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桂子山诗歌对话会综述

杨 翔

第二届桂子山诗歌对话会综述

杨 翔

金秋十月，桂花飘香。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桂子山诗歌对话会，于2016年10月30日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来自武汉、广州、南昌、上海等地高校和出版部门从事诗歌研究的专家学者10余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凡先生、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田禾先生、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教授、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审赵国泰先生、江西师范大学杜华平教授、中华诗词创新研究会副会长傅占魁先生、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饶彬、世界诗人协会副会长张少林先生、《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剑男先生等。

研讨会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副会长邹建军主持，会议采用自由发言形式。邹建军教授代表华中师范大学致欢迎词后，对本次对话会的主题进行了说明。本次对话会主题诗的“新”和“旧”，由曾大兴教授提出，今天得以落实。曾教授认为应该把写新诗的诗人与写旧诗的诗人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诗歌的“新”与“旧”的问题。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诗歌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从《诗经》开始，再到《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中国诗歌为我们留下了瑰丽的珍宝。而中国新诗在百余年中也获得了不少成就，许多诗人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重要印记。戴望舒、聂绀弩、艾青、徐志摩、舒婷、海子、西川……这些诗人不仅家喻户晓，他们创作的名篇佳作，也多次被吟诵、被引用。新体诗与旧体诗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展着，而如今不少诗人却将新体诗与旧体诗进行割裂。很多写新诗的诗人，一味地排斥旧体诗，认为旧体诗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而应该被淘汰。而不少写旧体诗的诗人，则认为现在所谓的“新诗”不能称之为“诗”，应该被称为“格言”。我们应该确地认识到，将新诗与旧诗割裂的做法，不仅不会促进诗歌的发展，还会让两者的分裂越来越大。因此，我个人认为新诗与旧诗不能分裂，而应该以宽容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别的事物。我们在促进新诗与旧诗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做了不少努力，取得过不少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教训。在诗歌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让新诗与旧诗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既是为了诗歌的发展，更是为了中华文明的继往开来。邹建军教授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诗的新与旧的确是存在的，并且自古以来就存在，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然而在历史上似乎并不存在问题，诗人可以自由探索与自由表达。而在本世纪以来，新诗与旧诗却出现了问题，以至于相互对立与争执，有的时候到了水火不容而互相冲突的地步。最近十年以来，也还有诸多旧体诗人骂新诗人，而也有一些新诗人骂旧体诗人，两者几乎不能对话，这样的情况不利于诗坛的和谐，也不利于中国诗歌的发展与繁荣。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两者之间试为沟通，以达成共识，不要再争吵不休，不要再相互攻击，不要再瞧不起对方，而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以共同促进中国诗歌的再上台阶。

随后，各位诗人就诗的新与旧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开创新局：百年新诗的成就与不足

