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丁·盖尔归来》

摘 要：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创作的《马丁·盖尔归来》是微观史学和后现代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本文试通过对文本的阅读，简单地分析全书所展现的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运用历史想象的史学分析手段，以及“讲故事的人”对史学创作的影响，用以加深对微观史学的学习和理解。

关键词：马丁·盖尔归来;微观史学;历史想象

《马丁·盖尔归来》是美国著名女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一本重要著作，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全书总共167页，由前言、导论、十二章的主要内容以及尾声、相关论著选目等部分构成。该书讲述了16世纪法国乡村发生的一起惊世骇俗的骗子进行冒名顶替的故事，乍看之下本书似乎更像是一本小说，因为同正统的史书相比作者戴维斯用更微观的方法向读者展示了法国中世纪农村的法律、经济、宗教、婚姻等观念知识，也因此该书被誉为“后现代史学和微观史学早期的三部典范之作之一” 。

一、 马丁·盖尔事件简介

《马丁·盖尔归来》里所有的事件都紧紧围绕着马丁·盖尔、妻子贝特罗·得罗尔斯以及假冒者阿诺·迪蒂尔之间展开。达盖尔家族不顾安土重迁的习俗放弃了世代居住的祖产移居到位于法国南部的阿尔蒂加，他们很快的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并且与富裕家庭的女儿联姻。他家的儿子马丁·盖尔在婚后经过多种波折与其妻子贝特罗·得罗尔斯育有一子，可是不负责任的马丁·盖尔却抛弃妻子离家出走。时隔八年后，马丁·盖尔浪子回头，重新回到了家里，与妻子重归于好、生儿育女并且在家庭事业各方面都做的十分优秀。

但是好景不长，善于理财的新马丁想要从叔叔皮埃尔·盖尔那里要回自己该得的家庭财产，而叔叔则以新马丁为假冒者的理由对他发起了诉讼。原来回来的马丁·盖尔是由能言善辩但是生活放荡名声不佳的阿诺·迪蒂尔假扮的。由于当时没有照片和画像，无从对照指纹，辨认笔迹也无可能，双方的证人也势均力敌，所以教会法庭束手无策。此时的关键人物贝特罗态度却十分暧昧，按常理说同床共枕并育有一子的妻子应该比其他亲属更容易辨认出丈夫是否为假冒，但她似乎爱上了这个假冒者，若不是她模棱两可的态度，判决的下达也不会如此困难。正当新马丁要赢的诉讼的关键时刻，装着木腿的真马丁戏剧性的出现在法庭上，法院以窃取财产和通奸等罪名判处阿诺·迪蒂尔死刑。

二、《马丁·盖尔归来》中的微观史学

戴维斯在写作过程中对马丁·盖尔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妻子贝特朗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首先，贝特朗年纪轻轻就与马丁结婚，书中说“我们兴许以为他们至少已将近十八九岁，但马丁只有十四岁”，因此可看出尽管教会并不承认这种早婚行为，但在当时的法国农村早婚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戴维斯对马丁与贝特朗结婚时候的嫁妆情况以及结婚当天闹婚房的情况也进行了描写。因为过早的结婚，所以贝特朗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不孕的耻辱一直持续了多年，根据当时的教会法，婚后三年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婚姻是可解除的，但她并没有抛弃马丁，直到八年后才生育一子。在马丁离家后，贝特朗本可以逃离这个家庭，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在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不管多少岁月流逝，妻子都没有再婚的自由，除非她握有他死亡的某些证据”，所以在舆论压力以及宗教道德的限制之下，贝特朗固执的注重所谓的名誉并没有选择出走，这足以瞥见当时法国各种风俗习惯对妇女的限制压迫。其次，新马丁回来后，贝特朗在明知道丈夫为假冒者的情况下还与新马丁有着前所未有的恩爱，并且之后还一起串供词，这都表现了当时宗教改革的冲突下，平民百姓是如何利用新教来获得心理安慰的。

戴维斯还对当时农村的各种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用整整一章的内容来叙述达盖尔家族的迁移，从战争以及个人原因入手探求其家族搬迁的真正原因，之后也多次描绘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土地制度、遗产继承情况以及生产生活概况。阿诺·迪蒂尔若不是变卖马丁的家产以及向叔叔皮埃尔·盖尔索要财产，也不会引来叔叔的怀疑诉讼，所以戴维斯力图说明单个的事件同当时的经济因素等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对该案件的判决，一个下层农民的案件最后由图卢兹最高法院审判，可见该案件的影响之大。由于先前没有任何能够作为指导的案件、法律的不健全以及法官的认识理解能力的限制等多种问题导致了该案鲁莽和轻率的判决。

