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元会通而辩证整合的中国“易卜生学”——王忠祥教授访谈录

叶雨其

构建多元会通而辩证整合的中国“易卜生学”
——王忠祥教授访谈录

叶雨其

王忠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前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前会长、《外国文学研究》名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现居湖北武汉，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50余年，出版独著、主编、参撰、参译的学术著作、译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是中国少有的易卜生研究专家，编有《易卜生文集》八卷、《易卜生精选集》等重要文献，并且著有《易卜生》等好几种易卜生传记、专著，发表关于易卜生的学术论文10多篇。

叶雨其：请问您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研究易卜生的？

王忠祥：提起我如何走上亨利克·易卜生研究之路的“契机”和“基础”，自然激发我深情回溯本人和中国学界一道接受易卜生的史迹。我曾在多次的媒体访谈以及多篇文章中谈到这一问题，如《易卜生全集》的“出版前言”（载1986年出版的第一卷，当时署名“人民文学出版社”）、《易卜生戏剧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载1987年第4期《外国文学欣赏》）、潘家洵译《易卜生戏剧》的“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可以说，我与易卜生、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间，早早地便结下了缘分，至今仍在发生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既可就“远”而漫谈，也可就“近”而详释，然而不论“远”或“近”，均不能离开易卜生在中国的百年际遇大局来谈，这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19世纪中后期，挪威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革，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业已诞生巨人的时代，易卜生就是一位使挪威人、使斯堪的纳维亚人乃至全人类又惊又喜的文化巨人。他的包括《圣约翰之夜》在内的26部戏剧，以及丰美的诗歌、书信、文艺散文等，堪称为一部引人注目的翔实而生动的“巨人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2016年，这位“北欧巨人”及其“巨人传”在中国的影响和研究与时俱进，已有110年了。我将易卜生在中国的研究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五四”运动前后至20世纪4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9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21世纪这15年来，为第四个阶段。简而言之，我作为其在中国接受的见证者，见证了其中60年的历史，主要包括第二、三、四这三个阶段，约占110年中的60年，但显然，这三个阶段和第一阶段又是交织互通的。我研究易卜生大概是从1949年进入华中大学开始，然而在那之前，就已经接触过。1954—195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生、研究生班师从穆木天教授学习欧洲文学，原以莎士比亚及其文学创作为重点，后来学习兴趣转移到易卜生及其文学创作上。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后期，我不仅进一步解读了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接触过的《玩偶之家》等名著，而且开始研读有关易卜生的评论。其实，在学习和研究易卜生的过程中，我也很关注莎士比亚的学习与研究。我逐渐理解易卜生所接受的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以及莎士比亚等剧作家的影响，并认识到，易卜生及其戏剧又是超越传统的新起点。由于穆木天教授的启发和指导，我顺利完成彼时的学年论文“亨利克·易卜生”，随后又写作了“论易卜生的《娜拉》”，两文均获得穆先生的鼓励。1973年，我参与了《挪威简史》和《丹麦王国史》两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我日后的易卜生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所写作的一些关于易卜生及其创作的评介，只能算是习作，然而后来，有的经过修改被作为外国文学教学辅助材料，有的修改后编入外国文学教材，如我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中编里的“北欧文学与易卜生”（1985）。有的习作经过多次修改，终于获得发表机会，如“亨利克·易卜生”一文收入吴富恒主编的《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三卷（1990）。就“近”而言，我继续深入研究易卜生，是经过细致调研和思考的，充分估量了易卜生研究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94年10月至1995年6月，由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办组织的外国文学学科调研组（我系小组成员）十分关注北欧文学研究，在调研报告中提出建议：在“九五”期间，“加强北欧国别文学史和重要作家作品（如易卜生）的研究。这就是我何以在“九五”期间选择“易卜生文学创作研究”这一课题的“契机”，也是我于1999年冬天欣然接受华夏出版社副编审郑敏博士约写《易卜生研究》一书的基础。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我在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方面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易卜生及其戏剧在‘五四’前后”、“易卜生和易卜生主义”、“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论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读易卜生诗作札记”、“郭沫若对易卜生的接受”、“易卜生在挪威和中国”等易卜生研究系列论文、译文30多篇。198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早日出版《易卜生全集》（中文版，8卷，约200万字），委托我审校“全部有关译稿”。第1—2卷于1986—1987年出版，后经改版修订予以重印，修订后的第1—2卷与第3—8卷于1995年全部出版，易名为《易卜生文集》。在审校全部译文之外，我还为文集撰写了“代序”——“易卜生及其创作”、25部戏剧的题解和部分译注，编制了“易卜生年表”，翻译了丹尼尔·哈康逊等撰写的易卜生专论。总而言之，易卜生及其文学创作，吸引我去锲而不舍对其进行攻读、研究，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的，今后，我仍将继续把易卜生研究进行下去。所有经典作家的研究，都要与时俱进。不光要看到他们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还要有当代意义、未来意义。只有这四个方面一一都考虑到了，评论才有价值。