20世纪以来，由于对西方思想的引进，西方文学艺术包括诗歌不断地被引进中国，中国诗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重大转变。虽然诗歌的发展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中国新诗仍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与会者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中国新诗在百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也指出了新诗在其自身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剑男认为诗的“新”和“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应该把新诗和旧诗，放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中去认识。虽然我本人主要是写新诗的，但也写旧诗。我们可以以黄遵宪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诗作为例，来说明一些问题。黄遵宪先生曾说古典诗歌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要做的就是改变旧体诗的格局。同时，他还认为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的东西，都应该进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去。虽说黄遵宪先生认为旧体诗已经走到了尽头，他的诗中仍然保留了旧体诗的形式，与中国古代旧体诗不同的，是他的一些作品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变化。到了胡适先生那里，他认为不仅应该革“文言”的命，也应该革“语言”精英的命，但是，他并没有革掉汉语诗歌发展出来的优秀传统。新诗与旧诗，相对来说这个问题，旧诗的内在结构、审美趣味等在后来的新诗中也有保留。尽管很多人认为新诗是在借助外在力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新诗中的很多内容，也保留了旧诗的因子。其实，新诗百年的发展和旧诗保留了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新诗的发展没有与旧诗割裂。我本人是赞同写新诗的，这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环境有重要的关系。旧体诗也是有局限性的，我认为旧体诗对格律的要求太严格，不利于展现诗歌的现代性。总之，新诗与旧诗不应该拘泥于各自的形式，所有的诗歌应该立足于个人的经验，并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展开想象。著名诗人田禾认为，中国新诗在诞生初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过外国诗歌的影响，然而是从后来的诗歌作品来看，新诗还是较好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营养。因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与各个国家与民族的语言特点、生活习惯、审美趣味紧密相连。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与本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取向、价值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同样有一种剪不断的血缘关系。新诗承袭了古典诗歌的精神血脉，新诗的血管里永远流淌着祖先的血液。所以，中国古典诗歌的血脉，在中国新诗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延续。百年的中国新诗，经过几代诗人的不断努力，无论诗的书写技巧还是表现功能，都已经渐趋成熟与完善。当下诗歌的发展，反应了时代最真实的声音，诗歌创作在感官与思想、知觉与理性之间，找到了自己恰当的位置。中国新诗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然而不足百年的中国新诗取得的成就，与具有三千年辉煌历史的传统诗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古典诗歌更加博大精深。新诗虽然取得了很高的成果，但它在探索的过程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可以说新诗至今依然没有解决好、承担起从中国传统诗歌中承传精髓的重任。新诗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通过对近些年诗歌的阅读、了解，我认为当下的诗歌创作，存在以下五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大量诗歌的表现状态低迷和空洞，美的成分在不断减少。不少诗歌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是思想的启迪和社会的关怀，而是在精神层面上与诗歌作品的断裂。第二，不少诗人只注重玩弄技巧，而忘了诗歌的本质。玩弄技巧的诗歌，看上去花里胡哨，却让人感觉云里雾里，难以理解。这样的诗歌，就像是一潭被浊酒弄浑的清水。第三，形式大于内容。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导致的形态。诗歌的美，需要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共同塑造，诗歌的形式就是节奏、韵律、结构、诗体等外表的东西，诗歌的内容包括意境、意蕴、意象、细节、场景、情感等。好的诗歌，不仅需要表面的形式，也需要丰富的内容。第四，口水诗泛滥。前些年，口水诗作为诗歌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很贴近大众，容易让大众接受。然而，近些年所谓的网络诗歌却大行其道，终至于鱼龙混杂。一时之间，口水诗泛滥成灾。这样的作品让口语诗受到无辜的牵连，有人说的好，“口语”是男人扯着嗓子喊，而“口水”更像是泼妇骂街。第五，“先锋”原本极其珍贵，但有些所谓的“先锋诗歌”表现的是陈旧的观念与思想。所以，这些诗歌需要变化和创新。其实，如今诗歌所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诗歌还存在散文化与低俗化问题等。我列出以上诗歌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说诗歌已经“死”了。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今的诗坛主流是好的，值得肯定与信任。在我们的国家，写诗的人那么多，我们又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诗歌存在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现象。可贵的是我们能及时发现问题，并找到问题的根源，现在我们要争取把问题解决，让诗歌创作更加有序，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推陈出新：旧诗给新诗的启示

