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白居易的人生境界

解晓莉

摘要：白居易是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亲民高官。在他75岁的人生经历中，年轻时血气方刚，“丈夫贵兼济，其独善一身”。踏上仕途，中年时人生失意，在内有失去亲人之痛，在外有贬谪江州之忧。转而自求外任，兼济地方百姓。晚年选择分司、中隐的人生态度，定居洛阳，将自己的人生境界提高到刚柔并济，圆融通达的境界。

关键词：白居易；兼济；中隐；人生境界

白居易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少年刻苦读书，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427为入仕目标，留下了《观刈麦》《长恨歌》等诗作，参与国政，不畏权贵，直言上书。后因母丧子逝，好友落难，被贬江州，一连串的打击使他经历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考验。于是自请外任，巧妙避开朝中朋党倾轧，由兼济天下转而为兼济一方。晚年分司东都，定居洛阳，以诗、酒、禅、琴及洛阳山水自乐，白居易在心灵与天地山川的感应交流中，完成了他中隐、圆融的理想人生境界。

一、不畏权贵刚健直言

白居易沿着古代“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上任盩厔县尉，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第二年调任进士考官，后改任制策考官，兼任翰林学士，从此走入朝廷，“惟歌生民痛，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惟思粉身，以答殊荣”（《初授拾遗献书》）。

上奏章，力陈时政，刚正直言。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白居易任策考官，参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选拔工作，皇帝偏听偏信，袒护宦官宰相李吉甫，欲对秉公测考的考官杨於陵、王涯等人问罪，白居易上疏《论制科人状》为杨於陵、王涯等人讨回公道，认为唐宪宗“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白居易上疏《论承璀职名状》，反对唐宪宗任命宦官头子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讨伐王承宗，他尖锐指出：“兴王者之师，征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统领者。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统。岂有制将、都统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王承宗闻之，必増其气。国史记之，后嗣何观？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2]115伴君如伴虎，他的一片诚意却惹得皇帝不高兴，《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白居易“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理于朕，朕实难耐！”幸亏李绛从中周旋，才逃过一劫。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九月，针对淮南节度王锷大量使钱欲讨封宰相大位，白居易上疏《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奉劝唐太宗：“宰相者，人臣极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清授。王锷既非清望，又无大功，若加此官，深为不可。”[2]116有效阻止了王锷的宰相梦。他的《论于頔培均状》《论于頔所进歌舞入事宜状》《论和籴状》《奏阌乡是禁囚状》.......无不以国事为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刚直敢言，抨击邪恶。

白居易的刚健风骨还表现在他的诗歌中。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兼济之志在他早期的讽喻诗中表露无遗。选入中学课本的《观刈麦》《秦中吟》《《卖炭翁》都是他这一思想的表现。

二、自求外任刚柔并济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基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便是各种思想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道德经》）。《庄子·齐物论》认为，顺天应道，远离祸患，反朴归真，才能摆脱外物的束缚，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最高境界。儒家则为“天命”论，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与道家的“道生论”一脉相承，人的生命都不是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大自然和客观规律决定的。释家认为生命来源于轮回，這与道家认为的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相合。

儒、释、道都是将修身和济世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虽在表述上存在着差异，但其精神实质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万法归一。

现洛阳24中家属院内，有一处青砖瓦房，相传是老子的故居，在这里老子接见了“入周问礼”的孔子，两位先哲的这次会晤在洛阳大地广为流传。如今，你到洛阳来，仍能在洛阳老城东关大街文庙旧址看到一块石碑，上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是谓孔子入周问礼碑。

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这样论：“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凤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2]122白居易三教兼修，刚柔并济，中华民族丰厚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成为他践行人生的思想基础。他正是吸取了儒释道的思想智慧，才在他平凡的人生中留给我们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人生智慧。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因当朝宰相武元衡被杀上书一事，唐宪宗偏听偏信，认为此属越职言事，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这对于仕途顺利的白居易来说，可以算作一个重大的打击，来到荒僻的江州，“住进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仕途的失意，内心的茫然，无过而获罪，这一切让白居易重新思考生活，感悟人生的真谛，沉淀人生智慧，调整个体的方向，适应社会，使自己的行为更符合客观规律，由刚健直言转为深沉慰藉，收敛锋芒，厚积而薄发。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穆宗继位，他很喜欢白居易的诗赋，认为可以“与司马相如并处一时”。自此，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时间不长，就擢升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中书省集体事务的主办人员，职权很大，是入任宰相的一块重要跳板。仕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白居易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辞去中书舍人，请求外放，远离京城。其原因《旧唐书》这样记载：“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2]147意思是说文字之职，没有比白居易更合适的，但朝廷仅把他作一般文职人员对待，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与此同时，为平息战乱，朝廷招讨使不力，不仅消耗巨大，而且久师无功。白居易多次上疏，却不得天子重视。白居易的《初罢中书舍人》这就反映了这种失望之情，凸显出白居易不忍离去又不得不离去的痛苦心路历程。