叶雨其：为什么您认为易卜生是说不尽的？

王忠祥：易卜生与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尽的”。之所以说易卜生是“说不尽的”，是因为，首先，易卜生的创作是着眼于未来的，其眼光长远，写现在，看未来。在戏剧创作的过程之中，他将每个时代的事情都考虑进去了，因此，他那多功能的戏剧思维和强烈而深厚的超前意识具有永远的推动作用。其创作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娜拉的出走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至今仍有女孩子出走，盼望着自由与独立的女性一旦有精神上的苦恼，仍会效仿娜拉；其次，易卜生在创作中使用了多元的戏剧艺术手法。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早期的浪漫主义历史剧、中期的现实主义问题剧、晚期的象征主义心理剧，不仅表现出了现代性、哲理性，还预示了后现代性，甚至还预告了后现代之后的特点，这体现出一种未来性。易卜生的创作生活是在19世纪，而价值发现却是在20世纪，到了21世纪，他的研究又开始出新，这体现了他的深远影响。近十五六年来，易卜生的研究趋势又大不一样了，这是其人其作能够与时俱进的一面。所有不朽的作家，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每个时代研究他，都能出新。易卜生因此而不朽：再过100年来看他，还会具有新意。再次，易卜生的创作是研究“人”的，而“人”是说不尽的。在其戏剧中，娜拉们的命运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驱使着一代代的人去探索、去追随；最后，在对易卜生的研究之中，每个人都能不断地发现问题、逐渐摆脱大家的影响，从而对其有进一步的认识。随着易卜生研究者们不断的思考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前进，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新的视角与方法来评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社会问题剧”，以及《野鸭》、《罗士莫庄》等象征哲理剧，如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读解《玩偶之家》，通过《社会支柱》、《人民公敌》、《野鸭》、《罗士莫庄》等剧的论析，关注易卜生的“生态之思”——自然生态与人的心灵异化，社会与个体生命安全问题等。总之，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及“象征哲理剧”是“说不尽的”。

叶雨其：应如何理解“易卜生是一个伟大的问号”这句话？

王忠祥：易卜生是一个伟大的问号，这首先是由于其创作之中所具有的积极的人道主义色彩。以娜拉的出走为例，易卜生在《玩偶之家》这部戏剧中，提出了“娜拉以后的命运如何？”这样一个问题，却不曾给出答案。由于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深度与普适性，自这一问题提出以来，无数人对其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解答。1924年，鲁迅对于这一问题曾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是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1］郭沫若也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必须建立在社会制度的改革的基础上。他在1926年就说过：“女性的解放，怕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样，一时总还不能达到完满的目的吧。”“本来女权主义只可作为社会主义的别动队，女性的彻底解放须得在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之后才能办到。”［2］其次，其“伟大的问号”，还体现在其创作中所放射出的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除了以其主题的表达激发了后世的种种讨论外，在戏剧中，易卜生式的英雄人物常常和其他人物交往，从而针对社会现实提出问题、讨论是非、谋求出路。易卜生创作的批判精神，伴随着一连串问题的提出、讨论而大放光辉。话说到此，有必要再次指出易卜生强调他的工作只是提出问题，他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尽管他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不做具体的回答，或者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但他所提出来的问题确实切中时弊，能激励人们进行社会改革，从而追求理想的和谐社会（美在和谐），这是时代赋予剧作家的神圣任务，易卜生的伟大就在于他为了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不断地开辟道路，迈向新高度。