在讨论不能让新诗与旧诗相割裂的时候，有的学得提到旧诗并不都是陈旧而应该被淘汰的。其实，旧诗的修辞艺术、表达方式等，在新诗中同样可以得到运用。对于旧诗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才能让中国诗歌得到更健康的发展。蒋凡教授认为，我们不能将古诗与新诗对立起来。在诗歌创作中杜甫有杜甫的特色、李白有李白的风姿、李贺有李贺的特点、李商隐有李商隐的情趣。现如今写古诗的诗人太多，然而很多诗句读起来，味同嚼蜡。新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写的新诗完全不讲格律，新诗应该有新诗的格律与韵律。“五四”时代前后，林纾不仅写古诗，也写新诗。其实，很多我们认为是“旧”的东西，却不完全都是旧的，旧体诗中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例如在胡适《尝试集》中，许多诗虽然表面上是新诗，基本上却是利用旧体诗的特点，虽然胡适没有完全按照旧体诗的方式来写，却有旧诗的韵味。在古代，自由诗与格律诗是逐步形成的。《诗经》中的四言诗，是经过音乐机关整理出来的，它本来的语言是一言、两言、三言、五言等。自由诗为了符合礼乐的需要，慢慢才变成了四言诗。什么是诗歌？按照刘文典的说法，认为诗歌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指诗歌一定要参与社会生活，“音”指诗歌一定要有声音，诗歌要有音乐性，“菩萨”是指诗歌一定要有菩萨心肠，要热爱人生与生活。现在很多诗人对“音”不是很重视，而在中国古代，音乐性是十分重要的。许多诗歌是可以唱的，《诗经》可以唱，唐诗、宋词、元曲都可以唱出来。然而如今大部分新诗却是不能唱的。章太炎也曾经提出过诗的三要素形、音、意。可见，诗歌的音乐性是十分重要的。如今无论是古诗还是新诗，大多数诗歌都忽视了诗歌的音乐性。因此，无论是写新诗的诗人还是写旧诗的诗人，都应该注重诗歌的音乐性。杜华平教授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一、很多当下的诗作都是大同小异、人云亦云。这八个字，切中要害地说到了现代诗歌的问题所在。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对于传统诗歌的学习过程比较长，和学习书法的过程是一样的，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在刚开始学习写旧体诗歌的时候，是在对古人诗歌的临摹上进行的，随着技艺的提高，再在临摹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风格。所以，在学习传统诗歌的最初阶段，大多数的诗歌作品往往都是“大同小异”的。在开始学习传统诗歌的时候，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创新，而应该学习如何写得“像”古诗。这就和学习书法一样，都是从学得“像”开始的。第二、古诗一直都有所谓的“正体”与“变体”。所谓“正体”就是维护诗歌已有的面貌，“变体”是在“正体”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成分与养料。如今写旧体诗的诗人，也不是全写传统诗，聂绀弩的诗虽是传统的格局，然而也大量吸收如杂文等其他文体的养分，他的诗难道不是古诗的“变体”吗？第三、无论是写新诗还是传统诗，最重要的还是有现代人的思想，与现代人的精神。只要有现代人的思想与精神，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都能信手拈来、自成一体。因此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诗人的思维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写出来的诗是不是现代诗。张少林先生认为除了看到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旧诗与新诗的共同元素。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而言，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文体。在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就有了《诗经》，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维吉尔的诗，还有巨著《荷马史诗》。自胡适先生的新诗在《新青年》上发表以来，中国新诗也就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很多诗人只看到了新诗与旧诗的区别，没有看到新诗与古诗的共同元素。我认为二者都应当注意诗歌的立意。应该通过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通过意境表达思想感情。语言要精炼、含蓄，富有韵律之美。所有形式的诗歌，都应该注意立意，而诗歌派别的争论，只是形式上的论争，内容才是诗歌的本质。

