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暨首届硕博论坛综述

流 怒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暨首届硕博论坛综述

流 怒

2016年10月27日至28日，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暨首届硕博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湖北大学、广州大学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硕博士生近180人共襄盛会，围绕中心议题“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展开研讨。

大会开幕式由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教授主持。湖北大学校长熊健民教授、澳门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金贤珠教授分别致辞，日本福冈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海村惟一教授和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分别作大会主题发言。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硕博论坛成为本次学术会议的最大创新点，与会者交口称赞这一为硕博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的会议形式。据不完全统计，来自全国高校近60位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硕博论坛，提交论文近50篇，并有20余位硕博研究生发言。经过学术评委会长达一个月的严格评选，6位博士研究生、12位硕士研究生获得优秀论文奖。其中湖北大学徐汉晖博士和复旦大学上官文洁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敖翔硕士分获博士组、硕士组一等奖。硕博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邹建军教授主持。曾大兴会长指出他对邹建军教授关于举办硕博论坛的提议非常赞同，认为硕博研究生所具有的学术锐气对中老年学者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学科必须具备研究对象、基础理论和专业人才培养等三个条件，而一个学科只有赢得青年学者的青睐、关注，才是有希望和前景的学科，硕博论坛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培养青年学者的重要机制，应载入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史。

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近130篇论文以及现场发言来看，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民间文学、影视文学等多学科，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讨。

一、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研究》中指出，尽管文学地理学的思想言论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真正系统性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因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届会议在此方面有较多成果和较大进展。

（1）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系统总结。曾大兴在题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两种，前者指地理学研究方法和文学研究方法，后者指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系统阐述了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区域比较法以及地理意象研究法。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均是在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比较视域下展开论证的，比如系地法之与系年法、现地研究法之与文献研究法、空间分析法之与时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之与分期分段法、区域比较法之与历时比较法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曾教授对他“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主张的自觉细化、深化。另一方面，并未割裂与文学史学研究方法，比如现地研究法是把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既具有十分明确的学科独立意识，又与之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辩证的补充、对话关系。

（2）文学地理学理论融合、创新。邹建军的《文学地理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问题》，将以作品为中心还是以非作品为中心、以审美为目的还是以非审美为目标、有助于还是无助于文学问题的解决等作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依据，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文学地理学理论的传播与接受、中外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等外部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础，而地理环境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文学对某一区域人文地理环境建构的影响、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等内部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最高的境界在于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有机结合、统一，共同丰富现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杜华平的《文学地理学的多面相与学科融合》，首先就“两个文学地理学”这一学术现象展开文学与地理学维度的梳理，认为虽然两大学科的学术路径和研究范式以及学术目标有所区别，但二者的交集明显大于分歧。接下来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文学面相和文化面相，在深化了文学与地理学对话、融合的意旨后，尝试确立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立足点，即以地理空间为核心概念，充分吸收列斐伏尔、福柯等人具有现代意义的空间观念。杜雪琴的《中西合璧、内外结合、上下贯通——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三种理念》，认为文学地理学批评需要关注中西合璧、内外结合、上下贯通等三种核心理念。中西合璧指一方面积极反思中西文化异同，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努力吸纳中西文化精髓；内外结合指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上下贯通指容纳新旧多种批评方法之所长，采用一元为主、多元并用的研究方法。上官文洁的《色彩观照下的世界文学地理——论文学地理学内在机制中的异质同构》将色彩与地理融会贯通，认为属于物理色彩的自然色彩（四季色彩和地域色彩）与属于心理色彩的人文色彩，共同作用于文学色彩，存在着异质同构关系，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的内在机制。

