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的古籍专家沈燮元

最近，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的热播，带火了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老先生——一位已九十八岁高龄，仍然每天要工作八九个小时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

他曾是《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子部主编，为了这个空前绝后的编书工程出差十年；他也是慧眼如炬的版本鉴定专家，古籍到了他手上，“一拿到就知道是什么”。

除了工作，沈燮元在生活中还有相当生动的一面。他有好胃口和好酒量，对外界的八卦有兴趣，是同事们“宠爱”的“镇馆之宝”。他还有非常好的记性，讲起和钱锺书、胡适等名家的往事，或是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十几年过程中的细节都历历在目。

在南京图书馆，笔者见到了这位可爱的老先生，和他聊了聊他所经历的往事、他从不停缀的工作热情以及他的“长寿秘诀”。

98岁，每天工作9小时

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部办公室非常安静，同事之间偶有讨论，都是为了某个手书笔迹的真假、某个不易辨认的异体字等等。实在讨论不出结果的时候，他们会请教沈燮元老先生，因为他是办公室里的“认字天花板”。

沈燮元躬身在靠窗的位置工作。因为身子弯得低，而满桌的书本资料又堆得如小山一样，乍一看，几乎找不到他。

这位国内版本目录领域的著名专家、同事口中的“活化石”，已经九十八岁了。九十八岁的他周一到周五如常来上班，每天早上，他独自搭乘公交，18路转3路，在南京图书馆站下车。九点上班，他从来不迟到。

目录学是急不来的学问，涉及到各类文献的积累、整理和利用。沈燮元先生退休后的二三十年来一直在做《士礼居题跋》的整理编纂，现在仍然在校对阶段。

《士礼居题跋》是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题跋集。黄丕烈被称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自称“书虫”“书痴”，晚年生活拮据，仍然“以书养书”，一生痴绝于书。而除了藏书，他在校勘、刻书、题跋等领域的成就，也使“黄跋”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宝藏。

清代以来就已有先人做过《士礼居题跋》，但都不够全面，有很多错漏之处。沈燮元立志要编纂一个更加全面、完善的版本。

这是一项繁琐的工程，他不会使用电脑，从编纂到完稿，八十多万字，全靠手写。他没有助手，“别人根本帮不上忙”。只有在需要和外界沟通的时候，他会请同事和朋友帮忙从世界各地搜集书影和资料，其他工作都是他在工位上躬着身子逐字写完的。

这些年，学界相关领域的人士每每发现相关的书影、资料，也都会写信发给沈燮元来判定和编纂，只因他是现在最专业的研究黄丕烈的专家。

青年沈燮元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书工程，由沈燮元担任子部分主编

他的工位旁边有一辆小推车，上面摆满了他需要的参考书目，只有他本人最清楚哪本书放在哪里。

因为一部纪录片的播出，他近来很红。但他对于自己在网络世界的走红一无所知，他也不在意。面对突然多起来的采访需求，他很好脾气地配合，只是要求：“明天再来好不好？今天已经接受过采访了，再来一个，我没有时间做正事了。”

他的正事，自然是编书。他说，《士礼居题跋》之后，他还要整理黄丕烈的诗文集和年谱，这三样做完，才算是大功告成。所以他现在非常惜时。

工作到中午12点左右，是他的午餐时间。他习惯晚点去食堂，因为人少些、排队时间短些。吃饭时，他喜欢跟年轻同事聊天，话题天马行空，“他想到什么问什么”。有时候是“听说某大学现在有个校草很红”，有时候是“现在补牙是不是很贵”。

同事耐心回答：“贵的，要是您这一口牙全部补上，那可不是笔小数目。”

沈燮元还剩一颗牙，但似乎丝毫不影响他享受食物。食堂吃饭，他有荤有素有汤，就那么慢慢吃完。

承包食堂的老板跟他关系不错，直接唤他“老头”。他说，“这个老头不简单，天天见到他，他什么都吃，油炸鸡腿他都能吃，就用手那么撕着吃。”沈燮元则打趣回敬他：“你（承包食堂）这么多年，你是发了财了。”

吃过午饭，他几乎不午休，直接开始工作。自1955年起，如此日复一日，已经是第67年。

下午4点，他开始收拾东西，背上包，准备回家。南京的初春天刚刚转暖了一些，斜斜的阳光照在他的工位上。他走之前撒娇似的，让年轻的同事帮他整理了一下衣服。

从图书馆返程的车站要过一条马路，负责他起居的毛毛叔叔不太放心，会在车站等他，看他慢悠悠地踱过马路。

虽然在食堂时什么都吃，沈燮元对食物其实颇有些要求。毛毛叔叔是苏州人，烧得一手好菜。他知道沈燮元喜欢苏帮菜，虾仁炒蛋、清蒸小黄鱼、青菜，都是沈燮元喜欢的滋味。

沈燮元的晚餐必有酒。他爱喝酒的事不是秘密，但喝得很节制，一杯就够，不影响他如今极其规律的生活。

“和图书馆的关系，就像鱼在水里”

沈燮元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一书的子部主编。为了这个，他在北京和上海一共出差了十年。

古籍善本，是指具有比较重要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的古籍。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之际提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并聚集了数十人的编书小组。

1996年，《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全书出齐，是为中国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编书工程。当年的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评论这次工程是“早十年也不行，晚十年也不行”。“早十年，人还没有集中在一起；晚十年，老前辈就没有了。”

沈燮元对于这段经历，仍有清晰的记忆：“上海在延安饭店，北京在国务院招待所。在北京一天就吃两顿饭。早晨一顿10点吃一次饭，下午是4点吃晚饭。其他时间，全部都在招待所里面工作。”