三、平等对话：新体旧体对立的解决方法

针对很多诗人把新诗与旧诗割裂开来，与会者都赞同一个观点，即不能将新诗与旧诗对立。新诗与旧诗只有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才能共同发展。对于新诗而言，应该在继承旧体诗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对于旧诗而言，我们不能一味地进行排斥，应以宽容博大的胸怀，接纳新诗。对于旧诗与新诗的态度应该是：对旧诗充满敬畏之心，对新诗充满向往之情。曾大兴教授认为新诗和旧诗不能对立，因为中国历朝历代的诗歌，都是新体和旧体并存的。汉代的诗有乐府，这在当时来说就是旧诗。然而在汉代也有新旧诗，汉乐府就是继承了《诗经》与楚辞的旧诗，而《古诗十九首》就是新诗。到了魏晋南北朝，七言歌行就是新体诗。唐代时，古体诗与新体诗都繁荣，新旧体并存。李白既能写旧体诗，也能写新体诗。到了明清时期，大量的民间歌曲就是新体诗，旧体就是传统的格律诗等。新旧诗的对立，起源于“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作家学者将新体诗与旧体诗相对立，他们的观点是打到旧体诗、提倡新体诗。其实，胡适的观点没有陈独秀那么尖锐，胡适诗中所写的一些的意象，在古诗中是大量存在的。这种将诗歌的“新”、“旧”对立的现象，从“五四”时期一直延伸到现如今。这种对立，与我们时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一致的。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历史上，这种新旧诗的对立是没有的，然而这种对立的形态，不仅让新诗没有得到好的发展，也让旧诗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有一部分写新诗的诗人，强烈排斥旧体诗，有一部分写旧诗的诗人，也强烈排斥新诗。我在中央文史馆参加了三次有关诗歌的会议，发现很多写旧体诗的诗人，就曾经强烈地排斥新诗。然而许多新体诗其实写得很好，然而那些支持旧体诗的诗人，却认为那不叫诗，应该叫“格言”。一些写新诗的诗人，对旧体诗也强烈排斥。写新诗的诗人与写旧诗的诗人，不应该势如水火。这种对立的思维，在别的领域有所缓解，那么新诗和旧诗，为什么还要如此对立呢？一个诗人与作家必须了解文学史，一个学者与批评家必须了解学术史。一个诗人，也应该要了解诗歌的历史。现在中国的诗人很多，但是新体诗与旧体诗不能对立。将二者对立，会让新诗不能从旧诗中得到应有的营养，旧诗也不能从新诗中得到应有的启示。这样的创作，其实都是封闭的创作。我自己也写诗，其中既有新诗，也有旧诗。有时候思想太丰富，旧诗承载不了而又不想受到格律诗束缚的时候就写新诗。我们想把情感写得比较精致的时候，就可以写旧诗。应该结束新诗和旧诗对立的局面，因为对立的结果，只能是互相伤害。在对话会召开之后，我们可以起草一个宣言，让新诗与旧诗不对立的宣言，以促进新诗与旧诗的共同发展。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目标。饶彬认为自己应该算是个外围人，所以诗歌于他而言是和“远方”连在一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诗是和远方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和日常工作紧密相关。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个对诗的看法。为什么诗歌在不同的眼里，可以呈现不同的色彩?其实，这就是诗的奥秘所在。诗歌写的是社会生活，我们可以不写诗、不读诗，但我们的生活不能离开诗。那么，诗歌就一定是在远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诗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因为你所处的位置，就是他人的远方。谢克强（《中国诗歌》执行主编）认为，中国新诗走到今天已经百年，尽管经过一代代诗人的努力，但始终没有打通与古典诗歌的隔阂，也始终没有完成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对接与继承。这与中国新诗的产生原因不无关系，更与“五四”时期对于古汉语过于偏激的态度不无关联。中国新诗的产生，应该说是从翻译与模写西方诗歌开始的。当代中国新诗，不少仍是对西方诗歌的仿写，以至新诗在中国读者中的接受度不高，除了与接受美学有关外，最重要的还与语言有关，因为诗是语言的艺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爱情》，孙用翻译为：“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殷夫却将这首诗翻译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殷夫的翻译言简意赅、精辟透彻。诗虽短小，但思想容量极大，妇孺能解。他的翻译，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朗朗上口，易记易诵，让诗歌的语言极富张力。这就是汉语语音的魅力之所在。所以要发展中国新诗，除了要根植当今中国的生活深处，还必须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特别是诗的语言传统，使诗更富艺术张力。我自己在写作中，就做过类似的探索。在抒情长诗《三峡交响曲》中，有一节《十一月八日纪事：大江截流》，我在结尾写道：“历史呵/从竹简的《诗经》吟诵的历史/从线装的《唐诗》陶醉的历史/从远行的指南针远行的历史/从漂泊的瓷漂泊的历史/你记住了吗/公元1997年11月8日/下午3时30分/中国人用智慧、胆量和勇气/又一次截断万里长江/吟一行/举世无双的绝句。”在这里，“绝句”这个词就极富张力，不仅使诗富有诗意，也使诗更富有艺术的魅力。傅占魁认为，诗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是相当普及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诗歌得到了复兴。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应该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深入而独到的思考。每一种新诗歌形式，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每一个诗人都应该怀着敬畏之心，来阅读所有的前人作品。由二言诗发展到四言诗，差不多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汉代的五言诗发展到唐代便形成了七言诗，由唐至宋形成了长短交错的词，至元朝元曲的诞生都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因此，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都应该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应该明白诗歌的发展，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而非一种突进的形态。同时，中国诗人写诗应该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好的诗歌不仅体现了诗人自身的特点，也应该有民族化的特色。我们还应该明白，诗歌具有时代性。当今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新的语言层出不求，怎样将新的语言和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是当代诗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诗歌语言应该在最后达到一种雅俗共赏的境界。从《诗经》开始，白话文就经常出现在诗歌之中，真正优的诗歌并非晦涩难懂，一首好诗应该是雅俗共赏的，让我们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可以欣赏。赵国泰认为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词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正如郭沫若所言：“旧诗靠装扮，新诗靠本色。”传统诗歌是典雅、收敛而中规中矩的。较旧诗而言，新诗比较张扬且更合乎现代人的审美方式。新诗一般都是双音节，较少有单音节与三音节，较旧诗而言，新诗更加适合朗诵。新诗与旧诗都有自己的形式与语言，新诗与旧诗的对话其实就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对届诗歌对话会历时三小时，与会者一致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把新诗与旧诗相割裂。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它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新诗，应该在继承旧体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体现时代精神；而旧诗则应该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吸收新时代的因子，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推陈出新。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诗歌获得长足的发展，让中国的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在研讨会的最后，与会者们都赞成应起草一个诗歌宣言，让新诗与旧诗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会后，邹建军教授代表与会者起草了以下的《中国诗歌宣言》，后来又征求了曾大兴教授、赵国泰先生、杜华平教授的意见，有的人没有发表意见，有的人不同意形成一个“宣言式”的东西，认为诗是自己写自己的。最后形成了以下的文本，发布在此，以供各位参考与批评：

