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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种思路看职业教育——专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石伟平

时间:2024-04-23

文 徐蓓

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曾任亚洲职业教育学会会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

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出台;2022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职业教育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重新认识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缓解教育焦虑?笔者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石伟平。他坚信,关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一定会被打破。

“普职分流”从1985年延续至今

记者:近年来社会性的教育焦虑愈演愈烈,“普职分流”的重提让很多家长的教育焦虑演变成中考分流的升学焦虑。那么,追根溯源,“普职分流”的政策当初是如何制定的呢?

石伟平:“普职分流”是我们国家一项既定的教育政策。

我198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读硕士,1985年,国家开始酝酿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并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当时的背景是,“文革”期间我国的技校和中专都停办了,只有普通高中还在招生。“文革”后虽然恢复了一部分技校和中专,但高中阶段仍以普通高中为主。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了,各行各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开始加大,但是普通高中的毕业生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另一方面,那么多的学生读普通高中,如果进不了大学,又没有一定的技能,怎么就业呢?

针对这些情况,有关领导和教育专家考察了国外职业教育。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相当于我国高中的阶段,德国“普职分流”的比例大约是3∶7,也就是有70%的学生进入到职业学校,只有30%进入到普通高中。当时就有人提出要以德国作为参照来确定我国“普职分流”的比例。

记者:“普职分流”的比例最后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的团队在调研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论证,最终得出结论:基于各地经济现状的不同,“普职分流”的比例应该有所不同。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产业集中度高,人才需求量大,职业教育的比重应该大一点;反之,那些欠发达地区,就业岗位有限,普通高中的比例可以高一些。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要调整中等教育的结构,普职比例要大体相当,同时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普职分流”被确定下来后,成了一个既定的教育政策,从1985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75%以上的中职毕业生继续升学

记者:目前上海初中毕业生“普职分流”的比例大致是多少呢?

石伟平:长期以来,上海的普职比基本维持在6∶4。也就是说,60%的学生进入普通高中,40%进入中等职业学校。

记者: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怎么样?

石伟平:刚开始的时候,职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升学的途径并不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的学生(合称“三校生”,泛指正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选择了就业;后来,有了“三校生”高考,一些成绩好的中职学生可以选择继续高考,如果考得好,个别学生能进本科,更多的学生进高职高专(高等职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深造;后来,上海率先实行“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中职和高职院校开展合作招生,3年中职加2年高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走了“五年一贯制”这条路;再之后,又有了中本贯通(即中职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的贯通,中职生在毕业后,可以通过转段考试升为本科) , 也就是“3+4”,即3年中职加4年本科。又有一部分学生中考之后直接进入7年制的中本贯通。

所以,实际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并不像以前那样毕业后都去就业了,而是有75%以上的学生选择了毕业后继续升学,而且基本上都能成功升学。

记者:也就是说,中考之后40%分流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其中每4个学生中有3个继续进入高职高专或应用本科学习。

石伟平:是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中职学生毕业以后直接升学的比例都在75%以上,有的省甚至达到85%以上。原来中等职业学校是以就业为主,升学为辅;现在是倒过来了,基本上中职毕业生是以升学为主,就业为辅。

职教高考不能照搬普通高考的模式

记者:为什么中职学校的毕业生大多数选择继续升学呢?

石伟平: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中职毕业后,就业的岗位相对有限,所以很多学生希望读高职高专之后再就业,可以更易就业、更高质量就业。其二,高职毕业生更受企业青睐。

如今,一些流水线上的工作岗位渐渐被工业机器人所取代,工厂不再需要很多工人;通过数字化管理,工厂也不需要很多管理人员。所以在技术人才中,对“灰领”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所谓灰领人才,既不是白领也不是蓝领,主要包括技术员、工程师等。工厂原来的人才结构是金字塔形的,一个工程师、两三个技术员、几十个工人;而在现在的先进企业中,人才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这是未来就业的一个新趋势。所以,高职毕业生作为灰领人才的主力军,在就业市场上有更大的优势。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将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头戏”?

