“我”却表示“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接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敏感的读者可以发现，第一类的父亲形象多出现在萧的虚构类的小说中，而第二类则多出现在自传性的散文小说之中。传记作家们也多凭借这些自传性的散文小说，来还原萧红的童年生活，并且默认那位“冷漠无情”的父亲就是其生父张廷举，这种撰写策略是否正确，是笔者下节要讨论的。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何“父亲”形象在萧红的不同类型（虚构/自传）作品中，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众所周知，萧虽从未加入左联，但一直被界定为左翼作家，原因之一就是她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强烈的革命情绪。上述虚构小说中，“父亲”形象所具有的的功能便是宣传革命、抗日思想。如《看风筝》中，作者让革命者的父亲在等待中绝望，而在结尾解释道：“刘成不管他的父亲，他怕他的父亲，为的是把整个的心，整个的身体献给众人。”从而消解了父亲的等待，突出革命者刘成的伟大。《旷野的呼喊》《北中国》亦是如此，“悲情父亲”的出现只是为了从侧面烘托革命者“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达到鼓舞人心的目的。可见，第一类“父亲”形象在文本中是承载着特定功能的，故而作者未流露出私人感情色彩。而散文则不同，它是作者依靠回忆和叙述抒发自我感情的地方，在这些散文中，故乡人物形成了萧的全部记忆和情感寄托，一旦触及家庭生活，她自幼敏感、孤寂的心境就会被不断放大和纠缠，以致于出现幻觉，而往日父亲对她的忽视和伤害就会不断涌出，似乎一定要以示众的方式才能缓解这种童年经验带来的折磨。

在萧的作品中，有一类值得注意，就是笔者所总结的“孤儿寡母/孤孙寡祖”系列，如《王阿嫂的死》中小环与王阿嫂，《莲花池》中的祖父与小豆，《生死场》中金枝母女等，在这类小说中，人物都处于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父亲们”要么集体消失，要么失去家庭作用，故事结局也往往是以一方的死亡而告终。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萧红幼年与祖父相依为命的经验，而故意让“父亲们”消失，除了加剧人物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以博得读者同情之外，是否也有萧本人对父亲的态度作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援不同传记视角下的叙述差异原因初探

笔者认为，若肆意消解传记的意义和价值、否认历史真实性的存在，传记将与虚构的文学作品难以区分，当传主成为任意言说的小说主人公，传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无限逼近真实，这就要求传记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不能任意歪曲杜撰、隐瞒重要事实，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搜集整合资料，无限贴近事实的本真。四位学者的书写策略与侧重点各有不同，出现叙述差异也在情理之中，笔者将分析这些差异产生原因。

主观感情的渗入

虽然这三位学者都在“题记”或“后记”等阐述写作过程中的文字中标榜写作的真实性，然而我们仍能够发现，萧红传记已然成为众声喧哗的试验场，作者常常将自己的主观感情带入写作之中，或出于对传主的同情、或出于对某些遭遇的共鸣，造成叙述上的差异。

以肖版《萧红传》为例，肖凤在出版后记中提到，之所以选择萧红，是因为她娜拉式的出走以后颠沛流离的生活引发了作者同病相怜的感动和叙述的冲动，这种冲动在文本中表现为不加节制的宣泄以及对传主的袒护。

感情充沛的散文化叙述策略，固然体现了作者的一往情深，但这种情绪若蔓延到对关键事实的陈述，则传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在对待萧红父女关系上，作者为了突出传主险恶的生存环境，博得读者对这位女作家的同情，而将其父塑造为一个“恶魔”式的人物，用“贪婪成性”“缺乏人性”“冷酷无情”等词形容其父，甚至说他是“汉奸”，将萧周围的亲人（祖母、父亲、继母））都描写得毫无感情，整日所做就是迫害这个小女孩，最终将她逼得离家出走。事实上，张廷举出任伪满洲国职务实属无奈，并没有“汉奸”的实质行为，他因积极拥护土地政策，被共产党定位为“开明绅士”，倘若他真如肖凤所言常常迫害贫苦的雇工，恐怕早在共产党掀起的“土改”运动中一命呜呼了。

同样，叶君也在《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的后记中写道“萧红是我的情结……我想在自己的叙述里，最大限度地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一个普通的女性，一个命运坎坷的天才女作家，一个任性的姐姐，而与革命、进步、左翼没有太多关涉……”基于这样的情感，叶版《萧红传》着力于真实客观的环境构建，作者走访了多位萧红的亲戚以及呼兰本地学人，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上世纪20年代的地主生活，最终将父女之间的决裂视为情感的不断压抑与爆发的结果，而萧的出走，也被视为多种因素造成的，并非“被家里人逼走”；因而作者对萧的童年生活得出了与肖凤截然不同的结论：“理性而公允地说，萧红的童年是十分幸福的。”为萧红的生平研究开拓了新视野。

文学作品的转入

由于材料的缺乏，上述四位作者在为萧红立传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借鉴了萧本人的自传性散文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都是以作家的亲身经历加以艺术加工的，对作者本人的思想历程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事实上，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严格意义上的作者的自传，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同作者本人等同起来。凡艺术都是经过作家的筛选与加工的，它的文学价值不能等同于史学价值。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葛浩文在参考自传性散文时有所保留外，其他三位作者都将萧文学作品中的“我”植入到传记之中，进行场景重现式的叙述，而没有关注传主所留下的书信、日记等资料，造成诸多断章取义的个人理解，这对萧红本人而言，则有失客观公允。文化背景的差异

鉴于上述四部作品出版时间、地点的不同，因此不同程度的带有各自的时代特征与文化氛围，这也是造成传记叙述差异的重要原因。

肖凤的《萧红传》出版于“文革”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初期，使这位封尘多年的作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在此之前，萧红传记作品只有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以及其他友人追忆性的零散篇章，肖凤此次整合具有重要意义。但观察当时文化背景可以发现，1981年萧红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命名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而这也这是肖凤着手撰写萧红传的时间，因此作者难免囿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萧生平的解读打上鲜明的政治烙印。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葛浩文于1972年为完成讨论课报告而撰写了《萧红传略》，两年后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即后来在大陆出版的《萧红评传》（1985，哈尔滨）。葛浩文拥有丰富的西学背景，跳出了大陆学者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对萧红的评价，故而能以客观的姿态撰写这部作品。因为资料不足，作者以谨慎的态度对萧的童年生活进行叙述，相当简略，但强调“就本书而言，萧红的童年生活是最重要的关键。”作者也并未在描写萧父时显露自己的态度，只是承认萧对父亲厌恶的感情对其日后创作有重要影响。总的来说，葛版《萧红传》更侧重萧红作品的艺术价值发掘，而非对其人生轨迹的描述。

同为东北学人的叶君和季红真，在新世纪撰写的萧红传则更多利用了当地的文化资源。叶君在大量资料与作者主导之间获得平衡，基本完成了“写一部全然关于萧红自己的传记”的目的，他对萧红与其家庭关系的真实还原，为这个领域喧嚣的争论作了令人信服的总结。

注释：

①叶书中所述，张廷举先后经历丧子、丧母、丧妻之痛。

②如萧在《呼兰河传》中所提“祖母扎手指”一事，后经多人考证，并不属实。

③此观点在叶君，季红真等人撰写的传记中皆有论证。

[1]肖凤.萧红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4]杨正润.现代传记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6]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姜蕊.不在场的真实[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2.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610000）

刘安琪（1992——），女，汉族，陕西省安康市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新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