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与乡土对于汉语诗歌的意义——熊明修先生访谈录

叶雨其

地方与乡土对于汉语诗歌的意义
——熊明修先生访谈录

叶雨其

叶雨其（ 以下简称“叶”）：每一个诗人都有不同的历史，也有不同的创作环境，这对于其诗歌创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知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诗歌创作的？

熊明修（湖北省麻城市作家协会主席，以下简称“熊”）：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一边读书一边干农活，在农村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那时，只要有书我就看，什么书都读，犁田打耙插秧什么农活都做。1972年冬，新洲倒水治理工程开工，生产队以“抓阄”的方式决定工地人员，我抓到了“8”，于是我们小队连我8个农民，随同三万水利大军上了倒水工地。工地上以团、营、连、排为建制，各自都分得了挖土筑堤的艰巨任务。当时因读过初中上工地的农民很少，很快我被团部领导发现是个“人才”，马上被抽调到团部搞宣传。已入隆冬，北风呼啸，天气寒冷，人站在工地，只要一会不动，脚下就结冰。我的宣传任务就是拿着土广播在工地发现好人好事，现场编词进行广播表彰，鼓舞民工士气，掀起你追我赶的施工高潮。每天至少要现编二三十段词，而且要求，通俗易懂，还要有一些韵味。那时工地上，我走到哪里，民工的吆喝声就在哪里，施工高潮迭起。1974年10月，碧绿河水库示范工程开工，我又被抽到工程指挥部去搞宣传。这次宣传除了带领一个流动宣传组在工地做流动宣传以外，还负责编印《碧绿河工地战报》，主要侧重诗歌创作，为工地创作了《工棚夜校》、《出击》、《抬石工》等一大批诗歌作品。水库竣工后，我作为一名电站工人留在水库工作。1984年，我从碧绿河水库调入县水利局工作。在水利局工作期间，接受了成人大专中文专业的学习，加入了县文化馆群文创作这支队伍，进入了正式的乡土诗歌创作，分别有《棉花姑娘的剪影》、《配就配在丰收年》、《师徒话明天》等诗歌作品在“两刊一报”上发表，即：省刊《布谷鸟》，县刊《麻城文艺》，地级报《黄冈报》。当时能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人不是很多，我很快就成为全省的重点业余作者。我是这样写《棉花姑娘的剪影》：

晨风吹落草叶上晶莹的露珠

摆满村沿的营养钵吐一片碧青

吱呀呀门半开，闪出健美的身影

象一群鸟儿飞出了青青的竹林。

和煦的晨光点亮黑色的眼睛

绚丽的朝霞染亮素洁的衣裙

姑娘们手捧棉苗，忙着栽种

她们把理想交给了每一抹初萌的绿茵。

整枝的剪子是剪春的燕子

薅草的锄头是绣花的银针

挑粪的扁担是织锦的金梭

翠绿的新毯呀，是献给秋姑娘的礼品。

为了这每一片叶子，每一抹绿茵

她们的深情注满每一串脚印

滴滴汗珠洒落在五彩缤纷的图案上

呵，雪白的新棉该是汗水的结晶？

款款而来的金风携来丰收的喜讯

一车车新棉，惹一路赞声

问姑娘，喜交新棉有何愿望

——愿天下不再寒冷！

我的诗发自本然，写的是乡土。很快就引起了县文化馆馆长和辅导干部的重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把我送去参加各种培训班的学习。当我因工作任务繁杂，一度曾放弃写作时，县文化馆那位馆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诗歌写得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如果你放弃了，那实在可惜。”也就是这句话，30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与乡土诗离开过，在乡土中寻找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是我的生命所在。

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创作目的，有的为了爱情、有的为了故乡，有的为了国家，有的为了民族，有的为了为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有的为了自我表现，有的为了与他者进行交流。不知你开始创作诗歌的目的是什么？后来有无变化？

