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森林意象之比较

段亚鑫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森林意象之比较

段亚鑫

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两部作品中，森林意象是小说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景，也同样被劳伦斯和大江健三郎两位作家赋予了独特的、多重的象征意义。本文立足文本，主要从“人与自然的背离”、“喧哗世界的净土”和“生命欲望的归属”三个方面对两部小说中的森林意象进行平行研究和比较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异同，从而能够深入地理解劳伦斯与大江小说中特有的“森林意识”，以及两位作家期望借助大自然的无穷力量与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空虚、堕落相抗衡的创作思想，进一步挖掘两部小说中森林意象的现实意义。

森林意象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象征 比较分析

在20世纪的东西方文坛上，有两部作品深刻地探讨了人类“原始欲望”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那就是英国现代小说的先驱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描写了女主人公康妮与贵族克里福德结婚不久，丈夫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下肢负伤，丧失了性能力。这样的变故，不仅改变了克里福德的命运，也让正值青春的康妮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倍受煎熬。守林人麦勒斯的出现，使查泰来夫人重拾生活的信心，他们在激情中相爱，并最终决定抛弃一切，远走他乡。《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叙述了蜜三郎和鹰四兄弟二人，因为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遇和变故，都陷入了一种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摆脱的精神危机之中，于是两人决定回到四国的老家，重新找寻生命的意义。在被广袤森林覆盖的乡村，两个人从祖先暴动传闻里找到了不同的人生方向：蜜三郎对暴动和传统持否定态度，从而继续过着苦闷的生活；而鹰四则崇拜蛮力，并因此组织足球队，领导青年对超市进行掠夺。最终，鹰四自杀，而蜜三郎也从他的死中重新找到了生的勇气，毅然到非洲开始了新的生活。

劳伦斯与大江健三郎都是具有明显“森林意识”的作家。在这两部小说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小说中的主要场景设置在森林之中，使森林意象成为两部小说的主要意象，并且两位作家都赋予森林意象独特的、多重的象征意义，对小说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和主旨的阐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当然，两位作家对于森林的认识既是相似的，又有着本质性的差异。本文主要采取平行研究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人与自然的背离”、“喧哗世界的净土”和“生命欲望的归属”三个方面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两部小说中的“森林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对两位作家的认识。