白居易应诏回京，正值官运亨通之时，他却预感到其中蕴藏着的危机和尴尬的处境，知进知退，顺应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毅然自求外放，主动辞掉了中书舍人这个令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官职，除杭州刺史。他的《暮江吟》正表露了他此时的心迹。“一道残阳辅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月，露似真珠月似弓。”残阳照射，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诗人沉醉其中。

“心安是归处，”自求外放，是白居易人生航程的里程碑，今后的人生，他将过得更加从容，更加安适。这在他的另一首诗《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中写得更加清楚：“青山峰峦接，白日烟尘起。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闻有闲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策马度蓝溪，胜游从此始。”在这首诗中，白居易交代之所以选择杭州，实是年轻时早已存在的梦想，而“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则是回顾为赞善大夫、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及中书舍人以来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对宠辱黜陟淡了许多，所以他要“策马度蓝溪，胜游从此始。”[2]151

人生的航程更加宽广，生命的长河流过激情澎湃，来到一片开阔地，平缓而有韵致。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远离京都，自求外任，使他巧妙地避开了派系党争，远祸避难。

三、分司东都定居洛阳

白居易与洛阳的缘分是很深厚的。他生于新郑，后寄家符离，不久又漂泊江南，青少年时期多次到过洛阳，在洛阳毓财里生活了六七年。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之后一直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直到走完人生之路，先后在洛阳生活了二十五年。白居易在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到了晚年时期，他选择了亦官亦隐的中隐生活，走到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个阶段。

人生的航程自有他的轨迹，面对名利祸患，人们都本能地去做出选择，或左或右地偏离这条航线，形成了起伏曲折的人生。只有少数智者能够把握人生，白居易也曾位高权重，但他懂得取舍，该放手时就放手，表现出一种对时局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人生境界。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他写下一首《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3]279他分司的心意已决。白居易自求分司，与四年后在《想东游五十韵》诗里表达的心情一样：“蛾须远灯烛，兔勿近罝罘”，飞蛾必须远离灯火，野兔不要靠近罗网，否则会有生命之忧。[2]169大和七年（公元833年），白居易酒后吐真言：“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半及车先悬。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达哉乐天行》这首诗写出他此时的自得自足，闲适安恬。

他对自己的中隐生活十分满意，时而与游客游春玩赏，时而与山僧探讨佛法，乐而忘忧，宁静安乐。白居易的一生，诠释着一种常人难以到达的智慧，在纷乱的世事中，他不断的调整自己，使自己不偏离正确的人生航线，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不停地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准确判断时局，总有一种先见之明，远离残酷的党争倾轧，避免了黑暗的政治迫害。宋人叶梦德《避暑录话》中对此有一番精彩的分析：“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2]175～176葛立方在《韻陪阳秋》中对他跳出是非，洁身自好也有很多的评价：“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素善牛僧孺、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素喜刘禹锡，而不入任、文之党。中立不倚，峻节凛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这样评价：“予按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蹈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蹈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2]P176～177

至此白居易的人生长河来到了汇流入海的境界：浩瀚平静，通达圆润。与自然相融合，寄情山水之间，尽得山水奥秘，从容淡然，逐渐达到了至高的人生境界。

洛阳的山水是晚年白居易最挚诚的朋友。他说：“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奇，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登临峭拔俊秀的嵩山，他写道：“喜逢二室游仙子，厌作三川守土臣。举手摩挲潭上石，开襟斗薮府中尘。他日终为独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若言尹是嵩山主，三十六峰应笑人。”[4]54～55诗歌表达了诗人长期在官场的极度疲惫和厌倦，以及对独立自由人格和闲适安逸生活的无限向往。

洛阳历史悠久，风景宜人，当时就有人总结了洛阳的“八大景”：龙门山色、马寺钟声、金谷春晴、洛浦秋风、天津晓月、铜驼暮雨、平泉朝游、邙山晚眺。白居易留下诗作脍炙人口：“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睑波春傍窈娘堤。柳丝袅袅风缲出，草缕茸茸雨剪齐。报道前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天津桥》）[4]75

白居易对洛阳的香山寺更是情有独钟，有他的诗作为证，《停香山寺远》《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并嘱咐家人，死后将其葬于香山寺侧。

白居易用他的一生践行了“兼济”“独善”的理想，不断进取，不断选择，安心于天下百姓，安心于自然山水，最终达到了物我相融，通达澄明的人生境界！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集[M].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2.

[2]白坤堂.再读白居易[M].郑州：古籍出版社，2014.

[3]白居易.白居易集[M].严杰选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4]白坤堂.白居易的洛阳缘[M].沈阳：白山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