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罗斯密
《问题的核心》中斯考比的身份危机
罗斯密
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讲述了貌似正直的主人公亨利·斯考比一步步走向堕落,最终自杀而死的悲剧故事。斯考比富于怜悯心,却受累于泛滥的怜悯,悖论性地走向职业、家庭和信仰等多方面的堕落并最终引发身份危机。通过剖析斯考比的怜悯及其身份危机背后的社会、宗教和个人原因,加深对斯考比悲剧的理解。
《问题的核心》 格雷厄姆·格林 斯考比 身份危机 宗教
著名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生于1904年,从1929年起开始其创作生涯,履历丰富,著作等身,一生中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达二十一次之多,虽终未获奖,但格林的文学成就可见一斑。格林在1948年发表的《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与《布莱顿硬糖》(1938)(Brighton Rock)和《权利与荣耀》(1940)(The Power and the Glory)一起被认为是格林的“天主教三部曲”,作为天主教徒的格林也因此成为了著名的“天主教小说家”。但是他本人一直否认这一点,他更愿意被看作是“在四五部小说中用带有天主教思想的人物作为题材的作家”[1]。对格林来说,尽管小说的宗教意味很明显,但是宗教因素更多的是他用来刻画人物、叙述故事和表达思想的方式之一。在格林的小说创作中,他更关注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是人在面对现实生活时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因素”[2]。作家不仅很少在小说中为天主教教义辩护,甚至更经常地流露出对宗教因素的批判性思考。
小说主人公亨利·斯考比(以下简称“斯考比”)是英属西非殖民地的警察局副专员,他在该地区工作了十五年,忠于职守,为人正直,被他的上司称为“正直者斯考比”①,正直的斯考比不为金钱和美色所动,但他却“受感情腐蚀而堕落”(58)。这个感情就是他对一切弱者的怜悯,这是比金钱更可怕的,因为“感情是没有固定价格的”(58)。出于对妻子露易丝的怜悯和责任感,作为丈夫的斯考比不得不向叙利亚人尤塞夫借钱;出于对船长的怜悯,他第一次违背自己作为警察应该遵守的信条,私自将本该上交的信件烧毁;出于对落难者海伦的怜悯,斯考比与其发生婚外情,后被尤塞夫抓到把柄,受其威胁而不得不替他走私钻石。后来,陪伴他十五年的亲信仆人阿里因为目睹了他和海伦的婚外情与尤塞夫给他的钻石而惨遭杀害。作为天主教徒,斯考比犯下一系列违反教义的罪过:——说谎、受贿、通奸乃至天主教最为忌讳的绝望——对妻子、对情人、对亲信的人乃至最终对上帝的绝望。他无法在妻子和海伦中间做出抉择,而阿里的死亡更让斯考比深刻感受到自己给身边的人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斯考比内心煎熬,痛苦不堪,他无法忍受自己事事出于怜悯和善意,却每每成为他人痛苦和灾难之源,也无法忍受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不断地违反教义和侮辱上帝,最终将自己逼上了绝路。自杀对于天主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是斯考比对天主教最终的背弃,按照教义,他无法得到上帝的拯救。然而,他是因为对他人的怜悯才沦落到如此万劫不复的地步。格林由此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生存悖论:好人斯考比因其内心的怜悯和责任感,从正直的警察署副专员沦落成罪犯和受贿者,从忠诚的丈夫变成了偷情者,从虔诚的信徒变成了渎神者,却最终走向了邪恶的反面。悲剧催人反思:斯考比的怜悯从而何来?他为何会因其怜悯而堕落?他的自杀意味着什么?解析这几个问题将有助于真正了解斯考比的悲剧性所在,同时也能深化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与感悟。
斯考比的怜悯与他作为警察的身份和他在殖民地的经历息息相关。斯考比所处的西非殖民地是典型的“格林之原”(Greeneland)[3],一派破败、堕落和压抑的景象。十五年来,作为警察的斯考比目睹了殖民地这块如同“白人的坟墓”(163)的殖民地上的种种堕落与污秽,见证了“人类的粗俗和不公正”(9):小孩子公然领着客人向警察局附近的妓院走去;市政厅里白人就像病人一样,“第一次毫无道理地发脾气,酗酒,一年来一直宽容默许而突然间又坚持起原则来”(9);他本人也遭受不公,在欧洲人住宅区的房子被高级卫生督察给占去了,他兢兢业业工作十五年,既得不到当地人的信任和感情,也得不到专员的位子,反而落了个提前退休的下场。在生活中见证和遭遇到种种不公,使斯考比产生了挫败感和幻灭感,他得出结论: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人类是无法得到幸福的。“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恶——或者懵然无知。”(135)他认为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虽然身陷黑暗,斯考比却对每一个深陷苦难中的弱者都心怀怜悯,但讽刺的是,这份怜悯似乎也成为殖民地无边无际黑暗的一部分,使得他无法继续做一个正直的警察。在缴获了希望号船长的信件之后,他本该把信件上交,但船长像孩子一样在他面前抹眼泪时,他的心里动摇了,怜悯使他跟船长聊了起来,使他了解并希望减轻船长的痛苦。到离开的时候,斯考比“感到胸口上压着一块磨石”(54),他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了,最终他私自烧毁了这封信件。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干违法的事,从此他便“加入了腐化的警察官员之列”(58)。作为警察,他应该是代表殖民地权力体制的执法者,应该维护秩序,公正执法,但是他却因为私人感情违背警察本应该坚持的公正立场和职业操守,这是他因怜悯而走向堕落的第一步。后来因为跟海伦的私情被尤塞夫发现,他不得不替他走私钻石,又被仆人阿里目睹了自己受贿,间接导致了阿里被尤塞夫残忍地杀害。这一切都是对斯考比警察身份的颠覆,怜悯使他失去了警察的正直和清廉,走向了对立面,“正直者斯考比”成了受贿者和良心上的罪犯。