熊：与诗歌创作相系的时光，从二十冒头转瞬便是花甲之年了。用文学评论家林卓宇先生的话讲：“每一个执笔者因为写作而感到幸福。在漫长的过程中，生活在低处的肉体，已然获得了一个行走在高处的灵魂。”我高兴地祝福自己，也高兴地祝福诗歌。因为写诗而快乐，因为写诗而幸福。也许这是我创作诗歌的主要目的之一。至于有无变化？诗是精神的支柱，诗是尘世的安慰。我以为，只要涵养、培育、发掘那颗生命的初心，并用诗的语言去擦亮它，就能平息自己的徘徊和焦虑，抚慰心灵的创伤，让生活在曲折中得以继续。我在与小说家赵金禾先生讨论我的乡土诗时，我对赵金禾老师说，古而有之的乡土田园的诗歌情绪，一直挂在我的生命树上。用“犁”写诗，犁耙飘香，犁耙的光芒照耀乡土，也照耀自己。做一个乡土诗的守护者，永远是我的梦想。“取材”于乡土到“再造乡土”也许是我的一些变化。借鉴乡土，让诗歌回归家园。也许，这是我写诗的目的之二。诗评家赵国泰早期在评介我的乡土诗时，就讲：“诗人对乡土的关爱至深至切，蛙声乃至春野，都一并成为诗人所歌吟的艺术图腾或精神居所。”当我的大型文化组诗《苦人沟》公开发表后，文学评论家夏元明教授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映，他认为我过去写乡土，更多的是“取材”于乡土，虽然也不乏“再创造”，但出发点还是“还原”。《苦人沟》则不同，“现实”在这里被充分意象化，成为构建诗人第二精神故乡的原材料。诗人不再致力于还原于“材料”的真实，而是以“真实”的生活细节，进入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建构。

叶：麻城是三楚大地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不仅是黄麻起义的发生地，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将军，并且在历史上还是“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的中转站，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四川人，现在都称自己是麻城人。前不久我也专门去到麻城访问，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寻根之旅。我想问的是，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麻城人，你认为麻城这一片热土，在环境上与文化上具有什么特点和优势，你在自己的诗歌里是如何表现的？