（3）文学地理学核心概念辨析。陶礼天的《〈诗经·国风〉的地域风格论——论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理之关系》，以《诗经·国风》为案例，论述了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理（地域）的关系，还集中考论了齐风与齐气及其地域风格传统等问题，最后还结合维柯《新科学》，对诗性地理与论文相关性作了探讨。李志艳的《文学地理学：从文学本体论讲起》，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重回文学本体论，辨析时间与空间关系，得出以下结论：文学始源于作家主体空间在场性的系列审美活动；文学在本体论上是一门空间艺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应包括前文本空间、文本空间以及后文本空间；文学地理学视野下文学史的重写，强调回归文学发生现场，重现文学活动的在场性与变动性，以此建构文学史的时间维度与板块区域。徐汉晖的《地方感、地方特性与恋地情结的文学抒写》，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实例，论述了地方感、地方特性、恋地情结与文学的复杂内在关系。地方感的形成及文学呈现与作家对某一地方文化的深刻体验有关，地方感塑造了作家的审美特质；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地方知识和地方特性的基础上；恋地情结建立在地方感和地方认同的基础之上，对地理环境的生命体验沉潜到作品中便是“人地镜像”的文学抒写。孙云霏的《他者与主体——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之比较》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哲学根源，呈现出“他者”性质，是双重被建构性，表现为分裂与斗争；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以宇宙论、生存论为哲学根源，呈现出“主体”性质，是内在性与建构性，表现为整体感知和移情。钟扬的《地理如何在文学中发挥作用——关于文学地理学一些概念的再思考》对地理基因、地理性、天气等文学地理学概念做了再思考。

（4）文学地理学学科史梳理。朱寿桐的《由〈气候、物候与文学〉说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一方面，回顾了曾大兴由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到文学家生命意识的分析、从文学的地理学研究到文学地理学建构的学术历程，其实是从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剖析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历史；另一方面，认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学术内涵和外延需要进行详细而缜密的论证，需要框定特有的资料和理论系统，需要阐明独特而可行的研究方法等。周文业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史的学科地位分析》，通过详实的数据统计，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在地理学和学科史的20种交叉学科中，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学地理学的综合排名为第6位；另一方面，尽管文学地理学发展很快，排名靠前，但离真正进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的目标尚有很长的距离。杨玲的《近30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之得失》，梳理了文学地理学发展的五个方面，即以空间拓展传统文学研究获得普遍认可、地域文学研究日益凸显、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有效实践、学科建设朝着体系化快速发展、对西方地理空间理论的借鉴等。

二、文学景观研究

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海村惟一、曾大兴、王兆鹏等研究的是实体性文学景观，其他论文研究的多是虚拟性文学景观或两者的融合。

（1）实体性文学景观研究。（日）海村惟一所作的大会主题发言《日本的风土、心景与文学风景——以志贺岛、香椎冩、太宰府的万叶歌碑为主》，主要通过以志贺岛、香椎冩、太宰府为三点一线的空间中的万叶歌碑这一文学景观，来考察《万叶集》所反映出的日本风土心景与文学风景。曾大兴的《文学的误会与成全——湖北境内的两个赤壁》，通过现地研究，梳理了湖北蒲圻赤壁和黄州赤壁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一方面，是杜牧、苏轼、罗贯中的文学误会，将黄州赤壁这一纯粹的自然景观建构为著名的文学景观，另一方面，文学也参与创造了蒲圻赤壁这一景观。王兆鹏在《欧阳修对扬州平山堂景观的建构与书写》一文中，认为欧阳修在平山堂这一景观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不仅开创、奠基了平山堂的人文景观，也发现并定型了平山堂的自然景观，更书写和导引了平山堂的文学景观。

