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唐·丹贝仲美《佛教入门皈依引导》的宗教社会学分析

王宣力

摘 要：皈依是信仰者进入佛教这一宗教系统的入门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佛教认信的最重要环节。贡唐·丹贝仲美所著《佛教入门皈依引导》是清朝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兴盛时期同类文本的代表作品，范例典型，并被沿用至今。其中既包括了佛教理论的阐释分析，又详述了皈依仪式的步骤流程，完整展示出藏传佛教格鲁派皈依过程中的教理引导、仪轨实修、功德解说和戒律要求这四个主要环节。通过对其进行宗教社会学分析分析，以了解佛教皈依仪式如何赋予信徒们新社会意义，以及其怎样实现对信徒们身份价值的重构过程。

关键词：藏传佛教;皈依;贡唐·丹贝仲美;宗教社会学

贡唐·丹贝仲美（gung thang bstan pai sgron me）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拉卜楞寺的第三世贡唐仓活佛。他于第十三胜生水马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出生于安多佐尔盖下部的一个牧民家庭，七岁时被第二世嘉木样认定为第三世贡唐仓活佛而请回拉卜楞寺坐床，并赐予法名：贡曲乎丹贝仲美（dkon mchog bstan pai sgron me）。[1]他一生著作丰富，高徒辈出，并且还担任过拉卜楞寺第二十一任总法台和第三世嘉木样的经师。六十二岁时，于第十四胜生水羊年（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圆寂。[2]

贡唐·丹贝仲美所著的《佛教入门皈依引导》（下文中均简称为《引导》）全名为《佛教入门皈依之引导·利乐妙道尽显明灯论》（bstan paijug sgo skyabsgroi khrid yig phan bdei lam bzang gsal bai sgron me zhes bya ba bzhugs so），收录在贡唐·丹贝仲美文集的第三函 —— ga函之中。[3]此函文集收录了贡唐·丹贝仲美所著的有关佛学基础教理的释论、问答、笔录等共9篇，《引导》是其中唯一一篇专门指导进行佛教皈依的作品，全篇依照行文结构的逻辑顺序可以分为导言、教理引导、仪轨实修、功德解说、戒律要求和结语六个部分。[4]该篇《引导》简明扼要而不失周全，既有对信徒的理论指导和教义解析，又细致讲述了皈依仪式的进行过程和操作指导，所以广为流传，沿用至今。这篇《引导》的影响力深远，不仅是由于贡唐·丹贝仲美曾担任过拉卜楞寺的总法台，更是因为作品自生的优秀特质和应用性强。[5]近年在拉卜楞寺、塔秀寺等寺院仍有依照此《引导》所举行的皈依仪式活动，可见其生命力的长久，和被信众认可的程度。[6]

整篇《引导》在正式讲解引导皈依之前，有一段类似导言的部分。最初，文章先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习惯以一句梵文顶礼句“礼敬上师三宝（namo guru ratna trayaya）”作为开篇。然后用偈颂体的形式顶礼佛、法、僧三宝并借由引用宗喀巴的六句偈以感叹诸行无常的佛教基本观念。紧随着这段偈颂，作者从暇满人身之难得开始，推理认为在获得具足人身这样宝贵的际遇下，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追求解脱了断生死，而只有佛法才能引导人们达到这个结果。那么为了获得佛法，就只有通过皈依佛教者唯一的一条途径开始，自然的焦点过渡到了本篇《引导》的核心主题——皈依上来，导言部分就此结束。