熊：麻城位于湖北东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中段南麓，处于武汉、郑州、合肥三大城市合围的中心位置。版图3747平方公里，人口120万。麻城的历史悠久，七千多年前即已开发，春秋为楚地，名柏举，因吴、楚在此大战，后称为柏举之战，而名重青史。秦属南郡，汉为西陵。后赵石勒部下麻秋筑城始得名为麻城。这是一片被革命烈士鲜血浸润的红色土地。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这里诞生和发源。1927年11月，震惊全国的黄麻起义在这里爆发，此后二十多年，麻城的革命火种经久不息，革命红旗高高飘扬，全境13.7万余人牺牲于战火，6万多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锻造出了王树声、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等41位新中国第一批授衔的将军和128位省部级高官。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贯穿境内，山重水复的交通枢纽满载人们对将军故里、红军烈士之乡的崇敬之情。“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又成为这个城市一张新的名片。作为一个乡土诗的写作者，我自然敬重这片充满血性的热土，更敬重这片热土上的厚重人文。仅从我最近出版的诗集《鄂东的风》和最近创作的大型乡土文化组诗《鄂东，鄂东》中可以看出。意属于情，心属于身。我的亲亲故土因为鄂东的存在而存在，我的精神家园因为鄂东的追寻而追寻。我不敢说我的这些诗有什么清新奇崛，但我敢说，那种似无还有的人文气息，那种让人迷惑的乡土韵味，在诗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隽永悠长而难得一见，均可清晰地呼吸到那来自鄂东深处的芬芳。当诗人海子带着“麦子”而去，诗人饶庆年长眠于“山雀子衔来的江南”的诗中，作为湖北的诗歌评论家、《当代作家》诗歌编辑的赵国泰先生深感痛惜，也为乡土诗的后继而十分焦虑。然而，当他读到我的乡土诗时，不禁欣然在同期的编后写道：“当代乡土诗，尤其是乡土诗中的江南曲，是文学佳酿中的极品。然曾几何时，个中名士或金盆洗手，或人已云逝，令人有缪斯道断、美薪不继之叹。谁料想，自然实验田拱出一抹新绿，无声地骄人。我读过熊明修的全部来稿，发现他一旦属思乡梓，涉笔故土，便珠走玉泻，不择地而出。这是另具一样文化只眼的品鉴，是业经现代艺术整饬的天籁。”也就是同一个时期，我发表在《写作》杂志上的乡土诗《鄂东乡村》也得到了武汉大学周文斌教授的认可。他说：“从《鄂东乡村》这首小诗中，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是一个打心眼里热爱鄂东乡村的人。他渴望拥抱鄂东乡村的一切，对鄂东乡村的田园风光和牧歌生活奉献出了自己的热忱和祝福。在他由衷地发出一声声赞叹和感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心境的满足与悠游，而正是这种满足和悠游的心境，才使得他笔下的乡村生活从一种单调沉滞的苦涩变成一种超脱浑然的和谐。这种和谐，是不可能对生活浅尝辄止就能获得的，它有赖于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生活体验。”古往今来诗人兴会神到的乡村，一直是田园诗永不枯竭的题材，但只有那些将自己浸渍于其中的诗人，才能体味到乡村的神韵，也才会呼吸到一阵阵亲切可人的生活气息……不谋而合的是，原《人民日报》大地副刊部主任、著名诗人石英老师以《淳朴的、机智的、优美的……》为题，为我的诗集《走向春天》作序时写道：“如果以我早期读到的熊明修与他的近作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他的诗歌创作正进入一个更加成熟期。随着诗人视野的扩大和阅历的增长，他的诗作的生活面和题材也在不断拓展。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和诗人说来，这也是必然的趋势。但就目前来看，他的‘拿手活’似乎仍在他写家乡这片他钟爱的圣土和家乡人的风采上。给我的感觉是：他一动鄂东就来神儿，一动黄麻就出彩。他是拥有‘一招鲜’的优势的。”也许，这正与著名诗人谢克强先生所言：“对土地深沉的歌唱，对当前乡土重大生活改变的吟赞，对乡亲们思想感情的揭示和开展，所有这些构成了熊明修的乡土诗，而这些乡土诗里，自然有着浓郁的泥土气息，飘散着泥土的芬芳，体现出人文的关怀。”

叶：一个诗人总是离不开自己的传统，正如艾略特所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传统是一条河流，那每一位诗人作家都会时时处于河流之中。麻城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重要的人物，当然原来的麻城比现在的范围要广得多，深厚的地方文化传统是远近闻名的。我想问的是，地方的文化传统，包括地方传说与民间歌谣，对你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何在？