（2）虚拟性文学景观。1、荆楚文学景观。夏明宇的《苏轼在黄州的空间书写》论述苏轼与寺庙道观、雪堂、赤壁等景观对话，实现其心灵困境的突围。郭伟的《〈凌虚台记〉的地理书写》论述苏轼初仕凤翔时以凌虚台的变迁为发端，引发出“兴成毁废，相寻无穷”的地理哲思。2、岭南文学景观。陈恩维的《从地方风物到美学家园——南园五先生的地域书写及其意义》论述了南园从地理景观到文学景观的转变过程，也是南园五先生个人游憩体验上升为集体经验和公共记忆的过程。蒋艳萍的《空间建构与地方认同——清初岭南三大家罗浮山书写研究》论述了罗浮山这一文学景观在岭外文人笔端展现出的神仙之山和隐逸之山，以及岭南三大家对罗浮山的岭南化和地方认同。赵晓涛的《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宋代广州蒲涧文学景观述论》从自然形态呈现、寻仙悠游主题、带宗教色彩的蒲涧会等层面考察了作为文学景观的蒲涧。3、吴越文学景观。熊海英的《风景、心境与诗歌的交响与变奏——以宋代多景楼和江湖伟观吟咏为中心》以镇江、杭州的观景名楼和相关文学作品为标本，考察环境与文学要素之间的多层面互动，在观景楼地理位置和登览景观不变的情况下，登览者、登览之情与登览之作的内涵与风貌却与时递变。陈晨的《西津渡文学景观研究》探析镇江西津渡文学景观所表达的伤怀、离别等主题。4、北方文学景观。两论文聚焦北京文学景观。于润琪的《京味儿小说“胡同地理”寻踪初探》，通过对清中后期四部京味儿小说中胡同的梳理，认为胡同这一人文景观是京味儿小说重要的地理属性。吴蔚的《山水与经学——乾隆三山五园御制诗刍议》，透过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景观，论证乾隆御制诗以山水比德的经学理解。两篇论文关注八景诗。徐玉如、高振的《八景诗歌的文学地理特点与创作动因——以琅琊八景为例》，以琅琊八景为例，阐释八景诗的文学地理特点与创作动因。任梦池的《清代商洛地方志中的“八景诗”探析》，探析商洛地方志中八景诗中的自然、人文景观。另外，王姮的《作为虚构景观的“高密东北乡”》，认为莫言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是虚实相生的文学地理景观，超越了现实区域的文学书写和审美体验，但缺乏面向现实的勇气和展望未来的姿态。5、城市文学景观。郑丽丽的《清末新小说的勃兴与作为现代公共空间雏形的上海》、白瑶的《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情怀》、冯希梅的《金宇澄〈繁花〉的上海书写》、周玮昆的《试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上海书写》等四文均研究作为文学景观的上海，郑文论述作为承纳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维度的上海，白文、冯文和周文处理的是当代小说中上海话、上海饮食、上海弄堂等上海元素。丁萌的《〈悲惨世界〉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及其审美意义》，探析迪涅、蒙特勒伊、巴黎等城市景观所反映出的文明与野蛮、压迫与反抗之间的张力美。

此外，陈友康的《地理分界点的诗歌书写——以滇南胜境关为例》，考察了以胜境关这一地理边界、行政边界、心灵边界为书写对象的诗歌，认为它们为理解地理分界点诗歌写作提供了样本。

三、中国区域文学地理研究

区域文学地理研究向来是文学地理研究的重头戏。此次会议继承了前几届年会的特点，在荆楚文学地理研究、岭南文学地理研究、江西文学地理研究、吴越文学地理研究、西部文学地理研究等领域继续发力外，并呈现出多区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点。

（1）荆楚文学地理研究。杨宗红的《从〈夷坚志〉湖北故事看民间信仰及其生成》，通过《夷坚志》中的湖北故事，考察宋代湖北社会的民间信仰。邵大为的《蛇山南楼考——兼谈与黄鹤楼之关系》考察了同在武汉长江南岸蛇山上的南楼与黄鹤楼两处景观的关系。叶吉娜的《现当代湖北作家作品中的长江意象》，从长江彰显生命自明、承载人世沧桑、寄托生命沉浮等三方面分析湖北作家作品中的长江意象。高爽的《废名小说中的“桥”：从物象到意象》，从带有鲜明黄梅地域特色的“桥”这一地理意象切入，认为地域文化参与了废名的故乡想象与建构。黄盼盼的《从地理、人物、情节论池莉〈生活秀〉的影视改编》，认为池莉以武汉为地理背景的小说《生活秀》，在两种影视改编作品中，地理背景被分别更换为厦门和重庆，这种不智之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主题的表达。

（2）岭南文学地理研究。李海燕的《岭南风情与平民风范——论黄咏梅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从岭南景观的形象再现、岭南风味民俗的多样展示、岭南方言俗语的大量运用、岭南平民人生的倾力书写以及大众艺术风格的着力传达等方面论述了黄咏梅小说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翁筱曼的《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以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为基点观照学海堂在教学中对地域文化空间的构筑，投射出地方乡土的认同和国家观念的重构。