女儿凯瑟琳死的时候,斯考比不在她身边,这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加上他对人生苦难的深切理解和体会,在很大程度上使斯考比无法控制自己对他人的怜悯。正如露易丝所称,自从他们的独生女凯瑟琳死后,他就再也没有爱过谁。陶家俊指出,创伤会“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使他们“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与集体文化身份”[4]。因为在女儿遭受疾病折磨的时候,斯考比的缺席导致他无法直面女儿的痛苦和死亡,他一直把女儿的死埋葬在记忆深处,这既是心理的自我防御机制,也是为了逃避内心的愧疚感。但是,因为创伤具有“入侵、后延和强制性重复”[5]等特征。每当遇到像孩子般无助的人,他的创伤记忆总会被唤起,使他不由自主地对他们产生亏欠感和愧疚感,继而转化为怜悯,甚至是无原则的怜悯,不惜代价也要帮助他们。
斯考比对妻子露易丝的怜悯,很大部分是源于愧疚感。在女儿死去的时候他没能在妻子身边给予安慰,这让他一直心存愧疚,想尽办法想要弥补她。女儿死后,露易丝因为丈夫的缘故才回到西非殖民地,但在这里她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无法得到他人的友谊,内心十分孤独和痛苦。在斯考比看来,露易丝睡着的时候就像只剩一口气儿没断的“小猫或小狗”(17);她的皮肤让他联想到“白化病患者”(17);她的脸上泛着“药片的象牙黄颜色”(18)。他已经不再爱她了,但她的憔悴总能引起他的愧疚感和责任感,因为斯考比确信露易丝变成这样是他一手造成的。他一直在用谎话哄着露易丝,从来不用心听她说话,总是避免与她身体接触,也无法理解妻子热爱读书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交融关系”。然而,他越是不需要露易丝,越是与她感情隔阂,就越是感到愧疚,越是感到有责任关心她的幸福,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恶毒和势力“已经像饿狼一样把她包围起来了”(29)。所以斯考比对露易丝充满了怜悯,想要尽力安排好她的幸福,甚至不惜向叙利亚商人尤塞夫借钱支付她去南非的旅行船费。这笔借款最终使他失去了自己坚守了十五年的廉正,也在一定程度上酿成了他最后的悲剧。
除了露易丝,小说中使斯考比心生怜悯的对象都或多或少地使他想起了自己失去的女儿。他对船长态度的转变,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女儿。在他烧毁船长的信时,他深知“事情所以颠倒过来,都是因为有这个女儿。”(59)斯考比可怜船长为了女儿而违反轮船公司的规定,所以决定帮助他。在处理海难事故的时候,一个即将死去的六岁小女孩,唤醒了斯考比“仔细埋藏起来的一个记忆”(137)。他错把她看成了女儿凯瑟琳,因无法替她分担痛苦而祈祷上帝,“给她宁静吧。把我的宁静永远取走,只要你能给她宁静。”(137)斯考比与海伦发生婚外情也是因为她让他想起了凯瑟琳。他想起海伦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是“张着小嘴的孩子、攥着一本集邮簿的枯瘦手臂”(133)。正如罗杰·夏洛克(Roger Sharrock)所说,斯考比的女儿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创伤的阴影,接受他怜悯的对象必须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性格还未完全形成,看起来就像是他失去的女儿的替代品。”[6]当看到海伦的时候,他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开始怜悯她,帮她收集邮票,最终与海伦犯下了通奸罪,“承担另一个与他的誓言相矛盾的责任”(181)。斯考比的怜悯,使其不再是忠诚的丈夫,在这个意义上,怜悯不仅是他心理创伤随时发作的旧伤疤,而且也是他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悲剧的铺路石。
斯考比作为天主教徒的身份也使他容易产生怜悯之情。尽管殖民地到处都泛滥着不公和龌龊,但是斯考比“几乎可以像上帝那样爱人类——明知道他们有罪仍然爱他们”(34)。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受难的年轻人时,斯考比格外怜悯他们的原因之一。在处理佩倍尔顿的案件时,尽管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不论教会的说辞是什么,他深信上帝会可怜这位年轻人。他把身边的人尤其是海伦看成需要他的怜悯和救助的孩子,一方面是因为女儿的死在他心里留下的创伤难以愈合,他渴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对女儿的愧疚感,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他相信上帝不会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创造物,而他作为虔诚的信徒,有着像上帝一般的怜悯,对身边受难的人伸出援手,为他们提供帮助,而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像面对海难事故中的小女孩时那样,他虔心祈求上帝,希望把自己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宁静作为交换,让他们从苦难中获得解脱,这是他对自己内心宗教信仰的表达方式。