关于这次编书工程，公认工作量最大的是“汇编”阶段。几十万张写有书本信息的卡片被运往北京，编书小组“一人一抽屉”，把卡片上的信息一一校订、整理了出来。

沈燮元记忆非常好，拿着当年的合影，指认当年编书团队的成员，每个人的姓名、单位，丝毫不差。“如今这些人大多不在了……这是顾老、这是北图的馆长刘季平、这是北图的丁瑜，小我两岁，才过世不久。”

他口中的“顾老”，指的是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也是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科学家顾诵芬的父亲。顾老曾经给过青年求学时期的沈燮元不小的帮助，沈燮元和图书馆的不解之缘，也是那时结下的。

沈燮元每天独自乘公交车上班（ 图源《但是还有书籍》）

1947年，23岁的沈燮元前往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念书，同行的同窗好友还有冯其庸等。他回忆当时“宿舍小小的，没有地方看书”。当时国专的教务长是书法家王蘧常先生，他写了推荐信，推荐这几个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去到合众图书馆看书。

合众图书馆由数位学者及社会名流在1939年筹办，汇聚了大量江南藏书家的藏书（现并入上海图书馆）。当时，顾廷龙就在合众图书馆担任总干事。

顾老接待了这些年轻人，但凡是他们要看要找的书，“下一次来的时候，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沈燮元就是在合众图书馆，完成了著作《屠绅年谱》的初稿。

当时的合众图书馆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沈燮元记得胡适从北京来，整日在图书馆里看《水经注》，因为合众的版本较多。临去美国前，他给图书馆里的每个人都写了一幅字留念。

钱锺书也曾住在合众附近，有一日，他来图书馆看书，恰逢顾老不在，于是和前来开门的沈燮元攀谈起来。在言谈间，他们发现彼此是无锡同乡，而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也曾在国专担任教务长。两人越聊越投机，钱锺书留下了地址，嘱咐沈燮元有时间去拜访。

沈燮元很感慨，当时曾去过一次，但可惜的是恰巧夫妇二人都不在家。

1948年，沈燮元从国专毕业。在顾老的帮助下，进入合众图书馆工作。后来他回忆道：“那时国民党的军队没有退出上海，图书馆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大门口堆了沙袋堡垒。工作人员只能从后门进出。”

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也停滞下来，顾老让沈燮元抄书，抄的是吴大澂的《皇华纪程》。两万字的书抄完，上海也解放，沈燮元得以回到家中。临行前顾老嘱咐他：若路上好走，便回来。

这位一生爱书的老人至今都对合众图书馆藏书之丰富、多样念念不忘，“如果当时回去，当然是好”。后来的沈燮元兜兜转转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续上了他和图书馆终生的缘分。

日常便是在工位埋头编纂

由沈燮元为南图采购的《温室洗浴众僧经》

保持专业，不要多想

顾廷龙曾经给沈燮元起了个外号，叫“派出所所长”，意思是他对古人的事迹、生平非常熟悉，“他说，我像是个派出所所长，管古人的户口呢”。

曾经和沈燮元共事过的目录学家沈津后来回忆了这段轶事：当年，同属于《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编委会的何金元邀请沈燮元鉴别某刻本《中吴纪闻》里“黄丕烈校”的真伪，沈燮元一眼就判定：字体虽然相似，却缺乏黄丕烈的“神韵”，是后人临摹所作。

后来，顾廷龙还曾以一幅对联赠送给沈燮元。上联是“复翁异代逢知己”，下联是“中垒钩玄喜后生”。复翁，是黄丕烈的号。

这一双“火眼金睛”也帮助他识别了不少珍贵的典籍。

沈燮元在南京图书馆工作的六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说法，就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编目，一件是图书采购，再没有第三件事。”

南京图书馆如今馆藏有“十大镇馆之宝”，其中两件都是由沈燮元采购的。一件是北宋的《温室洗浴众僧经》，来自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的后人。“我和他家的后人有来往，当时他可能急需用钱，所以把这卷子卖给了我。”

另一件是辽代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都非比寻常。这件宝物成交经历也颇为传奇。五十年代，沈燮元经人介绍，和卖家在上海的街头碰面。

“那么粗的卷子，我打开来看，看了一半就知道肯定是真的。我一问价，对方说500块，我500块给他，拿了就跑。不能讲价的，讲价了人家不卖了。”他眼睛笑得眯起来，“这都是平时的积累，东西拿到手上就知道，现学那是来不及的！”

南京图书馆这几年的一桩大事，是收购了过云楼的大批藏书。过云楼的初代主人，是清代人顾文彬，他官至浙江宁绍道台，一生致力于搜集书画，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收藏了大量的典籍古书。如此传了几代人。

民国时期，版本学家傅增湘当年获准到过云楼看书，条件是“只能看，不能抄”。后来，傅增湘凭记忆默写出了一份过云楼藏书目录，才让这神秘的藏书楼名声大噪。

沈燮元对这段历史娓娓道来，更让他在意的是自己多年来的功课。“过云楼藏书里，就有两个黄丕烈题跋。”

年纪大了以后，他开始觉得时间不够用。于是牺牲了很多过去的乐趣。他以前爱看小说，喜欢契诃夫和莫泊桑，但现在看得少了。“一看小说一天就荒掉了，没时间搞正事了。”坊间盛传他爱看《非诚勿扰》，现在也不看了。原因也是一样。

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想过休息，因为“我学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做这个又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别人看来枯燥繁琐的编目工作，他觉得享受：“熟悉了就不难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总归是开心。”

常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的秘诀，他的理论非常简单：“保持专业，不要东想西想。生活简单一点，欲望少一点。我从来只想明天的事情，后天的事情，我就不考虑了。我总结出了五个字：过好每一天。”

在他家里的墙上，挂着他两年前写的一幅书法，写的是一首绝句：“西邻已富犹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