三、《马丁·盖尔归来》中的历史想象

戴维斯当时能够借鉴的资料是身为该案件法官的让·德科拉斯于1561年的著作《难忘的判决》和纪尧姆·勒叙厄尔同年出版的《图卢兹冒牌马丁的奇妙故事》以及相关的档案资料、公正合同等。由于年代久远的客观原因，以及借鉴资料本身的主观性，想要公正的重建历史事实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戴维斯在书中用了大量的“应该”“也许”“可能”“据说”等不确定词汇，例如达盖尔家族的搬迁“也许这是因为一直以来战争对这一地区的威胁，也许是出于某种个人的原因”，对于马丁·盖尔在关键时刻恰巧归来的推断“他可能厌倦了宗教场所循规蹈矩的活动” 以及在审判现场“据说被告大声喊道‘坏蛋！流氓！这个人被皮埃尔·盖尔买通，被他教唆过了”。这种写作方式引起了史学界的巨大震动，无数人争相讨论在重构历史中是否应该掺杂作者的历史想象，如何做到历史想象不与文学虚构混为一谈。

通读《马丁·盖尔归来》会发现该书对人物进行了大量的面目表情和心理动态的描写，例如“对贝特朗·德罗尔斯的眼泪，马丁·盖尔没有流露出一丝悲哀，他带着恐怖和严厉的表情” ，因为年代久远作者显然看不到这种场景并且这些都是以往史料中所忽略的方面，但是戴维斯通过这种类似旁白的手法，大胆设想并将多个碎片化的事实串联起来，使事件不再孤立而成为连续的画面。必须注意的是，戴维斯的多种历史想象都是基于事实而进行的合理适度的假设，这是与文学虚构最本质的差别。除参考《难忘的判决》以及《图卢兹冒牌马丁的奇妙故事》之外，还在书中大量引用原文，正因为对资料的大胆假设，她才能深入探讨本案的关键人物法官对人类本性认知的困惑，例如“阿诺·迪蒂尔身上的某些东西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它们触及他本人的矛盾情感和他所属阶级的处境”。

四、《马丁·盖尔归来》中“讲故事的人”

当时法国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对该案件密切关注，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人文学者。戴维斯在书中用三章来讲述这些人文学者，并推断出在案件的传播过程中这些评论者也就是“讲故事的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分别分析了该案件的法官让·科拉斯、文人纪尧姆·勒叙厄尔以及大名鼎鼎的米歇尔·德·蒙田，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个人经历以及职业的不同等原因导致三人对该案件的撰述评说的态度不十分相同。

在书中第十章中戴维斯分析出科拉斯“愿意自我改进、反思和重新阐释的倾向” ，正是由于特拉斯的这一性格，使他即使完成《难忘的判决》写作后仍然反复思考该案件里自我塑造等人性的问题从而完成了另一本法文版著作的出版。同让·科拉斯地位很高的法官职业不同，纪尧姆只是出生于富庶家庭里的普通文人，尽管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影响力不如让·科拉斯，但是纪尧姆同当时法庭的庭长相识，所以戴维斯在书中重要参考了纪尧姆与当时法庭庭长的对话，这无疑大大扩大了所述历史的维度。对于蒙田的《论瘸子》，人们刚开始以为只是讨论巫术的著作而顺带讲述到马丁·盖尔事件，但是实际上“蒙田提出的问题并不限于巫术，对科拉斯及其文本的回应贯穿全文”，除了着重分析法官对此案件的态度，蒙田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一个普遍存在但是为人所不熟知的问题“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和理性的非绝对化”。

一个下层农民的案件能引起上层精英的关注，足以说明等级之间的壁垒在某种方面已被打破。作为法官的让·科拉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骗子阿诺·迪蒂尔，在对骗子处于死刑的同时，科拉斯对他的能言善辩、机智、以及创造性进行了大加贊赏，并且在著作中失真的夸大了这一能力，这种法官对罪犯的同情和理解显然已经超出了该有的职业界限和专业范围。与此同时蒙田对待下层人物也有其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在他看来，平民的一言一行对于哲学规范的符合程度甚至超过了侃侃而谈的哲学家。这种通过讲故事的人来对比同一事件在各个阶层的反应来展现不同社会阶级的文化异同、阶级特征是戴维斯从事微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从而有效的避免了只着重于历史事件的局限性。

如果戴维斯没有对马丁·盖尔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如果戴维斯没有按照微观史学的思路严格细致的撰写此书，如果戴维斯对以上三位人文学者的著作只是简单的参考而没有特殊关注的同时进行历史的分析解读，那么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将是另一个马丁·盖尔的故事，这部微观史早期著作也将会流于平庸的历史叙述。可以说不管《马丁·盖尔归来》作为一本专业的微观史学著作还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戴维斯对该事件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成功的，因为该书为广大读者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从小事件也能折射出普遍性的历史意义，用大胆想象也能多元的解释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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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恒楠，女，现就读于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