但是,他的宗教信仰与泛滥的怜悯之间注定会发生冲突。为了证明自己对海伦的爱,他在信中声称自己爱她甚于上帝,这使斯考比十分痛苦,因为自己背弃了上帝。“啊,上帝,我已经离弃了你。你不要离弃我吧。”(205-206)按照神父的要求,斯考比应该去忏悔,在露易丝和海伦之间做出选择,但是他无法背弃自己因怜悯许下的承诺。他祈求上帝给他一个奇迹,让他感到自己的灵魂比别人重要。此时,他看到的却是“那个临终前喊他爸爸的孩子的脸”(256),是逝去女儿的脸,“是一个被水手奸污后又被杀害的十二岁黑女孩的脸”(256)。对斯考比来说,他永远无法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放弃对他人的怜悯,甚至连上帝都是他的怜悯对象。陈丽指出,“考比因为怜悯和责任感,选择了路易丝和海伦(弱者)—上帝—自己的救赎顺序。”[7]为了满足同是天主教徒的露易丝的要求,斯考比在没有忏悔的情况下去领圣体。当神父走到露易丝面前时,斯考比感到自己因对上帝的亵渎而被永远放逐了。斯考比的宗教信仰危机在阿里死去的时候得到了最深刻的体验。看到阿里尸体旁边那串断了线的念珠时,他仿佛看到“上帝就躺在那边汽油桶下面”(290),这让他彻底绝望了。斯考比的宗教信仰与怜悯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使他在绝境中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给妻子和海伦带来的痛苦,也结束自己对上帝的侮辱,而绝望和自杀都是天主教不可饶恕的罪孽。由此,斯考比因为对天主教的信仰产生上帝般的怜悯,却又因怜悯他人犯下了说谎、通奸、渎神、绝望、自杀等一系列不可饶恕的罪孽。通过斯考比宗教信仰与怜悯之间的矛盾冲突,格林深入刻画了斯考比的信仰危机,对他的天主教徒身份进行了颠覆,使他从虔诚的信徒变成了绝望的渎神者。
而斯考比对他人的怜悯中,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自怜。奥登曾说,“在对别人的怜悯背后是自怜,自怜的背后是残忍。”②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自我身份的构建才成为可能。”[8]一方面,斯考比对身边遭遇不幸的人有种认同感,因为他在殖民地这个残酷的环境里,目睹和经历了许多不公和不幸,他事业上不得志,家庭上也遭受丧女之痛。他人的痛苦让他联想到自己的不幸,所以他能够感同身受。从自己早年被当地黑人排斥的经历,斯考比深知露易丝在殖民地的孤独和痛苦,所以对她心怀怜悯;他知道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所以对走私的船长手下留情。
而另一方面,自我身份构建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将自身消极的或创伤的一面投射到他人身上,通过怜悯、安慰或者疗救他人获得对自我的肯定。斯考比通过把自己愧对女儿、愧对妻子的创伤转移到他人身上,并将其作为自己怜悯的对象,在满足他人需要的过程中肯定自我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把怜悯的对象当成是真正独立的个体,以致他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从而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他对待露易丝和海伦就是这样。他一直在心里称妻子为“可怜的露易丝”,认为她是他造成的,假装自己爱她,所以一心想要确保她的幸福。这样的做法不仅否定了她拥有独立的人格,也使他没有办法与她建立起真正的情感交流。在露易丝提出要去南非度假后,斯考比因为无法满足她的要求而一直很焦虑,甚至怀疑她会像佩倍尔顿那样自杀。而实际上,露易丝知道斯考比不爱自己,也知道丈夫无力支付船费,已经准备放弃这个计划了。但斯考比受怜悯及责任感所制,做出错误判断,许下了自己无法实现的承诺,不惜向尤塞夫借钱也要让露易丝成行,让自己离堕落又近了一步。海伦也是他的怜悯对象。尽管海伦不要他的怜悯,可是“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不把它去掉。”(201)不管她要不要,她已经得到他的怜悯了。斯考比把怜悯强加到海伦身上,觉得她就是个孩子,不能把她丢给巴格斯特这样的人。但是事实证明,海伦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脆弱无助。她没有为丈夫的死而过度悲伤,也很好地开始了独立生活。在宴会上表现得从容自然,与人谈笑风生,“仿佛伏在他的怀抱里哭泣的事根本没有存在过。”(218)这一切都表明海伦的孤独无助可能只是斯考比把她看作怜悯对象,从而施加在她身上的想象而已。斯考比正是通过以怜悯者的姿态看待身边的人,将他们看作是“他者”,凸显自身之于他们的优越性,从而获得对“自我”的肯定[9]。
但是,过度的怜悯使斯考比失去了自我,让他从怜悯者沦落成被怜悯者。尽管他把他人当作怜悯的对象,却害怕别人对自己的怜悯,因为这是他一直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怜悯——那就是他自己。”(201)在俱乐部面对他人的嘲笑时,斯考比刻意去吻露易丝的手,就是为了证明他不需要别人怜悯。然而,斯考比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逐渐失去了自我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身份认同,最终成为被他人怜悯的对象。在替尤塞夫走私钻石时,他惊讶地在镜子中看到船长脸上满是对他怜悯的神态,在尤塞夫的办公室里,斯考比道出了自己的身份危机。“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固定的形体了,没有人能够触到他,说:这是斯考比。”(288)在怜悯他人的过程中,斯考比一步步地走向堕落的深渊,彻底失去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以及自己给他人带来的痛苦。
关于斯考比因怜悯而堕落这个问题的核心,格林在小说中对此进行了解答:“绝境是给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但这种罪,一个堕落的或者邪恶的人是永远不会犯的。这种人永远怀着希望,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因而落到沮丧和绝望的冰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明知道自己受到永世的惩罚却有力量永远背负着这一重担。”(64)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斯考比之所以会把自己逼到绝境,正是因为他的内在原本是个善良的人。面对受苦中的弱者,斯考比无法置身事外,总是对他们产生了怜悯之情,做出自己无法做到的承诺,而这些承诺就像是重担一样压在他的肩上,最后把他压垮了。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正如卡尔(F. R. Karl)所说,格林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一个被邪恶控制的环境中寻求上帝,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英雄本质的体现”[10]。