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重焦虑到逍遥自适

刘瑜

摘要：从鸳鸯蝴蝶派作家到抗战前期的抗战文学作家，抗战中后期，张恨水创作出现再次转型。本文以抗战历史为叙述维度，运用抒情传统和习性理论对张恨水这一时期创作心态的转变进行了考察，并着重分析了其抒情特质中的道家情怀和士大夫趣味。

关键词：张恨水；抗战中后期；抒情转向；逍遥自适

从鸳鸯蝴蝶派作家到抗战前期的抗战文学作家，抗战中后期，张恨水创作出现再次转型。这一时期，在抗战文学丰富而驳杂的语义场内，张恨水的抒情模式在主流话语的网格之内实现了主观意志的极大外延，为抗战文学的图景增加了异质性的文本并使其呈现出多面性或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一、抒情性：抗战焦虑的补偿或缓解

抗战前期，张恨水的小说刻意地表现国族危机下的时代意识，重心转向宏大历史的叙述，表现出以文济世、书生报国的慷慨情怀，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张恨水的危亡意识和抗战焦虑。其作品的面貌是壮烈的、激切的、传达着救亡图存的呐喊的声音，散发着对战争笼罩下的中国前途不安而担忧的气息。吊诡的是，在烽火未熄、战乱仍在的1944年，张恨水居然忙里偷闲，在大做国难小说的余暇完成了一本文言体的以闲谈、清谈、漫谈为主的消闲散文集子《山窗小品》，又于战事结束不久后的1946年4月，以追忆的心态创作了个人写作史上最具抒情气质的以表现日常生活为主的长篇小说《巴山夜雨》。这两部小说置于张恨水的国难小说之中有木秀于林之感，它们游离于“听命文学”与“抗战八股”之外，以闲散或深沉的情感展现了张恨水壮怀激烈的另一面，也是他本真的一面：强调趣味，注重文采，取法传统，美感充盈。

小品散文集《山窗小品》取材于张恨水战时客居重庆近郊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多写家居生活、茅屋风光、凡人小事、生活琐屑、往事回忆。作品远离了战争的血腥残忍和御敌奋战的慷慨激昂，“乃时就眼前小事物，随感随书”。其笔调高雅，或抑或扬，或顿或挫，或散或骈，从自己的短案和书桌上，观照了南温泉桃子沟的美景和人意：花竹夹峙下的涸溪、竹阴长草下的雄鸡、建文峰苍茫的暮景，漫行山间所遇的山桃野杏，雨水顺屋檐而下声声滴在美人蕉上的落寞与苍凉，溽暑入夜在断桥与众邻居竹椅对谈的逸兴……雾之美、虫之吟、月之清淡，一一形诸笔端，纤毫毕现地抒写了张恨水作为文人雅士的冲淡情趣和隐逸雅致。

《巴山夜雨》是张恨水完成的最后一本长篇巨著，构思酝酿于抗战末期，动笔于抗战结束之后，从构思的时间和写作的主题来看亦属于抗战后期的作品之列。单从题目看，即可感受到那浓郁的诗意，联想到谪迁的穷愁失意的李商隐的那首名诗《夜雨寄北》。诚如诗中弥漫的迷离而温婉的愁绪，这部小说也是作者自况、自伤和夫子自道，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此书以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为叙述背景，以深具文人气质的李南泉为中心人物，娓娓陈述了李南泉一家以及周围众位邻居的日常生活。其间的家庭风波、柴米油盐、人情世故真切而自然，自然景物描摹得诗情画意，细腻而温情的刻画使人联想到张恨水早期的世情小说。