叶雨其：如何评价易卜生的两首长诗《在高原》和《泰尔耶·维根》在其整个创作中的意义？

王忠祥：《在高原》（1859—1860）表现了关于“人往高处走”的精神境界与哲理思考。诗中的青年人（“我”）获得一个姑娘的爱情时，听从一个陌生人的劝告上山居住，经过夏天、冬天和来年的春天，延误了迎娶新娘的时间，又一个夏天，这个美丽的姑娘嫁人了。于是他抛弃了家乡、老母和未婚妻，抛弃了往日的岁月、痛苦和梦想，走自己“真正的路”，向上、向上、永远向上。这一类诗作的冲破一切束缚、向往绝对精神自由的主题，如我们所知，可在同时期和日后的剧作中找到极明显的联系。诗作《绒鸭》与剧作《野鸭》，都通过受苦禽鸟的象征故事，写照诗人早年奋斗的辛酸史。这一类哲理深邃的诗作，凸显了存在主义哲学奠基人、丹麦反理性主义哲学家基尔凯郭尔的影响，体现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意识，日后易卜生所创作的戏剧（如《布朗德》）之中那“全有或全无”的原则，鸣响着《在高原》那种抉择高雅境界、渴望绝对精神自由的曲调。《泰尔耶·维根》一诗则体现了诗人那笃信战斗的哲学。全诗一共43节，叙述老渔夫泰尔耶·维根热爱自由、失去自由、重获自由的传奇故事。他与那横行在挪威海面上的英国军舰抗争，原本很想惩罚海上遇难的英国快艇，最终却放弃了复仇的念头，让这艘快艇和艇上的人获救。这一长诗的民族历史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无需赘言。它体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哲理：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不是冲突，而是和谐。人生最宝贵的不是权与利的束缚，而是形体与心灵的自由。泰尔耶·维根认为，勋爵及其一家遇难和“转危为安”引发自己的人的信念（人性）复活。这就是人身自由，精神自由。这一对于精神反叛与自由的执着追求，在日后易卜生剧中人物那里进一步发展，诗人在诗作中所强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最终和谐，当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这一思想不光适应了当时整个挪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乃至整个北欧的社会需求，还贯串于其之后的创作之中，在《断念》、《给马扎尔人》、《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危难的兄弟》等诗之中都有所体现。

叶雨其：易卜生早期的诗剧、中期的社会问题剧和后期的象征剧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性？

王忠祥：在易卜生早期的诗剧、中期的社会问题剧和后期的象征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人道主义精神”是将这三个阶段的戏剧创作贯串起来的中心精神。在其早期的创作之中，充分体现了民族浪漫主义精神，从诗剧《凯蒂琳》到《培尔·金特》，均表现了诗人那卓越的诗才。此阶段易卜生就开始关注“人”，描写“人”，他号召大学生们像诗人一样敏感，关心时代精神主题，并在多首剧中诗中表达了自己那悲观却不曾屈从“命运”的情绪。这样的一种浪漫又不失批判性的“人化诗学与诗化人学”特征，在其中期的戏剧创作之中，体现为剧中人物身上那独特的性格与极具个性的对白里，表现在诗一般的对话和浓郁的抒情性之中。在《玩偶之家》、《人民公敌》这一类被看成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的创作之中，无论思想意识指向，还是艺术技巧表达，均可作为此类典范。易卜生的后期创作，如《野鸭》、《罗士莫庄》等一类戏剧中，虽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逐渐走向多元，采用了象征手法，表现深层人生哲理探讨，却又与前期、中期戏剧有千丝万缕的外在联系和内在因缘。贯通其前、中、后期戏剧创作的，是易卜生那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他自己那独特的性格与独立的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易卜生在这里“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他的这些贯通前后期戏剧的优秀剧作，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3］。