（3）汉水流域文学地理研究。王建科的《论汉水流域的水浒戏及其传播意义》，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水浒戏在汉水流域的改编与传播。梁中效的《汉代文化中的汉水形象述论》，认为汉水女神是中国四大江河女神中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女神。姚秋霞的《“汉调桄桄”的儒家情怀与地域文化特征》，认为汉水流域的地方戏汉调桄桄既传承华夏民族共同价值，又体现出汉水上游的地域文化特征。宫臻祥的《唐宋文人吟咏汉中风景诗初探》，通过对汉中风景诗中的道路山川、自然风光的地理还原，再现了唐宋时期的汉中生态环境。姜晓娟的《试论本、客籍地理环境对陆游南郑诗词风貌转变的影响》，从陆游上任南郑（汉中）之前以及南郑任上所游历的地理环境，分析对陆游诗风重大转变的影响。

（4）吴越文学地理研究。王建国《广陵观潮：中古一种江南文学意象的地理考察》，结合古代文献、考古发掘和现代地理研究考索广陵潮，认为广陵观潮这一文学意象应归扬州。莫其康的《“自古昭阳多俊杰”探微》探析了自古昭阳多俊杰背后自然地理环境、运河文化等五方面的成因。陈麒如、林晓娜的《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梦窗词》，认为吴文英的苏杭词分别折射出汴京和古吴都的影子。吴雅萍的《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宋福建遗民诗歌》，通过遗民诗中反映福建的自然、人文地理意象，论析其中蕴含的爱国精神和理学哲思。

（5）西部文学地理研究。高人雄的《从地域文化视阈看北魏文学的文化元素》认为，北魏文学发轫之初的主导区域特色，不是代北和中原，而是西北河陇地域的学术文化特质。唐星、高人雄的《地域文化影响与官方文学创作——论关陇北周政权礼乐建设对宗庙歌辞创作的影响》，论述了融合关陇地域文化的北周礼乐制度对宗庙歌辞创作的影响。周梦梦、高人雄的《十六国佚失辞赋考论》论析十六国佚失辞赋独特的地域民族特色。张向东的《易君左的〈西北壮游〉》，认为《西北壮游》对大西北戈壁、雪山等地理景观的诗意书写，反映了战后大西北的风俗民情和现代化进程。伍联群的《论冯山的蜀道诗》，认为冯山的蜀道诗既写胜游之乐，也抒一己之怀，既观物理变化之理，也显明其用世之志。

（6）江西文学地理研究。刘双琴的《鄱阳湖的地域特色及其诗歌创作》，论述了鄱阳湖诗中鄱阳湖的双重空间，即反映孤舟远行、滨水别离的行旅空间，和反映尊儒崇道、隐遁家园的隐逸空间。陈小芒的《论白居易江州诗文的多重地理空间建构》，从自然地理空间、人文地理空间、心理地理空间探析白居易的江州诗文。王胜奇的《两宋时期江西僧侣文学家探析》，对两宋时期江西出现的36位僧侣文学家从生平、身世、作品等多方面进行梳理。赖晓君的《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综论》，从地域文学审视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及作品，认为既是对地缘身份的认同，也送本土宗教文化的延续。

（7）北方文学地理研究。王双的《史梦兰与晚清冀东诗风》，认为史梦兰的代表作品浸透了构建地方风雅传统的强烈意识。孙春青的《论〈永平诗存〉作为地域性诗歌选集的诗史意义》，认为《永平诗存》具有补充清诗史和河北地方文学史空白的意义，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大量书写，使其在地域诗歌总集中具有特殊的艺术质素。常优的《从地名透视邯郸的地理历史文化》，从邯郸的地名透析出四种地方文化，如以成语典故为地名的历史文化底蕴、因地处平原而具有对称性等。杨秀礼的《春秋奔国与郑国文学辞令创作》，将奔国文学现象视为中国最早的流寓文学，并对郑国的奔国辞令展开讨论。胡蓉的《〈述善集〉所见元代濮阳西夏遗民作家之理学思想及相关问题》，凸显中原理学对《述善集》理学思想的影响。