善恶互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斯考比的死证明了“格林之原”在破败堕落中蕴含着新的希望,它是一片孕育着希望和生命的绿色平原[11]。面对西非殖民地残酷的现实环境,个人遭受了种种不幸后,斯考比不但没有变得麻木冷漠,反而更加深切地同情他人的苦难,为他人的幸福着想。尽管斯考比因其泛滥的怜悯,在试图解救他人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身份认同,陷入严重的身份危机中,最终只能以自毁的方式来了结其对理想的追寻,但是斯考比身上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与其悲惨结局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成为像悲剧英雄一样的存在。而《问题的核心》正是因其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反思,成为格林经久不衰的力作。
注解【Notes】
①格林·格雷厄姆:《问题的核心》,傅惟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以下只在文中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转引自赵林、颜达:《试析〈问题的核心〉主人公斯戈比的怜悯》,载《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138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Watts Cedric: A Preface to Greene.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1996, p. 69.
[2]赵林、颜达:《试析〈问题的核心〉主人公斯戈比的怜悯》,载《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137-139页。
[3]Watts Cedric: A Preface to Greene.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1996, p.142.
[4] 陶家俊:《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载《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17页。
[5] 陶家俊:《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载《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17页。
[6]Sharrock Roger: Saints, Sinners and Comedians: The Novels of Graham Greene. Burns & Oat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 133.
[7]陈丽:《凝视下的沉沦:读格林〈问题的核心〉》,载《英国文学》2008年2月,第128页。
[8]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Thousand Oaks, 1996, p.4-5.
[9]佘丹:《〈问题的核心〉中“他者”话语解读》,载《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3期,第22-23页。
[10]Karl Frederick 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 (《当代英国小说导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11]温华:《格雷厄姆·格林长篇小说宗教主题初探》,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102页。
Title: Scobie's Identity Crisis in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Author: Luo Simi is from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The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Graham Greene’s novel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depicts the degradation of a seemingly honest protagonist Henry Scobie and his tragic suicide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Scobie is a man of compassion, but his overdue compassion becomes a heavy burden because it paradoxically leads to his degradation in career, family and religion, and f nally results in his identity crisis.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Scobie’s compassion and explore the social, religious and individual causes of his identity crisis, so as to gain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his tragedy.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Graham Greene Scobie Identity crisis Religion
罗斯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