熊：传统文化于我的诗歌创作而言，给予了无尽的滋养。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各种思潮、流派的纷至沓来。诗歌主流的奇崛险怪和口语泛滥的多样形态，真的让我们这些耕耘在乡土的写作者一筹莫展，望而生畏。面对如此纷纭繁复的情况，我是明智的，清醒的，我了解并明白自己所面临的魔幻世界。当然，我了解得更多、明白得更透的还是我脚下的泥土、胸中情愫。我甘愿受地方文化与民间歌谣对我的熏陶。那些生冷硬僻、莫名所以的高谈不属于我，那些口水遍地、伧俗无聊的絮叨也不属于我。只有这泥土、这泥土所催发的情愫才是我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于是我就写出了《犁耙飘香》、《太阳出山》、《鄂东的风》、《鄂东，诗草》等，一批批飘着田园清香的诗篇。多年来养成的阅读和写作的习惯，特别是我对乡土诗歌的重倾态度，使我一直坚信好诗总是珍藏在民间。而民歌又是民间广为积累的优秀产物，从民歌方向去读，从民歌方向去写，也许这正是地方文化传统与民间歌谣对我的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很多读者和诗评家说，我的部分诗类似于陶渊明。当然，这是指题材、领域上的。所不同的在于侧身于田园的一种角度。著名戏剧作家熊文祥先生读过我的诗后，他说我是一位典型的乡土诗人，从诗集《犁耙飘香》中，让人闻到了一股特别浓郁的泥土的芬芳，这是在同类诗人诗作中是不常见的。从作者的第二部诗集《太阳出山》比起《犁耙飘香》来看，其艺术思维和技巧驾驭，明显地向前跨进了一步。许多诗句，都是苦心思虑的结果，无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一直在书籍中旅行的黄冈师院中文系教授陈明刚先生在读了我的诗集《太阳出山》后，给我写了一封长达五千字的书信。他说：“我知道你生在乡村，长在乡村，乡村是你的沃土；你在乡村这片沃土中扎下了深根，树长再高，枝叶再繁茂，你永远离不开乡村这片沃土；你永远亲近乡村，血肉相连的亲近；你永远凝望着乡村，雕塑般地凝望；你拥怀黄金有价而情无价的乡村情感，这乡村情感是有清纯如画的真诚和毫无杂质的圣洁。因而，你永远歌吟乡村，你‘殚思极虑’的诗笔永远不停歇地抒写着乡村的山溪、蛙声、水渠、河滩、阳雀、羊群、春秧、冬麦、柿子、棉花、桑林、老树、河上柳、皂角夹……永不停歇地抒写着乡村的屋檐、小窗、竹笠、石凳、吊锅、炊烟、老屋、草堆、山路、田埂、水塘、渡口、鸟窝、老井、草坪、篱笆、瓜架、木榨、水车、背篓、山歌……永远不停歇地抒写着乡村人插秧、麦收、放牧、烧荒、出嫁、赶年、扎草把、田边奶孩子……可以说，如此林林总总的乡村自然景观，人事风俗构成了你诗作的主要意象，这些意象是鲜明的，它既有写真的现实情状之细致‘反映’，更有寓意丰澹的抒情与象征。几乎每一首诗中都有令人一咏三叹的隽语佳句，她们的意象是那么美丽，色彩是那么明丽，风韵是那么清丽，境美，情美，语美，音美，读来满口生香。说真的，读你的诗时，我联想到了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维的《鹿柴》、《山居秋暝》，联想到了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春》等等。凭心而论，如果没有歌吟田园与回归自然的执著追求，又哪里有永居后人心中的陶渊明、孟浩然、王维之诗神形象呢？如果没有伤心的‘雨巷’、没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愫，又哪里有后世人永远怀恋与研读的戴望舒与徐志摩呢？因而，我私下里想，如果没有你的这‘的确多了的细腻的纯情’，便没有了《太阳出山》那感人的艺术魅力，便没有真正的诗人熊明修……”我之所以引用陈明刚教授鼓励我的大段书信，我只想说明传统文化对我产生的影响和关怀。著名诗人向以鲜曾经说过：“让珍贵的火种得以孕育并最终成就燎原之势的母体，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像是一条永恒的河流，它不仅流淌在大地之上，也流淌在我们的血管之中。传统从来就是活的，传统从来就不会死去。”

叶：在这样一个网络发达、交通发达的时代，许多人都成为了“世界人”，不接受外来的资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个中国诗人，具有深厚的中国背景，也可以写出重要的作品，但外来的文学也不可不接受，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我想问的是，外国文学或文化，对于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

熊：我对外国诗歌读得不多，对西方诗歌各种流派的风格及表现手法等也是从各种诗刊上的评论文章中略知一二；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等。我对他们诗歌中的病态颓废的情调、意象叠加非逻辑性和肢解语言的非结构性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不太认同。我认为诗歌就是生活，它来源于生活就应该植根于大众，其生命历程也走到了尽头。当然，西方现代诗派诗歌中的好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我们是应接收的。泰戈尔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他的《新月集》我最爱读。我小时候爱读，现在依然爱读。《新月集》看起来像一个个零散的故事，但是串联起来，便共同展现了泰戈尔一颗纯真的童心。他用天真稚嫩的孩童语言，写出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强烈地表现出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同时，他那许多广为流传的诗句，就像一杯杯香茗，品上一口便久久萦绕在心头。他的诗歌哲学和诗歌世界给了世人许多智慧，许多启迪。我在创作《还乡》这首小诗时，多少得到了一些启发：“看见炊烟／说那是／长在乡村肚脐眼上的／脐带／／看见老人的胡子／说那是／还乡草／／还乡，还乡／老人一生／在坟地里找亲人／在酒杯里找故乡。”燃放着炽热的精神火花，照亮读者的心，也是泰戈尔的诗作让人铭记的一个突出点。