（8）多区域文学地理学研究。朱丽霞的《扬州与广州：“黄牡丹状元”事件的文学史意义》认为，一方面发生在扬州的黄牡丹状元事件是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花卉之咏，另一方面牡丹之咏不仅提升了岭南文坛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文学的地域分布和演进生态。王志清的《地域文化精神视域中的“盛唐气象”解读》，以文学地理、地域文化的思路和方法来研究盛唐气象，认为关中、山东与江南三大地域的唐代诗人诗美各异。正是盛唐诗歌所共同表现出来的兼容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形成了盛唐气象的美学判断，因而不宜将盛唐气象狭隘地理解为单一的雄浑博大美学范畴。张福清、曾苗的《论孟浩然襄阳、吴越诗之地理与人文意象》，通过分析地理意象和人文意象，认为襄阳诗意象侧重于荆楚文化，吴越诗意象侧重于相思、归隐情怀，丰富了盛唐气象中“清”的风尚。李惠玲、陈柏桥的《思接千里、视通万里——从〈使交集〉看地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从南北九省的客体地理对主体创作的地理书写影响出发，探析地理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李阳的《白居易诗歌文学地理解读》，探讨了地理景观对白居易渭南时期、江州时期、洛阳时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9）民族与地域问题研究。既有多民族融合与地域问题研究，如王忠禄的《五凉文学的多民族性及意义》认为五凉文学研究，对于研究东晋十六国时期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河西与中原的关系、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也有论析壮族、回族、鄂温克族等单一民族与地域问题的，如卢贝贝的《民族焦虑的消解：壮族布洛陀经诗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结合地理意象、活态文本生成以及地方话语，探讨具有精神导向作用的壮族布洛陀经诗地理化叙事如何有效消解地域性的存在焦虑。李志荣的《“天、地、水”三界和谐：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壮族始祖创生神话研究》，认为地理环境是壮族始祖创生神话的发生根基和表征对象。杨璐萌的《壮乡民族空间的构建——论韦其麟民间传说题材叙事诗》，从现实地理再现、想象空间拓展、心理情感升华等方面论析壮乡民族空间的构建。董邵敏的《韦启文抒情诗的文学地理结构研究》，围绕地理结构、时间维度、语言模式等方面，发掘壮族诗人韦启文诗作的行旅式文学地理空间。马志英的《论清初云南回族文人孙鹏诗歌的地域性书写》，认为滇云大地的自然、人文景观承载着孙鹏浓重的地域情感和山水情怀。陈浩然的《乌热尔图小说中的自然地理景观描写及其内涵》，认为森林、山河、动物等地理意象，反映出鄂温克人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等观念。

四、国外文学地理研究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在日本召开，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注入国外因素。此次会议关注国外文学地理的论文继续增长，占全部论文较大比例。其中尤以日本文学、北欧文学、美国文学的文学地理研究为重。

（1）亚洲文学地理研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使得日韩文学、文化成为关注焦点。（韩）金贤珠、蔡圻 逌的《韩国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对韩国丝绸之路音乐研究分三个阶段进行梳理与展望，也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带来异国的、他学科的启示。（日）海村佳惟的《文学作品译本中人物再塑造的地域性研究——以〈1Q84〉中的青豆为中心》，将《1Q84》的中国大陆地区施小炜译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赖明珠译本与日文原版对照，从直译率、句子变动率、总句数等数据得出结论：赖译本既保存了原作韵味，又符合台湾地区的地域性语境；施译本为接近大陆地区的地域性语境，大幅度地改变原作韵味。金琼的《绘制“人性地图册”——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的叙事策略与人性观照》，认为小说借助杂货店和孤儿院等叙事空间，表达了对底层大众困境的关注。段亚鑫的《森林的力量——〈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文学地理学解读》，聚焦于森林意象，从人与自然的背离、喧哗世界的净土和生命欲望的归属等三方面展开论述。甘小盼的《〈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的雨意象》认为，雨意象是日本独特地理文化的产物，是生命之源、净化之水，象征生命的轮回。另外也有对印度文学的关注，如孙凤玲的《地理基因对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的影响》，认为加尔各答平原、喜马拉雅山、印度特定文化传统等地理基因对泰戈尔诗歌的自然意象具有重要影响。