石伟平:是这样的。高等职业教育除了高职高专,还包括职业本科,它的招生主要面向中职毕业生。稳步发展职业本科,让更多中职毕业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形成职业教育中高本一体化的培养模式,这是职业教育下一步的重点,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形成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齐头并进的格局。

记者: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加快制定并推行全国统一“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方案。所谓的“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有什么不同?

石伟平:职教高考,是指职业教育的专门性高考。现在的中职毕业生如果想升学,大多只能通过“三校生”考试、专科自主招生等,但这些考试和普通高考类似,学生所学的职业技能水平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而职教高考的总体内容包括“文化素养+职业技能”,具体考试方案还在设计中。职教高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导向,必须精心设计,千万不能照搬普通高考的模式。

不应把教育分成三六九等

记者:最近几年,不断有人提出,把“普职分流”推迟到高中毕业以后。您怎么看?

石伟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开始实行普职分流,像德国甚至在初中阶段就已经开始为分流作准备。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孩子不适合继续读普通高中。

很多家长也许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孩子到普通高中去接受教育,他们会因为语数外成绩跟不上,很难继续学业,而且因为被认为是差生,备受歧视。据我了解,职业学校的学生中,即便有的佼佼者勉强考上本科院校,也很难通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英语四级这三门课程,也就是说他们很难顺利毕业。而一些家长不顾这些事实,受“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影响,一味地让孩子继续读高中、读本科,使孩子越读越厌学,越读越自卑。

教育的原则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因材施教。没有因材施教,就不可能有效率,没有效率,谈何公平?每个孩子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记者:但在许多家长心目中,职业学校是一个差生扎堆的地方。这个标签让人不安。

石伟平: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相比,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虽然职业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缺乏自信、学习习惯不好,很多家长担心把孩子送到职业学校去学习,不仅没学到知识,人反而学坏了。但事实上,职业学校对学生行为规范方面的管理,远比普通高中严格得多。

我接触过很多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心理都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刚刚来到职业学校的时候,由于过去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成绩不好,长期受到老师批评、同学歧视、家长打骂,整个人灰头土脸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自暴自弃。其实,他们内心深处非常渴望得到老师、家长、同学的认可。职业学校的老师对这一点是特别关注的。怎么让这些孩子重拾信心?上海的职业学校在德育教育、社团活动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目的是让每个孩子都找到自己擅长的东西,从而找回他们的自信。同时,让他们能够掌握一技之长,然后昂头走向社会。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企业的技术精英、管理骨干。

记者:要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最关键的还是要转变观念。

石伟平:是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说,不要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我认为,同样不应该把教育分成三六九等。现在很多人一想到职业教育,就觉得职业学校里都是学习成绩差、行为习惯差的学生,进而认为职业教育也是低端的教育。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职业学校里的这些孩子不应该被贴上差生的标签,每一个学生都不能被放弃。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是:他们到底适合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他们的人生出彩?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家长应该思考的问题。

广泛开展职业生涯教育与指导

记者:除了转变观念,您认为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家长的焦虑?

石伟平:我建议,在中小学广泛开展职业生涯教育与指导。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比较普遍的。20世纪90年代,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英国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个职业生涯中心,有专门的职业生涯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教孩子们做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中心里有测评软件,每个孩子都可以去测试,软件会提示适合你的一些职业。孩子和家长也可以一起去咨询有关未来的职业规划,老师会进行个别指导,就像心理咨询一样。

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职业生涯教育与指导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实行的。它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确定孩子未来可能的职业倾向。第二步,社会上有一些职业体验中心,学校会定期组织孩子去体验自己喜欢的职业,看看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第三步,进行职业生涯指导。学校还会根据学生不同的职业方向,开设相关的选修课以及课外活动。

记者:开展生涯教育与指导有什么好处?

