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的当代困境

滕金桐

摘要：《茶馆》作为老舍建国以后的话剧代表作，将其放在当代的语境中进行重读，可以发现其存在的艺术缺点与不足，主要包括主题先行所带来的多义内涵的缺失，受此制约而采用的人物类型化的艺术选择局限，以及老舍内在的政治意图明确的创作倾向。通过对《茶馆》进行“现在时”阅读，可以重新审视茶馆在当代所面临的文学困境。

关键词：老舍；《茶馆》；主题先行；人物类型化；政治意图

一、主题先行与多义内涵的缺失

老舍的创作一向是有明确目的的，他曾明确提出，《茶馆》的目的就是通过把小人物“集合到一个小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从而“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葬送三个时代”。[1]由于主题先行，《茶馆》的人物与情节是根据主题设计的。这种创作方式，固然可以方便在一种明确的主题下进行素材的收集与整理，从未在既定的框架结构内进行情节人物的刻画与事件的展开，然而也必然会带来“一种结局”，即单一的主题指向。埋葬旧时代，从而侧面展现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拯救人民，成为了《茶馆》的单一主题。诚然，《茶馆》同样展现了人在旧社会的生存困境，人性的淳厚与丑恶，以及老北京的社会风情，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摆脱单一主题的局限。从这个意义来说，全剧的结局处，作为主人公的王利发不得不死，因为只有死掉，才会更深刻地揭露这个“吃人”的旧社会，从而深化全剧的主题。

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其内涵的丰富性是作为经典性的一个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衡量标准。因为其多义的内涵，可以跨越时空和阅读群体，从而在任何的时间节点处，由不同的阅读人群，都可以读出不同的文本内涵，获得属于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内心感悟。许多经典作品都具有主题多义性，比如歌德的《浮士德》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主题的含混性往往成为经典作品的普遍特征。而对于《茶馆》来说，单一的主题指向与多义内涵的缺失，导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历史语境的局限中，当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题丧失历史语境之后，作品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因此当我们在当代语境中更多地关注“人”的存在，关注个体生命与人的生存困境时，这种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潜在的“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主题便丧失了活力与阐释的空间，这也是当下的《茶馆》研究更多地去探讨语言、结构、人物刻画、创作历史以及话剧舞台艺术，而很少涉及主题内涵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物类型化与人物情节的不协调

老舍对话剧中的类型化人物有着自觉的美学追求，在《茶馆》中塑造了一系列“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2]的类型化人物，七十多个人物在小小的茶馆里展现了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扁平人物的“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不论他们何时登场，都极易辨识”，“他们事后很容易被读者记牢。”[3]这与传统的人物刻画以及当时的审美要求和舞台效果都是相符合的。创造这些类型化人物，一方面是老舍话剧创作的习惯，更重要的是通过类型化人物的单一命运为全剧的主题服务，因此类型化人物是在主题先行制约下最佳的艺术选择。当代语境下，人物内涵的丰富性和多义性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复杂的人物形象更有利于表现人在生存中所面临的困境，从而寄托作者的丰富的思想，增加情节展开的多种可能性。而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刻画，使得《茶馆》的艺术效果在当代遇到了另一个困境。

由于人物的类型化塑造，在人物的性格上缺乏发展，人物的命运安排也显得过于简单。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下，人物的性格难免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与发展，然而在全剧中，人物的性格发生变化的却少之又少。以常四爷为例，作为贯穿全剧始终的人物，常四爷从第一幕的旗人开始便以一种耿直的性格出现，然而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其性格却始终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只是看到了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压迫。这种性格表现上的缺乏削弱了人物在话剧中的个体生命力，而单纯地代表了一个封建社会自食其力的旗人在旧社会中必然走向灭亡的传声筒。而对于小宋恩子、小吴祥子、小二德子等人子承父业的出现，固然是为了方便观众的观看以及故事的承接性，同时表明了民国时期的社会与清末一样都是吃人的旧社会，然而缺乏必要的区别，显得过于简单。在人物的命运安排上，好人死，坏人活，从而证明旧社会是没有出路的安排显得刻意。在既定主题下依照这种安排，常四爷、秦仲义、王利发作为三种类型化人物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常四爷代表着封建社会的好人，秦仲义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王利发则代表着安分守己的市井平民，而这三类人在旧社会都会被“吃掉”，从而从侧面表现主题，这使得全剧从人物内涵到情节结构都显得单一化。这些都损害了《茶馆》的艺术性和多义性。