与此同时，本书情节冲淡，没有令人咬牙切齿的贪官污吏，战争的枪炮轰鸣也不再是文本呈现的重心，它只是淡淡地讲述着李南泉所见的邻里琐事和所思所感。敌机不时从头顶盘旋而过，李南泉仍有心喟叹人类怎么忍心戕害茅舍周圍至美的风景。日机轰炸所造成的恐慌压抑的气氛使妻子心神不定而与李南泉发生口角冲突，李南泉却不以为意，淡泊洒脱。空袭警报拉响后，大家都忙着跑防空洞去了，李南泉却沉醉在周围的风光美景之中：“对面竹子林，叶子微微颤动着，正望着那竹子有点出神，却见两三只小鸟，闪动着尾巴，在竹枝上站着。”如此细部刻画在叙事中沾染了抒情诗的格调，颇有“以诗为文”之意，不禁使人联想到混乱、苦痛的六朝时代悠游于竹林之下率性不羁的文人雅士。在巨大的动乱和乱世面前，尽管道统不振、王纲解纽，他们的心性却不为造成生灵涂炭的政治历史所框纳，仍忘情山水、怡然陶醉于田园风光之中。

这两部作品一为战时生活真实的感受，一为对重庆岁月深情的追忆，张恨水借此卸下了抗战文学的压力，缓解了感时忧国的焦虑，抽身而退，退到田园牧歌般的逍遥之境与自得情怀。此时的读者从中看到的是真性情的、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意识和时代焦虑的张恨水，是一个抒情的张恨水。以马歇雷的意识形态理论来看，张恨水这两部作品特异的抒情风格印证了意识形态和文学写作之间的微妙的多重关系：一方面，文学写作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作家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意识形态环境即历史条件、社会背景、文化因素等；另一方面，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移和离心，最大限度地表征自由，以自由为主导来结构文本，表达自己的真实。据此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张恨水战时作品的双重面孔所具有的艰深语义，他的感时忧国和抒情情怀无疑发生了冲突，前者暂时性地抑制了后者的萌发漶漫，但后者又以强韧的精神肌理渗入到张恨水创作心态的纹路之中，“剪不断、理还乱”。张恨水的抒情性在最大程度上张扬了写作的个性，补偿或缓解了感时忧国的焦虑和压力，其作品的抒情性所具有的魅力和价值在于他在世变和战争的压抑空间里，仍能以古典美学消解抗战八股的束缚和缠绕，以深厚的老庄道家逍遥文化调和了离乱和诗情的矛盾与落差，在抗战文艺的众声喧哗之中获得了书写的性灵自由，在抒情的层面为抗战文艺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添加了个人意志的注脚。进入抒情的界面，张恨水的文字在战争暴力机器面前有了自为的可能性，从感时忧国转为逍遥自适，有条理地安顿了一度飘摇不定和焦灼难安的生命秩序。

二、抒情的面向：道家情怀与士大夫趣味

张恨水的抒情面向深具道家情怀以及旧时士大夫的逍遥自适，这种精神特质游离于战争文学坚硬而尖锐的文本之外，并与现实境况保持着恰当的张力和平衡。在《山窗小品》中，张氏多次自叹穷苦，“天下最苦人者莫如病，最困人者莫如贫”，他住漏雨之茅屋，穿敝旧之马褂，为猪肝涨价而忧心。但这些似乎不足以扰其心境，他赏花野外采得之花“花有时得娇艳者，在绿叶油油中，若作浅笑”，他观临窗之茂盛翠竹“雨露之后，枝叶垂头愈深，余每慵书腕酸，昂首小憩，则风摇枝动，若对余盈盈下拜也”，他甚至喜欢上了大多数下江人所厌恶的重庆之雾，“仰视山日隔云雾层而发光，团团如鸡子黄，亦至有趣”。这种对自然景色的风物画式的描写同样遍及《巴山夜雨》之中。在这部散文体的小说里，风景描写以悠闲的姿态衬托人物的心理或引发感兴之思，主人公李南泉在世俗生活甚至在躲避敌机轰炸的时候也时时观察出万物的诗意和画意，不厌其烦地穿插景色的描写。同时，诸如“这很有点诗意”、“点缀得有些画意”、“有点诗兴大发”、“不觉心里荡漾着一番诗意”的感触或叹赏在书中触目可见，令读者生出对世界和存在的感悟和体验。风景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精神实体的某种心境和幻想无不投射在对景色的描写和感受之中，情感丰富的审美融入到寄托灵性的自然之中，自我和审美客体之间达到了本质上的统一，“其心灵与其说面对人类社会，不如说更多的是面向自然，他们直接从自然界的事物那儿选取自己心仪的‘景（scenery），并只是用这些景去谋篇布局，构思诗篇”。张恨水的这种道家人格体现在与自然为侣，体悟着自然和自我的相得之味，获得一份悠意和超然，逍遥和自适，在清风明月、花月山水之中度过漫漫的战争时光。