一、神秘之境——人与自然的背离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两部作品中，对森林描写是贯穿始终的，但劳伦斯和大江健三郎并不只是简单地将森林意象作为小说背景来展现，而是有意识地将森林与小说中的人物作为即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存在，并反映出人类与自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劳伦斯笔下的拉格比庄园，始建于18世纪中叶，是贵族克里福德·查泰莱祖辈居住之地，“它坐落在一片布满了老橡树的高丘上，看上去挺像样。”①只可惜，这座庄园并没有多少诗情画意，在它的周围是“特瓦萧煤矿”，烟囱里不停地冒着黑烟，矿工们住的小砖房杂乱无章地布满了道路的两侧，给人以一种“死气沉沉”之感。坐落于工业文明中的森林注定是与众不同的，它既能够给疲倦的人群带来短暂的安逸享受，同时也能够带来挥之不去的“神秘”与“阴郁”。在小说中，客人麦克里斯第一次来拜访查泰莱家的庄园，“这是个晴朗的十一月天儿，对拉格比庄园来说是个好天气。他向那阴郁的园林眺望过去，发现，天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劳伦斯 22）作为一名外来者，他不禁感叹道这片森林与外部世界具有迥然不同的气质，这样的气氛使他感到压抑和恐慌。对于生活在庄园中的人，他们虽然早已适应了这片森林，但同样对它有着难以名状的陌生感和虚无感，如小说的女主人公查泰莱夫人多次漫步森林，“康妮到邸园和毗邻邸园的林子里去散步，喜欢那种寂寥和神秘。秋天蹬着褐色的落叶，春天掐几朵报春花儿。可这一切都像一场梦或者说是真实的幻影。橡树叶子在她看来就像镜子里摇曳一般，而她自己则像故事里的人，她摘的报春花不过是幻影，或者说是回忆或文字。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没有触动，没有接触。”（劳伦斯 16）由此可见，在这里康妮仿佛被摄取了灵魂，她愈是想要接近森林，就愈是觉得与森林渐行渐远，这种感受也是康妮此时人生的真实体验，她的生活如同无法融入大自然一般处处遭到排斥。在劳伦斯看来，森林始终被神秘和原始气息所笼罩，世俗的人类很难接近它，而在自然面前人类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是渺小而卑微的。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所描写的森林坐落于远离城市喧嚣的日本四国乡村，它是以作家家乡爱媛县大濑村附近森林为原型塑造的，因而具有很强烈的自传性色彩，“我呀，写作时第一次有意识地重新审视了那座森林。在我的印象里，就在那两位主人公发现了置身于森林之中的自我的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头脑里的森林。”[1]这片森林也是独特的，大江健三郎甚至用不惜一章的笔墨来描写它，并把这章的标题取为“森林的力量”。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因为友人离奇的自杀和孩子出生时的畸形，想要回到故乡去找寻新的生活。在返回祖宅的途中，要穿过那片森林时蜜三郎突然感到了恐惧，“我想，夜晚的天空将会象鲍鱼的贝壳覆盖着它的贝肉一样笼罩住这片的森林吧。想到这儿，闭塞的恐惧又向我袭来。尽管是在密林深处长大的，但每当我横穿森林，回到自己的山谷中时，总是不能从令人窒息的感觉中解脱出来。”②大江通过描写“贝壳与贝肉”之间的挣扎、斗争，形象地传达出蜜三郎此时感到森林带给他的一种压抑情绪，他试图与森林达成一种和解，甚至努力回忆孩童时代对故乡的美好记忆，可这样的尝试也是徒劳的，“早已不同于孩童时代的是，现在，我甚至感到土黄色的地面都在威胁着自己。既然我这个已经变得像老鼠一样胆怯、可疑的人曾一度离开了那里，又想要开始同森林自身的关系，那么森林的眼睛带着猜疑之心监视着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大江58）此时的森林与蜜三郎之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隔离的关系，甚至处于敌对的态势，在蜜三郎心中，森林无时无刻都在排斥着这个曾经属于这里的归来者，森林带给他的只剩下了陌生与恐惧。由此可见，东西方不同的两位作家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都将森林意象与主人公形象有意识地对立起来。广袤的森林从四面八方向小说中的人物袭来，他们在自然面前或彷徨、或惆怅、或恐惧，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显得渺小而卑微的。首先，这样塑造森林意象的巧妙构思，彰显着劳伦斯与大江健三郎高超的艺术造诣，使读者在阅读中也不由地感受到了弥漫在文字之下的压抑与无助，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其次，森林与人类的这种紧张对立关系，其实是小说主人公主观情感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康妮在名存实亡的婚姻之下所感受到的虚无幻灭之感，还是根所蜜三郎被城市生活和朋友、家庭变故所煎熬着的内心，都在与广阔自然的对比中，显得愈加无处安放，表现出两位作家对人物内心刻画的张力。最后，从更高的一个层面而言，森林与小说主人公的对立，也代表着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对立，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污染的人类精神，在纯粹的大自然面前显现出极为无助的态势，现代文明相对于自然世界同样是不堪一击，两位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意识是基本一致的。