接下来，《引导》的主体就围绕着皈依及其相关内容展开。在叙述之前，作者字节写了一段科判，将后面的内容分为了：“皈依原因（skyabs sugro dgos pai rgyu mtshan）”、“皈依方法（skyabs sugro pai tshul）”、“皈依功德（skyabs su song bai phan yon）”和“皈依学处（skyabsgroi bslab byao）”四个方面。[7]其中“皈依原因”与“皈依方法”的前半部分就是在做教义理论性的引导和讲解。此处的教理引导，在“皈依原因”论述时遵循了宗喀巴于《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叙述顺序，即从佛法三宝的难遇和人类极易堕落的风险开始，以大量的经文引用和推理来再次证明导言部分已经提过的观点——解脱只有靠皈依佛法。[8]如此行文，既是遵循深受印度行文习惯影响的藏传佛教论典正反往复多次论证统一命题的传统，又能呈现出一种重章叠句的文学效果，强化对信仰者的心理暗示，以加深信仰者对于皈依必要性推理的理解和信服。进而，“皈依方法”的前半部分又从明确皈依的对象和理解皈依的内在含义两方面进行解释，再次确立了佛、法、僧作为皈依对象的合理性，并从内涵、外延及遮诠三个角度，深入剖析了佛教宗教哲学中对于皈依的定义。这不仅在逻辑上符合论证皈依必要性的条件，也在教理上契合了佛教四谛学说的内在联系。[9]

“皈依方法”的后半部分，即是全篇《引导》中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仪轨实修部分。此处作者从显宗的共皈依写起，之后又寫到密宗的不共皈依，详细的写出了每个环节应做的行为、当念的经诵和该有的观想。作者首先要求设立佛像、经书、佛塔以象征皈依的对象——佛、法、僧三宝，并摆放贡品，端坐威严，面朝对象开始观想自己怀着对过往业力的极大痛惜来进行皈依。先开始的是显宗的共皈依部分，作者首先要求信仰者观想从释教牟尼心中出现蓝色“吽（hum）”种子字，由此种子字变化出诸多上师、佛、菩萨等对象，进而观想自己与众生异口同声的念诵皈依辞：“皈依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之身、语、意功德作用身，八万四千之法源，圣僧之总持，根本恩师及传承诸上师”。[10]然后又分别念诵皈依上师、佛、法、僧、本尊护法多遍，并且每念诵一类皈依对象，都要配合以甘露流入体内、光明照进心中、烦恼得以清除、罪业获得消解等等与内容相对应的不同情形之观想。完成之后，就进入密宗的不共皈依部分。先思维一切都本来是空性，重复之前的皈依念诵，观想自己与众生都已获得加持，再观想释迦牟尼佛身中变化出一尊一模一样的佛，融入自己的身体内，然后自己的身形也变成了释迦牟尼。变化成释迦牟尼形象的自己先放光照射众生，消除其痛苦，使众生也获得功德圆满。之后又观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观想献浴祈祷、七支供养和曼扎供，并且念诵《胜道启门颂》。最后，观想一切对象都放射光芒，逐渐融入佛陀体内，佛陀又化为光芒从自己的眉间进入皈依者体内，从而获得加持，并念诵《普贤行愿品》和回向结束仪轨实修部分。

《引导》的“皈依功德”部分，很及时的在仪轨实修结束后进行了功德解说。先详细讲述出源自“手心授部”中所说皈依的八种功德利益的内容，后又略提了《集部》所记载皈依的另外八种功德的名目。在功德解说清晰之后，《引导》的“皈依学处”部分，对已完成皈依之后的佛教徒进行了戒律要求。此处，作者先引用《集部》经文提出了皈依后作为佛教徒应该遵守的八条纲领，接着又为了初学者便于在现实中具体把握，而与前文皈依仪轨实修部分分为显宗共皈依和密宗不共皈依相呼应，将戒律也分为了分别教戒和共同教戒。分别教戒从不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正反两个方面明确了皈依后佛教徒的基本行为规范[11]，而共同教戒也从内心永远不舍弃皈依等六个方面规定了皈依后佛教徒的日常思想准绳。《引导》的最后部分以一段赞叹宗喀巴和佛、法、僧三宝功德并祈愿证得佛果的偈颂，和简短几句关于此篇《引导》写作缘起的记录作为结语。[12]

显然，在宗教现象的信仰和仪式两个方面，仪式的正是为了清晰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行为活动，而这些行为又与信仰的思想指导密不可分。[13]佛教皈依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佛教徒的身份，使他们通过这样的仪式活动进入佛教的宗教组织系统，那必然，就一定要有充实的思想引导与教理宣讲来支持此项宗教行为的必要性。所以，《引导》为了在现实操作中实现更好的效果，在指导宗教行为的仪轨实修部分之前，教理引导内容罗列的十分完备。虽然内容简明扼要，但是由宗喀巴所确立的格鲁派关于皈依必要性的论据与推理，也一项不缺的做了陈述。[14]