（2）欧洲文学地理研究。北欧文学的代表易卜生成为研究热点。敖翔的《伊厄棣斯的“海洋性格”问题》，认为易卜生在《海尔格伦的海盗》中运用挪威海意象，塑造伊厄棣斯勇于反抗、向往自由的“海洋性格”，并指出其双重审美意义，即伊厄棣斯一方面积极反抗并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又消极自恋并逃避自由。潘丹丹的《〈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的地理空间建构及追寻主题表达》认为，海滨浴场、疗养区、高山谷地等三重地理空间与追寻主题有着内在契合，是“在高处”哲学的诗性地理表达。王金黄的《论〈建筑师〉中的地理叙事》，从三重地理空间、地理身份以及地理叙事的多重功能三方面论析《建筑师》中的地理叙事，整体把握易卜生后期象征哲理剧叙事方式的创新、戏剧思想与艺术建构等。杨子的《论〈培尔·金特〉中“金特式自我”与地理空间建构》，将颠倒的世界、欲望的世界和忏悔的世界等三重地理空间与“金特式自我”作双向互证研究。英、奥等国也多有涉及。覃莉的《文学作品里地理空间建构的诗学意义——以华兹华斯长诗〈序曲〉为个案》，认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策略是自上而下地将作品与时空连结，透过分析文本内外的时空版图与地理叙事，诠释出背后的诗性张力与美学意义。涂慧琴的《〈迈克尔〉中的地理空间与人物命运关系》认为，华兹华斯在《迈克尔》中建构的山野、小屋、幽谷等地理空间，与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存在内在关联。韩玉的《〈城堡〉中的空间叙事》，从叙事空间深层意蕴的探究、典型叙事空间模式的抽离以及时空体分析等空间角度重新解读卡夫卡的《城堡》。

（3）美洲文学地理研究。马礼霞的《〈大双心河〉中的人地关系》认为，海明威通过主人公由目睹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到对生态伦理价值的认同，体现出海明威基于和谐思想的人地观。白阳明的《地理的真实、想象的虚拟——梭罗散文的移位叙述》，从真实的地理空间和虚拟的想象空间相互交错的移位叙述，对梭罗散文的地理叙事进行剖析。王海燕的《〈押沙龙，押沙龙！〉中地理空间与女性人物心理关系研究》，认为“精神荒原”在福克纳建构的不同地理空间得到了展示，成为观照人物的某种心理状态和生存意义的最佳途径。

五、文学地理学宏观跨界研究

不同于中国区域文学地理研究和国外文学地理研究中地理区域的单一性，文学地理学宏观跨界研究中的地理区域往往是多样性的，蕴含着中外地理跨界所带来的异质性遭遇与融合。

（1）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探讨中外观念。彭民权、方丽萍两文探讨中国视角下的中外观念。彭民权的《从地理到文化：先秦“夷狄”概念的演变》，梳理了夷狄这一观念由中性的地理名词到贬义的文化名词的转变过程。方丽萍的《从“王者无外”到“置之度外”：论北宋士人的中外认知》，首先论析了传统的“中国”感知以及四海一家的政治理想，然后着重论述了王朝疆域的变化所引起的华夷观念的变化，北宋士人的中外认知有着从“王者无外”到“置之度外”的演变。刘玉杰的《花国、城墙与茶乡――〈两访中国茶乡〉中的双面中国与植物朝圣》探讨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认为英国植物学家福琼使用地理意象建构起两种中国形象，即花国代表的正面形象和城墙代表的负面形象，两种形象在对中国茶乡的植物朝圣中趋于中和。

（2）丝路文学研究。刘介民的《丝路文学：文学地理学之文学记忆》，将丝路文学看作是欧亚大陆文学地理学记忆的桥梁，考证丝路文学应关注两个方面，宏观方面不断探索、寻觅思路文学地理学史料，微观方面考察丝路文学的历史沿革、阐发民族间的影响和关系等，以比较文学的学术路径从三方面展开探讨：丝路文学的文学地理学视野、丝绸之路上的古今文学地理记忆、丝路文学的民族地域交流融合。

（三）海外华人、华裔文学。李仲凡的《移民经验作为严歌苓小说写作资源的限度》，认为移民经验曾是严歌苓最为重要的小说写作资源，但近些年中国本土经验的匮乏也给她的小说创作带来某些束缚和限制。移民经验与本土经验、地理经验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成为她度过创作高原期的关键所在。黄惠的《〈百种神秘感觉〉中的空间形态及其意义》，以谭恩美小说中美国生硬、僵直的旧金山都市空间和中国质朴的、原生态的长眠村乡村自然空间切入，论述了回归到与自然和谐如一的本真状态的主题。