叶：近代以降，麻城这个地方出现了许多将军，有的是国民党的，有的是共产党的，在历史上还出现了诸多进士与举人。这些历史人物在对你的成长和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熊：回顾历史，麻城这片红色的土地，又是一片造就文学精英的沃土。据县志记载，麻城历代文人辈出，学者众多。仅明代麻城出文武进士136人，全国少有。近数百年来，蜚声全国著述甚多的就有刘谐、刘天和、刘侗、熊吉、梅之焕、熊调鼎、毛钰龙、董天策等百余人。如刘谐著有《西湖律韵》；熊调鼎著有《经古文解释》、《二十一史提纲》；刘天和著有《问水三集》、《幼科类萃》；梅之焕著有《中丞遗文》、《中丞遗诗》；刘侗著有《名物考》、《帝京景物略》；熊吉著有《柏举文集》等等，其巨著三百余卷。更有趣的是，麻城人唐洪洲部督阎伯屿，在滕王阁上宴请宾僚，引出王勃《滕王阁序》传为千古绝作。还有杜牧、苏轼、李贽、李世民等历史名人墨客都曾在麻城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在麻城留下了很多传世之作，真可谓群英荟萃，雅士云集。身为熊吉的第十五代嫡孙，充盈着亲切、崇敬的心情，我认真拜读了《柏举文集》，翻开书稿，我立即被这部“百科全书”深深吸引。前面说过，我干过各种农活，吃过多种苦头，虽然没有写出详尽的农耕记录，但乡村田园自然成了我成长的背景，它告诉了我的出处和来历，我想创作诗歌的那种冲动来源于乡愁，我认为最具生命力和震憾人心的是乡土文学。能让我的灵魂安静下来，驻足下来的地方只有故乡鄂东。最近，《长江丛刊》副主编、著名评论家刘川鄂在该刊刊首语中写道：“地域性写作一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以显示个性的方式。莫言的高密（笔者添加）、阎连科的河南乡村、贾平凹的商州、方方的武汉、林希的天津、野莽的乌江流域、聂鑫森的湘潭古城，展现了新颖的艺术视角和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是新世纪成功的地域文学书写。”我斗胆地补充一句，还有熊明修的鄂东乡村。我并不是刻意要夸张自己，1984年我开始创作诗歌，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当代》、《中国艺术报》、《文学报》、《星星》、《绿风》、《诗神》、《诗歌报》、《长江文艺》、《写作》、《芳草》、《特区文学》、《南方日报》、《中国诗歌》、《词刊》等省级以上一百余家公开刊物发表诗作两千余首，其中写鄂东题材的诗作达一千余首，并多次获奖。已公开出版《犁耙飘香》、《太阳出山》、《走向春天》、《鄂东的风》等五部诗集。先后有张志民、白航、张同吾、石英、丁永淮、赵国泰、谢克强、刘醒龙、江岳、黄运全、刘川鄂、洪烛、夏元明、陈明刚、王浩洪、汤天勇、宋长江、陈炳健、何存中、袁敦文等作家、诗歌评论家，十分肯定我的乡土诗歌创作的方向，主动写我的诗评，绝大多数至今未曾谋面。武大主办的《写作》刊物，曾一度开辟专栏，连发6期刊载我的诗作，并加中文系教授老师的评点，作为范诗在校园推介。2012年，湖北省作协、湖北日报社联合在《湖北日报》上开辟了《湖北作家写作家》专栏，小说作家何存中先生以《飞翔在鄂东天空的布谷鸟》为题，记叙了我的乡土诗的创作。“就像一只催春的布谷，熊明修飞在鄂东的天空，一直写诗，一直歌唱。那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出将军，出凡人，也熟庄稼。倒水河的水与大别山的太阳和月亮，轮回地照着他的亲人，也照着他的村庄。熊明修如今到了耳顺之年，套用伟人的一句话：一个人写几首诗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诗。在湖北、在全国有几个人能一辈子写诗歌呢？人生易老天难老，不老的是智者头上的天空和胸中春日的情怀。”没进过大学门的我，写出的诗歌作品能够走进校园，成为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本，深感不安和惭愧。身上没长翅膀，却说我飞翔在鄂东的天空，我深感幸福和骄傲。文艺创作一个更为根本的规律，那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使我获得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叶：当代中国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诗人，有的人认为当代汉诗直追唐宋，当然有的人也认为诗发展到汉诗已经没落了，写诗的人多而读诗的少，甚至有的人认为新诗不如旧诗，当代人所写的旧诗读者面更广。你对当代中国的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什么样的建议？