皈依作为佛教认信的重要环节，其意义在于使一个普通人成为佛教信徒，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在自身已属于众多不同的社会组织团体的同时，再加入佛教团体这一新的组织系统。那么，无论是其社会地位的这一变迁，还是加入一个新的团体现实过渡，都必不可少的要伴有仪式，其根本目的也还是为了实现：使个体能够从一个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同样确定的境地。[15]那么自然就要求仪式的引导首先要明清晰义出这两种确定的境地究竟是什么样的，显然，本篇《引导》在教理引导部分对于世俗人容易堕落和无法获得解脱的生动刻画以及皈依后能过获得的各种功德的细致描摹，都是皈依者清晰的看到了这两种确定的境地究竟如何。然后，中间的仪轨实修部分自然在前后文的映衬和烘托下，更加凸显出其中的珍贵价值。这样就更加容易实现修规实修部分引导皈依者重构自己身份的可能性与彻底性。

社会行为的每一个个体自身都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而不同的意义有影响着他生活的行为、动机、价值认同和世界念。而对于某些观念的认信，很明显会更易于把某些经验赋予特定的意义系统之中，随之，这些意义系统就会把更多数群体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解释甚至于灌输给系统之中的个体[16]。所以，在仪轨实修部分，最初引导皈依者观想一切都是空性的，这种虚无感会自然导致对过去自身价值乃至于自身所承载的全部意义予以抛弃和否定。之后又通过观想佛陀菩萨等极具象征意义的对象的出现及其放光照射自己、融入自身，和口头上反复进行的皈依辞的念诵，就是在过渡或者混合出自己新的意义与价值。

而且就在仪轨实修的引导过程中，这种诸如佛陀化成光融入自身的象征，实际上正是在对皈依者赋予新的印记。以观想的方式，由皈依者自身丰富的想象实现这一场景的建构，并通过后文的功德解说来告知皈依者此情此景正在使他自身充满神秘力量。而之后的自身变成佛陀的观想则让皈依者相信，这一宗教仪式的神秘主义过程，已经改变了他的本性，是他从一种人变成了另一种人。随后他又放光照射众生，则彻底的实现了皈依的目的，即维克多·特纳所谓的，入会仪式的目的在于是这种力量赋予它们各种能力，以便他们成功担负起他们在这个世界或下一个世界的新职位。显然，对于藏传佛教而言，佛教徒的终结目标就正是实现自己成就佛果，并且去普度所有众生，这些教义内涵，通过《引导》中构建的观想场的象征意义，充分的表征出来。[17]

最后一部分的戒律要求，不仅是是皈依后成为佛教徒的人民进行行为约束，更是通过这种神秘力量的附加来构架新的宇宙秩序。因为随着宗教自身不断的制度化和科层化，信徒们认信的动机就不能够保证完全的单纯，可能会有关于权力、威望、机遇等“赏酬”的考量夹杂进来。[18]那么此处戒律部分对于出离心、慈悲心的反复强调，对于对于皈依动机的不断重申与强化，也是为了因对这一宗教内在必然矛盾所作的努力。这种秩序，既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又要有自身区别于世俗的神圣性特质。这些要求，以戒律的形式，成为了皈依后佛教徒们的日常行为中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仪式主义的宗教皈依，在不断的缓释和暗示过程中，实现了对信徒对于获得救赎信心的巩固。[19]而这些努力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通过超越不同历史时代的佛教宗教现象结构，来实现一种符合佛教理念的对于人类心理结构的构建。[20]

总之贡唐·丹贝仲美所著《佛教入门皈依引导》广泛流传沿用至今，通过对这一典型范例的宗教社会学分析，可以体现出佛教皈依仪式对于信徒新社会意义和身份价值的重构过程，并且明晰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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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答小群.互动、调试与共生：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适应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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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伊利亚德著，晏可佳等译.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