二、安乐之乡——喧哗世界的净土

“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对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存在。”[2]劳伦斯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贫穷和父母间的争吵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因而他的童年并没有多少欢乐。与此同时，劳伦斯所生活的时代，英国正逐渐从“维多利亚时期”的辉煌走向衰落，煤炭等传统工业部门效益降低，工人收入微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在这场利益斗争中伤亡惨重，昔日的世界霸主地位也摇摇欲坠。而作为文坛后辈的大江健三郎，他的个人经历与劳伦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大江健三郎的童年时代虽然是在远离战争的四国乡村中度过的，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却给这个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儿时，我生活处于在森林里，当时正战争时期，不过，我为自己是森林里的孩子而怀有一种幸福感。假如战争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小孩子也将被杀死吧……只要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我的心情比较低沉，认为‘只要走出这个峡谷，自己就不再拥有可供安居的场所’。”[3]等到成年之后，作家又亲眼目睹了被原子弹摧毁的广岛惨状和日本战后艰难的重建，可以说战争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家庭生活方面，长子大江光出生时的脑部残疾，曾经使作家感到无比绝望，甚至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由此可见，家庭的不幸境遇和社会的残酷现状对劳伦斯和大江健三郎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同样对他们的创作影响深刻，这也使得劳伦斯与大江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意识的作家，并有意识地在他们各自的文学作品中进行表达。两位作家都在为人类寻找幸福的家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森林意象便是由劳伦斯与大江精心构思出、远离尘嚣的“人间净土”。

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开篇便用短短数语，揭示了战争给英国一代人带来的痛苦，“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场悲剧，所以我们就不那它当悲剧了。大灾难已经发生，我们身陷废墟，开始在瓦砾中搭建自己的小窝儿，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期盼。”（劳伦斯 1）对于女主人公康妮而言，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便是丈夫克里福德在战争中下肢瘫痪，丧失了性能力。除此之外，当时的阶级矛盾也是极为尖锐的，“拉格比府和特瓦萧村之间没有来往，一点也没有。见了面没人脱帽，没人说句客套话……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双方都暗自怀有抵触情绪。”（劳伦斯 11）劳伦斯甚至直截了当地发出感叹：“文明的社会疯了。金钱和所谓的爱情是它的两大疯癫症，其中金钱远远跑在前面。个人就在金钱与爱情中分裂着、发着疯。”（劳伦斯 98）相比于现实社会，劳伦斯笔下的古老森林也在战争中为修战壕提供木材而“伤了元气”，但它仍旧是令人神往：克里福德喜欢让康妮推着他到森林深处，仿佛这里可以抚慰他受伤的心灵；森林也接纳了焦躁不安的康妮，“她真想穿过园林逃跑，甩掉克里福德，趴在蕨草丛中。逃离这座房子，她必须逃离这座房子，离开所有人。树林是她的避难所。”（劳伦斯 78）守林人麦勒斯的形象则最能体现出原始自然带给人的野性与活力，他在经历了婚姻的不幸之后参与了战争，并当上了中尉，本来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军界谋求更大的发展，但因为忍受不了军队不良作风和只重名利的社会现状，毅然回到自己的家乡，定居在这片森林中，当上了林子的看守。麦勒斯似乎是一位“隐者”，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在平静的气质之中却有着无限的生命活力，康妮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她赞美道，“他多美呀，他的皮肉多么纯洁！多可爱，多可爱，多壮实，可又那么纯洁细腻，这敏感的身子是多么沉静！”（劳伦斯 180）这个人物是这部小说中最“纯粹”的，麦勒斯自然不是来自喧哗的都市，而是以守林人的身份出现，整日与这片森林为友，与大自然为伴，才令他拥有了最接近劳伦斯所认为的“完美人类”的气质。作家借这个人物形象深刻地传达出人类只有走入森林，走入自然，才能完全获得身体与灵魂的健康。因此，小说中的森林意象便成为现代人类所要回归的“伊甸园”的所在。