石伟平:通过开展生涯教育与指导,可以让家长对孩子有更深的认识。第一,自己的孩子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第二,他适合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职业生涯)。第三,他需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和课程、参加什么样的活动)。第四,学校、家庭、社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样的话,家长就不会那么焦虑了。而且,学生一旦有了目标,学习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

德国、芬兰、瑞士、奥地利这些国家,在我们的高中阶段,就有六七成的学生分流进了职业学校。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早就普及了,人人都可以上大学,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上大学而愿意去职业学校呢?因为那是他们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做出的选择。

记者:国外在职业教育方面还有哪些好的经验?

石伟平:英国建立了“国家资格框架”,强调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值”,这样就不会出现学历至上的问题。你如果愿意考大学,就走学历教育的道路;你如果想早点就业,就去接受职业教育,去考职业资格证书,而且这不影响你将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走哪一条路,完全由你自己选择。

美国的情况则不同。美国为学生的未来职业做准备的教育机构是社区学院。社区学院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专科学校,学制为两年。读社区学院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读完之后就去就业,还有一种是社区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大学读三年级,这些都由学生自己选择。我在美国遇到过一些学生,他们学习成绩很出色,大家都觉得他们应该选择好的大学,但他们偏偏选择了社区学院。这些学生普遍学习很自觉、很投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路。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职业教育

记者:在您看来,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石伟平: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并不在职业教育本身,而在于社会的薪酬制度。

过去,上海的工人社会地位比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工人的薪酬待遇比较好。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最高的八级技工的工资相当于大学二级教授的工资,所以很多人都去读技校。为什么日本人愿意去当工人?因为日本工人的薪酬与技术员、工程师的薪酬是差不多的。所以,一个日本工人的目标,就是成为最好的工人,而不会去梦想成为一个技术员。而我国的现状是工人的薪资待遇普遍偏低。这也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

好在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我国目前正探索建立“新八级工”制度,在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的基础上,再增设首席技师。对“八级工”的回归,我非常期待。

记者:教育部等三部门在《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会出现3000万的人才缺口。这将给职业教育带来哪些机遇?

石伟平:一个国家的人才,可以分为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大类。应用型人才可以再细分为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也就是我们讲的工程师、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一般来说,应用型人才在一个国家中应该至少占到70%,而我们国家的人才结构目前是失衡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会出现3000万的人才缺口,其中不仅缺技术工人,更缺技师、高级技师。所以,要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人才,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接受了更多更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后,能获取更高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将来胜任更加复杂的工作岗位,获取更高的薪酬收入,从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技能型社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工人的薪资待遇一定会提高,关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也一定会被打破。

记者:对于职业教育的未来,您还想对家长和学生说些什么?

石伟平: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并非“一选定终身”。你可以选择继续升学,升到专科、本科,甚至成为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整个人才培养的体系是开放的、贯通的。你也可以选择就业,再通过开放大学、网络学院等渠道继续学习,最终达成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成才途径和发展通道。

我想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我的同事、华东师大的一位老教授,他的孙子学习成绩一般,不过考高中没问题。中考的时候,孩子报考了工艺美术职业学院,5年制中高职贯通,主修玉石雕刻,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专业。他在3年中职学习期间,由于学业优秀,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大一时还荣获全国玉雕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专科毕业后,他还想专升本继续深造。

谁说职业教育不是一条金光大道?这个孩子的美好未来是可以预见的。

这样的故事在我身边还有很多。职业学校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不是一种失败者的选择,而是学生的一种主动选择。

在这里,我想对中国的家长说:不要一味地用爱的名义逼自己的孩子做这做那,全然不顾孩子真正对什么感兴趣。不要人云亦云,盲目拿自己的孩子去和别人的孩子攀比,给孩子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条条道路通罗马,转变观念,放下焦虑,让孩子勇敢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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