叶雨其：您认为西方学者对易卜生的研究形成了什么特点和优势？

王忠祥：易卜生是一位伟大的戏剧艺术革新者，他不属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和全世界。其文学作品在漫长的文化交流中被译为各国的文字，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与交流，许多不同流派的剧作家，如瑞典的斯特林堡、英国的肖伯纳、德国的霍普特曼、美国的奥尼尔等，无不把易卜生当作自己的“导师”，他们的作品中有许多与易卜生戏剧发生共鸣的东西。难怪瑞典文学评论家马丁·拉姆指出：“易卜生是戏剧史上的罗马，条条大道出自易卜生，条条大道又通向易卜生。”［4］人们对易卜生及其创作的研究著述繁多，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与不同视野下易卜生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特色。自19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对易卜生及其全部剧作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不同的学者将易卜生划归为不同的文学流派进行解读，国际论坛上的易卜生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必须承认，威廉·阿契尔的英译《易卜生四卷集》（collected Works of Henry Ibsen， 4vols.）以及布莱恩·约翰斯通的《易卜生戏剧的文本与超文本》（Text and Supertext in Ibsen's Drama）等译著、论著对我国易卜生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促进作用。总而言之，西方的易卜生研究，其不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对我国的易卜生研究而言具有借鉴意义。

叶雨其：您认为中国学者对易卜生的研究有什么优势，同时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呢？

王忠祥：中国学者对易卜生的研究至今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前面我已经将其在中国的接受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被誉为“中国话剧之父”的易卜生所经历的是“传奇性悲喜剧”的待遇：一面受到众人的追随，掀起了不小的热潮，一面又被官方、被政府打压；在第二阶段里，易卜生在中国的传奇性悲喜剧仍在继续、扩展、变异，然而对于广大学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的这位文化巨人及其“巨人传”，仍然是值得尊敬和重视的。在我国，不断地有新的力量来加入到易卜生研究的队伍中来。萧乾先生曾说过，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莎士比亚的影响最大，而易卜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里，我务必评介几句《不朽的易卜生：百年易卜生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在2006年，我国召开了“易卜生百年纪念国际会议”，2008年便出版该会议的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实际上是挪用中挪文学、戏剧文化交流的优秀产品。确如论文集的主编刘明厚教授在“序”中所讲的那样，易卜生的名字及其作品，从“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刊出“易卜生专号”迄今在中国传诵、影响了百年；由是观之，“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像易卜生那样，对中国现代剧作家产生如此重要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示范作用”。“易卜生的作品，特别是戏剧，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建构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易卜生的思想越来越被后世所研究，甚至身体力行着。依我之见，这本论文集彰显了崭新的21世纪中国易卜生研究的那“多元化”的新特征：中国戏曲改编易卜生戏剧，即其一例；“中国易卜生年”流派纷呈的好戏连台，如根据易卜生思想意识而写就的“挪威新戏”《娜拉的儿女们》、京剧《培尔·金特》和按照易卜生原剧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均可为证。我国易卜生研究与西方的易卜生研究比较起来，仍存在着较大差距。虽有一定数量的一般介绍评论，但对这位有古今戏剧史上“罗马”之称的大师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不仅易卜生的诗歌迄今没有专论，就是易卜生剧作评析方面也留下了不少“空白”。这种状态，和易卜生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极不协调。 国人多注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等现实剧，对其诗歌创作以及诗剧、象征剧等关注尚不够。当下，解读、研究、评论易卜生及其剧作，也要与时俱进，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对其进行综合，务必使之符合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比如，前文提及的剧作家强调运用多元艺术方法创作，易卜生“一直是描写人类”，就应由此而链接当代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意识的核心，进行研读评析易卜生戏剧就不能离弃“以人为本”。