此外，胡梅仙的《生态文学、宇宙生态观与空间宇宙诗学》，将研究对象由地球大地转向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为文学地理学带来诸多启发。

六、其他方面研究

一方面，文学地理学研究已形成一些相对成熟的研究模式与领域，比如文学的地理分布、气候与文学的关系等；另一方面，文学地理学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生成性，催生着新的研究模式和领域，比如文学地理学实用研究、运用文学地理学研究电影等。

（1）文学的地理分布。不仅有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如蔺文龙的《明清传奇作家与作品的地域分布及成因》，指出明清传奇作家主要分布在南方，并认为与昆曲表演的消长、文人介入的双向作用、文学家族对戏曲创作的倡导有直接关系。张建伟的《金元时期内蒙古的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通过辽金和元代内蒙古文人分布的不同，探讨背后原因及金元两朝对待汉文化不同态度；还有批评家以及文学社团的地理分布，张慧玲的《宋元明诗学批评与杜诗接受的地域性》，通过考察杜诗批评家的地理分布状况，辨明杜诗传承的时代性和接受的地域性。曾肖的《复社的分社考论》以长江南北为地理划分依据考察复社分社的地理分布。

（2）气候与文学的关系。纪德君的《关于〈水浒传〉气候、地理描写问题的再思考》，针对《水浒传》中出现的时令气候、地理方位描写错误现象，认为时令气候错误的原因在于口头文学的程式化套语使用，地理方位错误则与聚合式成书方式有关。刘畅的《春秋物候景观与中国古典诗词》，针对古典诗词中春秋物候的比例远高于夏冬景物的文学现象，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生命层面春秋物候更易与人的心灵产生物化同构，审美层面春秋物候更具有初始、流动、变化的特点，心理层面春秋物候更契合人们离别、思归的季节性心理。高忱忱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岁时节令诗》，认为南北朝北方诗歌在地域与季候方面显示南北文学差异的同时，也融入了南方诗歌的表现技巧等。

（3）文学地理学的实用研究。何勇强的《宋代的日记与行程记》，认为相比于编年体史书的“日录”，行程记这一独特文类实为游记文学的一种，旅行中更具实用性。周文业的《〈三国演义〉地理错误研究》，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地理错误分布区域、地理错误和成书过程以及地理错误和版本演化等三方面研究。左汉林的《杜甫由陇入蜀行踪遗迹考察记》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勾勒出杜甫由陇入蜀的更为准确的路线。

（4）文学地理学个案研究。路成文的《周邦彦〈渡江云〉（晴岚低楚甸）创作时地新释》，通过作品的时序、地理信息等，推断出此词作于周邦彦离任溧水赴京任职途中，创作时间稍晚于《花犯》（粉墙低）。王渭清的《林纾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地理意象索隐》，认为汉中南郑和陕西甘泉是林纾精心安排的地理意象，旨在映射新文化运动人物。云韬的《空间叙事视角下的萧乾小说新论》，认为萧乾小说的空间叙事特征是外向维度的风景描写和内向维度的家的阴影，最终在《梦之谷》达到乌托邦空间的高峰。庞彦婷的《张承志小说的语言地理问题》从语言地理学的视角，从方言土语、地域性民歌、地理术语运用等方面论述张承志小说的地域性。朱晓薇的《〈原野〉中的地理叙事研究》，通过巨树、火车等地理景观和原野等空间构建的地理叙事，观照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晋洪杨的《格非艺术风格的变与不变——以“江南三部曲”中的花家舍为例》，透过虚构地理意象花家舍，论述格非在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以及质疑现实等方面的不变。

（5）运用文学地理学研究电影。霍晓珊的《〈星际穿越〉中的时间叙事》，尽管着重探讨时间与生命的关系，但亦探讨了地球以气候上的风沙为象征的生态失衡。段承颖的《论电影〈荒野猎人〉中文学地理学批判思想》，从自然、社会、自我等维度进行探讨，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暨首届硕博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于前五届年会，本届年会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更多、涉及的面更加广泛、问题意识更强，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硕博论坛”，吸引了更多青年学者的参与，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暨第二届硕博论坛，将于2017年在西宁举行，由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

（整理者：流怒，本名刘玉杰，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