与劳伦斯在小说中直接表达对英国社会现状不满的方式不同，面对战争、核威胁、信仰缺失和疾病等问题，大江健三郎的态度正如他1994年在瑞典皇家文学院所发表的著名演讲《我在暧昧的日本》中所言，“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做出高尚和人文主义的贡献。”[4]作家主动了选择一条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的道路，试图在远离大众的地方思考人类的未来，而家乡的森林无疑能够给予作家很多的灵感，“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他家乡的森林乔木构造的辉煌耀眼的阶梯，把大江送上了世界文坛的顶峰。”[5]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的“森林意识”是普遍存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样表现了他的这种边缘化的政治意识。首先，森林是小说主人公躲避现实遭遇的“避难所”。蜜三郎与妻子菜采子因为儿子出生时带有的先天性疾病而备受煎熬，朋友在精神疾病的折磨下的离奇自杀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感到无路可寻。蜜三郎每天都要忍受着失眠的痛苦，“这个早晨，我身体肮脏地坐在这城市里低于任何一个正常人的位置——坑底，徒手抠着墙面。来自外部的凛冽的阴寒之气，源自内心的灼人的羞耻之心，对我大加申斥。”（大江 25）妻子则是整日“紧攥着刻花平底玻璃杯，打着赤脚，脚边放着威士忌酒瓶和冰块桶，和鞋并排摆在一起。”（大江 29）弟弟鹰四的处境则更加糟糕，少年时代因为与白痴的亲妹妹性交而致使其自杀的负罪感一直折磨着他，成年后参与的安保斗争失败更加令他一蹶不振，多重压力包围下的鹰四同样需要找到新的归宿。最终，是森林接纳了他们，使他们逃离了纷扰的外部世界，开始了寻找内心的旅程。其次，森林是人类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见证者”和“毁灭人”。大江在这部小说中大胆地采用了一种将古代、现实与幻想相互交错的特殊结构，将蜜三郎和鹰四两兄弟祖父辈在明治时代的暴动、大哥S在二战结束后袭击朝鲜部落被杀和鹰四领导的对超市的抢劫三个典型的政治事件串联起来，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巧妙而自然地衔接，则主要是因为这些事件都发生于主人公故乡的森林当中，因此小说的森林意象便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大江健三郎让他的森林成为了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它目睹了古代人、现代人的各种纷争、入侵和厮杀，而奇怪的是，这些侵害却仍旧没有对森林本身造成任何影响，正如居住在森林中的隐者阿义所言：“森林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增大，山谷里的村子不久也会被森林的力量所吸收掉。”（大江 68）象征自然的森林在与人类的对抗中，处于明显的优势，甚至将各种纷争都包容在内，再一次验证了森林的无穷力量。劳伦斯与大江健三郎都把森林作为现代人类的“避难所”和“救赎地”，这种相似的观点体现了两位作家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他们认为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无法撼动大自然的威严。但是两位作家在表现手法上是有差异的，劳伦斯往往将森林意象与人物形象紧密结合，使他笔下的人物成为森林的“化身”，并最终塑造出麦勒斯这个完美的“自然人”形象；大江则更热衷于描写森林与人类的对抗，并最终以森林的胜利为结局，体现出自然的伟大与人类的卑微，从而凸显出森林作为胜利者的姿态，并表明自然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