叶雨其：应如何理解“易卜生主义”以及其在易卜生研究中的价值？

王忠祥：易卜生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一种审美的人文主义，充满了审美的乌托邦的伦理道德理想。［5］它富有挪威小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意识，体现了“自由农民之子”的精神特性（激进性、开创性和独立性）以及时代要求。从其早期的诗剧创作一直到其晚期的象征剧创作，易卜生的人道主义都是贯串于始终的一个理想基础。“易卜生主义”首先是一种“自我主义”。布朗德和培尔·金特都奉行着这一“自我主义”，但是，他们的“自我”之中，却又蕴含着“利他”的意义。正如剧作家所认为的那样，布朗德所坚持的“自我”，是要做道德高尚的、绝对的“真正的人”。当然，“易卜生主义”也有时代的、个人经历的局限性，当然也不会超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发展的普遍观。其必然带有挪威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反映了当时挪威方兴未艾的社会运动（包括恩格斯所说的“文学繁荣”）。然而，易卜生主义和资产阶级鄙夫俗子的利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在扫荡封建残余势力时，还要非议、攻讦那些新时代的伪君子、吝啬鬼和野心家。易卜生并不笼统地赞扬人道主义，他曾借用布朗德之口嘲笑过那种爱一切（包括丑恶与敌人）的伪人道主义。他坚持反对那些卑劣渺小的人冒充“人道主义的使徒”。易卜生运用他的颇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为挪威积极向上的中小资产阶级制造舆论，这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利益。“易卜生主义”在易卜生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在易卜生的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写，都放射出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易卜生十分欣赏自己笔下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与不公道的社会尖锐对立，他竭力赞扬他们的“自我主义”（个性主义）。而不管易卜生自己是否承认，崇信易卜生主义的一些人物身上，多少反映了基尔凯郭尔的这一类思想观点的影响：人只有摆脱一切世俗之见和固定的道德原则的束缚，进入非理性的“宗教阶段”（并非人世间的宗教），才能达到自己的真正存在。这些人物实际上所体现的，也是作者的审美心理或其对于自己审美心理的自我描述。如此“呈现”和“描述”，可以说是易卜生主义的自然流露。因此，“易卜生主义”对于易卜生的研究，是必要的，是重要的。

叶雨其：您认为国内易卜生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气象？

王忠祥：尽管国内的易卜生研究尚余许多空白，然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邹建军教授将其门下弟子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易卜生研究的团队，并主持、策划了《易卜生诗歌研究》（王远年主编）、主编了《易卜生诗剧研究》与《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等书籍，以富有逻辑性、成体系的编排开拓了我国易卜生研究的新领域，填补了国内易卜生研究的空白，体现了诗人易卜生的“东方知音”的爱心。这些研究专著通过宏观把握与微观深研，凸显了锐意创新精神和辩证逻辑思维，其丰富内容涉及一系列当下的诗歌原理、戏剧理论、文艺批评方法以及比较文学学理探讨等，不乏启示引发作用。邹建军教授主编这些书籍，从策划、研讨到撰写成书，多次与我进行了学术“对话”，我在阅读了这些书籍之后，获益匪浅，颇有良好感悟。这些执笔人，包括教授、副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一批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们，依据总体计划中的撰写原则和要求，分头进行写作；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各篇专论均建立在较为充分调研和把握易卜生思想、艺术特性的基础上，其对问题的探讨不乏新意和深远的见地。此外，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已毕业的学生杜雪琴于2015年出版了由自己博士论文节选、改编而成的《易卜生戏剧地理空间研究》一书，全书浩浩30万字，方法独特，思想深厚，很有价值；邹建军教授门下其他弟子们也纷纷以易卜生为自己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持续提出新的观点与方法，不断地为我国的易卜生研究补充着新鲜的血液，这是我所十分乐于看到的国内易卜生研究现状。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69—270页。

［2］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载《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474页。

［4］［挪］易卜生：《易卜生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5］ 王忠祥：《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载《易卜生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叶雨其，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学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