这种亲近自然、达观豁然、主客体统一、摩挲困苦之境而得清欢的道家心态无不让人想起安贫乐道的五柳先生，体现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道德胸襟和淡泊人格，热爱山林丘壑的张恨水在横流的乱世中兀然营造出饶有诗意的桃花源般的文字胜境和私人乐土。这种对古典道家美学的回归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文言的使用。《山窗小品》不同于张恨水洗练的白话作品，它纯用文言，置之当时的语境无疑是惊人的举动，它至少表明了一种姿态：张恨水已经失去了与新文学诸君争写“抗战八股”文字的兴趣，转而效仿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昭明战乱之中的山水仍有美的存在，“不外是想发现被隐蔽了的美，而认识其真正的价值”，或追随晚明的性灵小品，追求逍遥自适的生存状态，从而挣脱了外部世界的纷扰，通过抒情化的写作为美在战火中寻找到了一席之地。

而张恨水抒情中的“士大夫”趣味更多地体现在《巴山夜雨》描写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敌机轰炸和清贫煎熬的处境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李南泉举手投足和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都带着浓郁的旧式士大夫的情味。他以“保持着一股天地正气”的君子自居而洁身自好，平日所读之书是《庄子》《资治通鉴》《宋史列传》等线装书；众人钻进防空洞躲警报他独独在旷野游山玩水，见美景辄随口吟哦古典诗歌；闲暇时赏听京戏而为之入迷，邀集众邻居在走廊点起蜡烛品着香茗闲话巴山夜雨；更有甚者，他的谋生方式也是古典式的“卖文换钱”（写文稿、为乡绅写寿序）。吊诡的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语境里，这种士大夫趣味竟成了主人公消磨灾难、减轻困苦的独特方式，正如李南泉所言：“敌人不是拿死来威胁我们吗？我们根本就不怕死。你又其奈我何？”。這种人生哲学造就了中国人的韧性，使敌寇试图通过密集轰炸而摧毁中国人意志的妄想归于失败。从此种意义而言，张恨水《巴山夜雨》虽不直接描写抗日军民的正面厮杀，也没有壮怀激烈的呐喊之声，但它所传达的是一种关于苦难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嘲讽了战争的荒谬与丑陋，描绘了中国人对抗战争的多重面孔，也丰富了抗战文学画廊的形象。正是在这一时期，张恨水才开始了文化思考和写作反省，真正摆脱了狭隘的战争文学观念的束缚，摒弃了抗战文学“必须是描写前线英勇的战士、战场、战斗等场面”的僵死的教条和固执的偏见，通过抒情修辞慰情陶性，回应了乱世的癫狂，转而清朗悠然地描写了更为广阔的现实和更为细腻的情态。

三、结语：从双重焦虑到逍遥自适

借由张恨水的抒情转向，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抗战文学的脉络悄然发生了微妙的转移，即从强调文学为抗战服务的体现国家意志和斗争精神的战争叙事深化为文学如何呈现战争冲击和个体存在的多元叙事。在政治诗学向抒情诗学转变的后战争语态之下，重庆战时文学的粗糙和简陋正日益为一种深沉的情感和反思的力量所改变，进而在文学的意义上延续了五四以来伟大的新文学传统。

在重庆文学发生转向的空间里，张恨水的个人习性为他重新寻找到写作的自信和价值，他是一位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对人情美感有着深刻理解的文学大师，当然不满足于只致力于空洞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话语叙事。换而言之，张恨水毕竟是艺术家而非政论家，《山窗小品》和《巴山夜雨》作为异形同构的姊妹篇，以抒情的气质化解了抗战历史的紧张性，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寄托了张恨水战时生活的心曲和生活美学，比起那些棱线凸凹的抗战国难小说，它们的文化和文学价值都是不容小觑的。

参考文献：

[1]李洁非.典型文坛[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8.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