三、心灵之园——生命欲望的归属

劳伦斯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热衷于在作品中探索人类的各种情感欲望，它们既包括理性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也包含非理性的性意识、集体无意识等原始欲望和情感，特别是对性的大胆描写给两位作家招来不少争议。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森林意象不仅仅是人类逃避社会现实的避难所，也是能够重新发现和包容着生命欲望的归属地。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首次出版于1928年，但出版后就长期被英美等西方国家禁止出版，一直到劳伦斯去世多年的1960年才被英国政府容许再版，而导致这种不幸遭遇的最大的缘由是小说中的大量性爱描写在当时还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虽然有反对者提出不同的见解，但统治阶级和传统文学批评家认为劳伦斯的这部小说是“伤风败俗”的，因此，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部小说中的性描写和性意识成为劳伦斯研究者们常常讨论的一个话题。笔者认为，通过对小说中森林意象的解读，可以为研究劳伦斯对生命原始欲望的书写提供一种思路。首先，在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森林意象本身就带有很明显的“性意味”。克利福德因战争瘫痪并且丧失性能力的下肢，就如同被砍伐用来修战壕的树木一样，失去了往日的坚挺与活力。康妮在树林中漫步，也往往能够感受到一种类似于性爱体验的“奇怪的激动”，“康斯坦丝背靠着一棵小松树坐了下来，那松树摇晃着，让她感到一种奇特的生命在冲撞自己，富有弹性和力度，在向上挺着身子。这挺直的活生生的东西，树梢沐浴在阳光中！她看着水仙花在阳光下光鲜夺目，令她的手和腿都感到温暖。”（劳伦斯 84）正是这种力量使康妮重拾生活的信心。此外，小说中也多次出现了将人私处的毛发描写成森林意象的比喻，如康妮在与守林人麦勒斯激情之后，深情地说道：“你身上长着四样毛发，胸口上的发黑，可头发却并不黑，胡茬是暗红色的，而这儿的毛发，这些爱情的毛发却像一蓬金黄发红的槲寄生花丛，这些毛发里数它最可爱！”（劳伦斯 229）其次，康妮与麦勒斯之间建立在纯粹的性体验之上的爱情，只有在大自然之中才能达到真正的高潮，森林正是他们二人爱欲的催化剂。在小说中多次描写了康妮与麦勒斯在森林中做爱的场景，康妮不仅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并且在追求原始欲望的过程中使灵魂得到了真正的解脱与升华。“好吧，就像崇拜酒神巴克斯的女人那样疯狂地疾步穿过森林，去找巴克斯，那聪明的阳物，他没有独立的性格，纯粹是上帝派来来伺候女人的仆人！这个男人，不得妄为，他不过是个神庙的仆人，是那聪明阳物的携带者和守护者，而那阳物是属于女人的。”（劳伦斯 140）由此可见，在劳伦斯看来，森林与性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两者不但都是充满活力的象征，并且从深层意义而言，森林古老的姿态和强劲的力量是拯救人类“被机器榨干精虫”、毫无生机处境的强心剂，而性作为人类的原始欲望也只有在广阔森林中才能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质。劳伦斯希望用健康、和谐的性来拯救人类的期望通过森林这个意象被完整而清晰地表达出来。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创作深受日本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同样热衷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性爱的主题，“大江与诺曼·梅勒一样以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了’”[6]，在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森林意象也是唤醒“性”这种人类原始欲望的场所。但与劳伦斯笔下森林与性爱相得益彰，相互映衬中散发着和谐之感不同，大江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森林意象则唤起了更加原始、更加恐怖的性爱体验。小说描写了两段“乱伦之恋”，且都与鹰四这个人物有关。一段是鹰四年幼时家境贫寒，父母将他与白痴的妹妹一起寄养在伯父家中，他借助酒劲诱骗妹妹与委身于自己，并最终导致了妹妹的自杀；另一段是蜜三郎和鹰四两兄弟回到四国乡村之后，蜜三郎的妻子菜采子在鹰四的投身反抗“超市天皇”的运动下，重拾生活的信心，逐渐摆脱了对酒精的依赖和对性的冷淡，因而与鹰四发生了性关系。由此可见，大江对森林所代表的自然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关系更加悲观，他认为森林正如它所体现出来的神秘性一样，它在拯救人类的同时，也会将人类的原始欲望中的罪恶无限地扩张，大江的这种认识明显带有现代主义的倾向。除了对性的描写，小说中的森林意象也是具有根所家族精神的原型。“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的经验,是人类必须对某些事件作出特定反应的先天遗传倾向。它在每一世纪只增加极少的变异,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心理内容。”[7]荣格认为原型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容,通过成为意识以及被知觉到而发生变化。它从在其中显现的个人意识中获得色彩。”[8]因此按照荣格的观点，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集体无意识则需要借助原型来传达。大江运用魔化现实主义的手法，将根所家三代人不同时期的“暴动”相互连接、穿插，融传说与现实为一体，而足以支撑这种与众不同结构的支柱则是根所家族的精神：根所家族历来都是森林当中的精英，维护着当地的秩序，但同样出现了曾祖父的弟弟、兄长S和鹰四这些领导各次叛乱的叛逆者，小说的叙述主人公蜜三郎认为这些人虽然勇于反抗，但都在暴动之后懦弱地选择逃离或者自杀，所以根本就不能算作根所家族的英雄。直到小说的结尾，蜜三郎发现了曾祖父的弟弟藏匿的密室，再加上鹰四的自杀，终于使他明白，这些叛逆者并不是懦夫，而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承担起了家族的责任，“从正面接受并超越了他们自己的地狱”[9]，根所家族面对危难不屈服的气质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蜜三郎才能重拾勇气，开始了新的生活。根所家族的精神便是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典型例证，而见证了家族历史变迁的森林意象作为原型则是这些精神的实际载体。按照传统，这个乡村每年都会在盂兰盆会的夜晚，由年轻人装扮成“亡灵”英雄，带上特质的面具，在森林中来回穿行，“他们就列成一队从森林的高处沿着石子路返回山谷，并受到山谷中居民满怀敬意的欢迎。”（大江 149）在这个特殊的仪式中，根所家的亡灵们渐渐地悉数登场，最终连自杀不久的鹰四也得到了认可，加入了队伍。他们生前生活在森林边的乡村，死后灵魂则回到森林深处，只有在这一天重新归来。不同时代的人物一同登场，森林是这些亡灵的归属，因此也就成为了根所家族精神力量的源泉。大江自己在谈到小说创作时，也曾说道：“我的村子里有一个传说，认为人一旦死去，其灵魂就会团团转着圆圈飞往山上的森林，停留在属于自己的那颗树木的根部。经过若干年之后，灵魂再从那里飞下山来，进入婴儿的心胸……这个传说存在于自己的根本之处。”[10]所以，在小说的结尾，重新启程蜜三郎与“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他们穿过的森林不再是格格不入的森林，而是在穿行的过程中获得了祖辈沿袭下来的精神与力量，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