中国诗歌宣言

（2016年10月30日）

中国诗歌是世界诗歌遗产的重要部分，当代汉诗是世界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诗人身处其中，当感到一种责任与使命。没有中国诗歌的世界诗歌史是不完整的，没有中国诗人的世界文学史是不能成立的。

百年以来，中国诗人以自己的大量优秀作品，沉淀了深厚的东方经验，进行了丰富的艺术实验，可以为后来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诸多的借鉴与重要的帮助。

在当代中国，所谓诗的“新”与“旧”，只是一种体式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新诗与旧诗没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区，而只有功能上的不同，所以新旧诗人不应彼此对立，而当彼此认可与融合。

自古以来，中国诗歌形成了优秀的民族传统，在思想、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与突出的优势，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诗人与评论家所崇敬，并得到高度认可与肯定，当代诗人当有此自信，并以多种多样的艺术实验发扬光大之。

西方与东方其他国家的诗歌作品，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中国诗人必须学习与借用的艺术宝库。中国与外国的优秀作品同样重要，两者不可偏至。

在表现现代人生活、传达现代人思想方面，新诗与旧诗都具有广阔的前景，新体诗可以表现现代人的思维，旧体诗同样可以表现，并且可以达到更加精准的程度。旧体诗人大量涌现并成为诗坛重要一脉，不是无缘无故的。

旧体诗需要讲究音韵、节奏、格律与意象，格律体新诗、自由体新诗同样也需要讲究，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在于形式，如果不讲究自古以来所重视的形式要素，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与优势就显示不出来。

新诗与旧诗作品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读，主要在于表现与保存了诗人的个性与气质，诗歌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个性的表达，而不在于挖空心思的文字游戏。古今中外都存在所谓的“语言”诗作，然而都没有成为诗坛主流。

诗的优劣主要在于思想与艺术上的独创性，与他者的距离越大价值量也就越大。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力求创新，才可以在整体上推进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新诗旧诗都应在艺术上追求极致，而不可陷入极端。

新诗旧诗皆贵在有无诗心与诗性，诗歌不仅存在于远方，也存在于当下的生活。如果没有诗性与诗心，那就注定会成为俗人，从历史上来看，俗人不可能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来。

对于不同的诗歌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自由诗有自由诗的标准、格律诗有格律诗的标准，民歌有民歌的标准、歌词与歌词的标准、叙事诗叙事诗的标准、抒情诗有抒情诗的标准，这样才不会因为评价混乱而产生不必要的争执，从而形成诸种诗体共生共存的良性局面。

诗歌评论的基本对象是当代的诗歌作品，诗歌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历史上的诗歌作品，注重对作品的分析而不注重对诗人的定位，诗歌思潮、诗歌流派、诗歌运动、诗歌历史，离开了作品都不可能存在，所以当代诗人要以作品说话，而不是以其他方式说话。

假大空的诗歌论文不解决什么问题，不对作品进行分析的评论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不读诗而仅仅看前人的文献而写出的论文不会有很大的价值，创作界尽量不要受学界不良风气的影响。

诗人对于人类的表现与对于自我的审视相当重要，然而对于自然的观察与表现也同样重要。如果一味向内挖掘而缺失对外在世界的观察与表现，则会产生失忆与偏执，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会产生严重影响。

当代中国诗人只有向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人学习，最大限度地吸取来自各方面的思想与艺术宽营养，拥有雄厚的思想与艺术基础，才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新的东西。独创的、优秀的诗歌作品始终是我们追求的最大目标。

第二届桂子山诗歌对话会参与者如下，但并不表明他们全都认同了这样的见解：

曾大兴（广州大学）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

赵国泰（长江文艺出版社）

杜华平（江西师范大学）

蒋 凡（复旦大学）

张少林（武汉市洪山区作家协会）

付占魁（湖北省诗词学会）

张 化（法国诗人）

剑 男（《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

饶 彬（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田 禾（湖北省作家协会）

高 寒（武汉黄鹄诗社）

（整理者：杨翔，本名敖翔、杨子。敖翔，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杨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