熊：对当代中国的诗歌，时下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诗歌看似极其繁荣，活动众多，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读者和时代；另一种声音认为当下中国诗歌与现实紧密联系，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个人认为，时代在前进，诗歌在发展，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中国诗歌总的趋势比过去好，其形式多样，其路子宽广。但与***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要求相差甚远。“三大病象”的问题在诗歌创作中同样存在：一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二是抄袭模仿、千篇一律；三是像机械化生产、快餐化消费。其俗症，也就是两个字：浮躁。前年春节期间，在美旅居的作家赵金禾先生远隔千山万水，通过互联网与我聊起中国诗歌和我的诗歌，让我十分感动。他说：“我不写诗，我读诗，让自己不失宝贵的诗情诗意和诗风。中国诗人们的行情我是略知一二的。他们走得很远，远得我看不见他们的首尾，即来处和去处。这似乎符合诗人们说的：诗是新鲜感觉，意象纷呈，是感觉与意象的复合体。这似乎是诗的定义。我说不。”他说：“定义可以有多种，多种可以并存，无须相互厮杀。我以为重要的，是要来自生命的因子。读你（熊明修）的诗，我是放弃定义的。是用生命去触摸的。我拿到了你的诗情的钥匙，触摸到你‘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生命之核，那就是你的生命体验，生命激情，生命表达。我找到了我的诗观印证。”他说：“什么是文学作品的深刻？其中也包括诗歌，我们抵达的是，写出生命的意味，写出心灵的意味，写出精神的意味。我赞同专家们对你（熊明修）诗作的那句诗意评论：从泥土拱出来的绿色诗行。我只是补充。你不能不承认你离开乡村久矣，你的诗魂却守在那里。”我也认为，诗歌离不开生活，生活里充满诗情。生活永远是我的老师。离开生活，诗评无从谈起。离开生活，诗歌无从写起。离开生活，诗人无从当起。离开生活写诗的人，也许一时能得到奉承，但最终会遭到人们的唾弃。诗人无情，生活会更加无情。假、大、空不是生活，做文字游戏不是生活，故弄玄虚更不是生活。生活在哪里，诗歌就在哪里。有时候，我不禁暗自发问，你把诗歌编了一期又一期，有一首能让人们记住的吗？你把诗歌写了一年又一年，有一首能与广大读者产生共鸣吗？别怨读者无情，首先是自己无义。回归生活吧，诗歌在呼唤，读者在呼唤，人们在呼唤。说实在话，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社会为主的国家，是一个犁耙养活的民族。唐诗和宋词无时不在诉说，乡土田园诗有着广阔的历史风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诗人展示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忧伤或挚爱，却是令人感动，令人遐思，与人共鸣的。诗讲意境，意境则由诗人的心境产生。一个有文化担当、有使命感的诗人，绝不会只关在自己的小屋里浅吟低唱，他的目光总是在关注着民族的兴衰，民生的疾苦，他会以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字，去提炼一个幽美的意境，去升华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去开拓一片新诗的天地。“根在魂就在/魂在花就开”（熊明修《姐儿门前一棵槐》）。乡土，是我生命的摇篮，除了足迹，还有终生随行的影子。今后，不管是身体流浪还是精神放逐。它都将是我文化还乡和衣锦还乡的归属。我的生命注定珍贵，我的归属注定光华。

叶雨其，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文学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