由此可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两部小说中森林意象都是原始欲望和力量的集聚地。劳伦斯更侧重于借助森林的勃勃生机来象征人类性爱的力量，从而拯救现代社会中疲惫不堪的精神世界；大江健三郎则更关注在人类的精神传承，森林意象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它们不仅是根所一个家族集体无意识的归宿，也是自然养育下人类美好精神的传承，与现代文明的堕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虽然两位作家在广袤的森林中发现了不同的原始气息，但希望借助森林的力量对抗现代社会对人类腐蚀的目的是一致的。

通过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两部小说中的森林意象在“人与自然的背离”、“喧哗世界的净土”和“生命欲望的归属”三个方面对比，可以看出劳伦斯与大江健三郎这两位“文学巨匠”虽然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有着差异，但希望借助森林来呼唤人类的本性，重新找寻失去的美好家园的意图是一致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和人类精神缺失等问题，通过对两部小说中森林意象的解读，不仅可以挖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价值，也同样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启迪。

注解【Notes】

①[英]D·H·劳伦斯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日]大江健三郎著：《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于长敏、王新新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日]大江健三郎著：《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许金龙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

[2]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日]大江健三郎著：《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许金龙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4][日]大江健三郎著：《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于长敏、王新新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5]朱红素：《世界著名作家艺术个性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6]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7][瑞士]荣格著：《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8] [美]比尔斯克尔著：《荣格》，周艳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页。

[9][日]大江健三郎著：《个人的体验》，王中忱、邱雅芬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10][日]大江健三郎著：《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许金龙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Titile: On the Forest Image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and Banengannen's Soccer Team

Author: Duan Yaxin is from Humanities Schoo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and Banengannen's Soccer Team, the forest is the main plot,to which D·H·Lawrence and Kenzaburo Oe give the unique and multiple symbolic signif canc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ext, mainly from the three aspects,which are the departure from man and nature, noisy world of pure land and life desire on the ownership, of the forests images in the two novels by parallel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ovels. Thus we can able to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D·H·Lawrence and Kenzaburo Oe's novels in the "forest thought", and the two writers desire with nature's inf nite power to solve the empty and vice of human thought that modern civilization brings, as well as further excavate the realistic signif cance of the forest in the two novels imagery.

The image of forest Lady Chatterley's Lover Banengannen's Soccer Team Symbol Comparative analysis

段亚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