在人物刻画上，有些人物为了突出主题的需要，在刻画上显得前后不尽一致。以李三为例，在第一幕中，李三劝阻老大爷进茶馆，同时给老大爷倒茶聊天，体现了一种下层人民之间的人情味。然而在第二幕中，李三的人物刻画与第一幕中没有任何关联性，而变成了一个揭露“新社会”的黑暗和改良主义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以及人民生活的艰辛的传声筒，单纯为了这一幕而设置的“新人物”，从而割裂了人物自身与艺术的完整性。而在情节上，有些原本可以丰富内涵的情节因为单一主题的需要而没有充分展开，留下遗憾。

三、政治意图明确的创作倾向

建国后，老舍一直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进行创作。目睹了旧社会太多阴暗面的老舍，在建国后积极歌颂新社会，他曾高呼“我无法不手舞足蹈地想去歌颂今天”，[4]要“用比较短的时间，随时写出作品，歌颂新人新事”[5]。正是在这种极大的政治热情之下，老舍选择了话剧这一具有极强教育功能的形式，积极改造自己的文学创作，投身于每一次文学运动中。在1950年寫出了《方珍珠》和《龙须沟》，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揭露了旧社会，歌颂了新社会，在1953年为了配合“三五反”斗争而写出了《春华秋实》，1955年写了《青年突击队》，同年为了配合“肃反”运动而写了《西望长安》。解放后老舍共创作了二十三个剧本，全部都是在一种政治意图明确的创作倾向下完成的。其中既包括《红大院》、《女店员》等歌颂大跃进，写新社会面貌的剧作，也包括《茶馆》、《神拳》等写旧社会历史的剧作。相较而言，前者的政治意图和目的更加强烈，而后者的政治目的则显得相对潜在化。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下，《茶馆》应运而生。《茶馆》产生于《秦氏三兄弟》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建议下，最终以“茶馆”为主线重新写了新的剧本《茶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茶馆》是一部具有非政治目的的话剧，恰恰相反，这部剧同样是在一种明确的政治意图下创作的。首先“双百方针”是一项坚定的阶级政策，是以政治形态为前提和原则的，因此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创作的作品同样会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而作为《茶馆》的孕育者，《秦氏三兄弟》是一个为了配合中国现代宪政史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作品。尽管这部作品最终被放弃，但它反映出老舍这一段时期话剧创作的政治热情与政治倾向。老舍自己也表示，“甚至连最善于应付的茶馆老掌柜也被逼得上吊，什么都完了，只盼着八路军来解放”[6]，表明了鲜明的政治态度。

在当代语境中，重视个体思想与个体体验，强调还原历史真实重新回到人们关注的焦点，政治性在当代被看作是创作的牢笼。《茶馆》中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无疑制约着老舍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正是在这种倾向的主导下，《茶馆》采取了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以及为鲜明突出主题而使用的人物类型化的艺术手法。对于《茶馆》而言，原本可以有更加多义的文学内涵，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以及更加丰富的情节结构，但“倾向性挤压了丰富性，清晰性挤掉了多面性，谴责性取代了原始性，理性化代替了感情性”[7]，使得《茶馆》最终指向了单一内涵，艺术性上也显示出不足与缺憾。因此，政治意图明确的创作倾向，正是导致《茶馆》在重新阅读时陷入当代困境的内在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2]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5）.

[3]（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58页.

[4]老舍：《茶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21-22页.

[5]老舍：《十年笔墨》，《老舍文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510页.

[6]老舍：《谈<茶馆>》，《老舍文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470页.

[7]何思云，母华敏：《政治判词与文化底蕴--从老舍的<茶馆>谈起》，《四川戏剧》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